太阳系引力变小，十七世纪全球危机其实生物演化史、人类演化史和人类社会演化史都是用太阳系引力变化写成的。冰川期和小冰期的灾变在生物演化、人类演化和人类社会演化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冰川期和小冰期的灾变是太阳系引力变小的结果。下面就是历史上太阳系引力变小，气候变冷的小冰期导致的“十七世纪的普遍危机”。“十七世纪全球危机”一词，最早出自于英国学者霍姆斯鲍姆，后来在美国学者帕克(Geoffrey Parker)的《全球危机：17世纪的战争、气候变化与大灾难》一书中得到充分的阐述。他在书里讲到，17世纪特别是前半期，世界很多国家都发生了政治变更，而且全球性比过去或者随后任何时代都多。同一时期，暴动、危机在很多地方都出现。首先看和中国距离很远的英国。经过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统治，英国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迅速增加，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先进繁荣的国家。特别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后，一跃成为可以和欧洲大陆国家争雄的强国。但是1642年发生了英国内战。国王和议会发生争执，导致战争。战争持续了十三年，死伤无数，社会动荡。内战结束时，国王查理一世被公审，被处以叛国罪并被绞死。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个君主被人民公审处死的统治者，其他许多被杀的君主都是死于叛乱者、政变者或者入侵的外敌之手。查理一世死后，斯图亚特王朝灭亡，克伦威尔建立了英吉利共和国。在英国内战中，英格兰有3.7%，苏格兰有6%，爱尔兰有41%的人口死亡，接着发生大饥/荒，又死了16%的人口。到了1688年，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率领荷兰海陆军接管英国，英国才安定下去，直到今天为止。这就是著名的“光荣革命”。英国内战不是偶然的。休斯（Ann Hughes）指出：英国内战是17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统治者和人民的众多斗争的一部分。这些斗争包括法国人民一连串的抗争导致王室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的崩溃。在西班牙帝国统治下的加泰罗尼亚、葡萄牙、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都出现了严重叛乱。在瑞典、荷兰和德国，也都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对抗。因此应当把英国内战视为“英国问题”的一部分，而“英国问题”又是“欧洲总危机”的表现。按照梅里曼（Roger Bigelow Merriman）的总结，在17世纪中期的二十年中，西欧出现了六次反对君主的革命，这些革命包括英国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徒革命，加泰罗尼亚、葡萄牙和那不勒斯反对西班牙国王的斗争，法国的投石党（Fronde）运动和荷兰的宪法危机和推翻奥伦治家族统治的起义。法国普罗旺斯，1596—1635年发生了108次民众起义，1635—1660年更多达156次，1661—1715年则达110次。在这样一个仅有60万人的社会，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发生多达374次的起义，颇为令人震惊，以致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指出，近代早期欧洲的农民起义就像工业时代的罢工一样普遍。波兰立陶宛联邦解体崩溃，建立了第一个世界帝国的西班牙王室垮台了，英国出现了叛乱，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都在动荡。俄罗斯当时才刚刚形成国家不久，是当时欧洲领土最大的国家，暴动也此起彼伏。土耳其也出现了反对苏丹的叛乱，而且把苏丹绞死了。瑞典、丹麦、苏格兰、爱尔兰、荷兰也都出现大规模的叛乱。从西欧、东欧到西亚、南亚、东亚都在发生一系列的叛乱。在东亚地区，除了中国， 朝鲜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期连年遭遇水旱灾，经济凋敝，1592—1598年的日本入侵导致的严重破坏尚未恢复，1624年初又发生内战。日本在17世纪前半期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在17世纪40年代，出现了“宽永大饥/荒”（1642—1643年），食物价格上涨到空前的水平，多数人生活在绝望之中。经济衰退导致了社会动荡，爆发了日本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起义，即岛原大起义（亦称“天主教徒起义”）。1650年前后十几年年间，社会动荡出现在世界许多地方，遍及欧、亚、美几大洲。非洲也出现了，但是因为历史记载不多，所以我们看得不很清楚。按照帕克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在1635—1666年间，世界各地共发生大规模叛乱与革命49次，其中欧洲27次，美洲7次，亚洲和非洲共15次（其中包括了中国的李自成起义）。这个时段，和平时期是少数，战乱时期是多数。整个17世纪最不安定的时间就是17世纪中期。从1618到1678年，波兰只有二十七年是和平的，其他的时间天天打仗或者暴动，荷兰只有十四年，法国只有十一年，西班牙只有三年是和平的。在欧洲之外，中国、印度都不断地发生战争，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只有七年是和平的。明朝后期确实内乱不断，但我们也要看到当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发生内乱。所以明朝的危机不能只用明朝内部的原因来解释。若说明朝灭亡是因为阶级斗争和清朝入侵，但当时欧洲暴动那么多，很多国家也都被入侵，这些原因并非明朝独有的。一定有些共同的原因，才会导致这些现象普遍存在，而这些共同原因只有在全球史的范围内才能发现。17世纪总危机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频仍。不仅是各国国内动荡，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大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从15世纪到20世纪六个世纪中，发生战争最多的世纪就是17世纪。我们觉得20世纪战争很多，但实际上战争的次数不很多，19世纪也不多，但17世纪很多。欧洲出现了“三十年战争”，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整个欧洲分为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彼此打得不可开交。战争的主战场在德意志地区，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战争期间该地区饱受摧残，人口锐减。战前人口1600万—1700万，战后降至1000万—1100万，人口损失500万—600万，比例高达 25%—40% 。其中波美拉尼亚被消灭了65%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平民，德国男性减少近半。之后德意志地区也发生一系列战争，如奥地利王室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普法战争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都不曾遭遇这样惨痛的人口灾难。在东亚，明朝和后金/清也打了多年的仗，死亡比例是不是那么高很难说。由此可见，在17世纪，整个世界确实变得非常不安宁。帕克、史密斯（Lesley M. Smith）对这个全球性危机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他们使用世界各地民众回忆记述的有关1618—1680年经济社会危机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运用科学方法来证明当时的气候变化状况，指出革命、旱灾、饥荒、侵略、战争、弑君一系列事件与灾难发生于17世纪中期的世界各地。危机由英国到日本，由俄国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蔓延全球，美洲大陆甚至也受到波及。在1640—1650年，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饥荒、营养水平下降以及疾病的增加。据当时的估计，该时间段世界人口死亡了1/3。而中国的明清易代，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这时的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内乱，也没有出现战争，倒成了不可思议的事。讨论中国17世纪的危机，中外学者也在做工作。他们的许多成果，编成了《清史译丛——中国与17世纪危机》一书。由于中国的危机是世界性危机的一部分，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危机必须要了解世界的危机，否则说不清楚，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明清易代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会发生。全球气候变化：17世纪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要用全球史的眼光看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首先是因为人类的历史本身就是全球性的。有人认为八万年前我们现代人的祖先从非洲走出，三万年前从白令海峡走到美洲，都是在走来走去。所以任何一个民族从来就不会是只在一个地方，而是不断地迁徙移动。因此人类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史，了解人类历史变动的过程中要有全球的视野。当然，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各民族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全球现象。但在支配各民族的生活的各种因素中，有一个因素却始终是全球性的——气候。17世纪全球发生大危机，一个重要的因素是17世纪全球气候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是科学已经验证的。我们在北半球，北半球的气候从14世纪（元朝末年）开始转寒，17世纪达到极点。我们今天怕气候变暖，但变冷危害更大。15世纪（明朝中叶）以来，出现过几个温暖期和寒冷期。16世纪、18世纪是温暖时期，17世纪和19世纪是寒冷时期。17世纪寒冷，明朝走向崩溃；19世纪寒冷，清朝走向衰落。17世纪当时气温比现在平均低2度。平均气温高或者低2度，后果是非常重大的。高2度，喜马拉雅山的雪就要化掉很多，北极的冰原要缩小很多，北极熊就没地方住。17世纪40年代明朝灭亡那段时间，气温达到最低，17世纪50年代也很低。这些是以考古的方式得到的信息，比如从树木的年轮和土壤里的花粉得到的信息。对当时的书面记录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到：中国在1600年左右，进入小冰川时期，变得非常冷。到崇祯时期达到高峰，以后非常缓慢地变暖，一直到康熙二十六年，才恢复到正常的时候。总的来说，明代时期气候寒冷干旱。特别是明代后期的后半叶（万历二十八年至崇祯十六年，1600－1643），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五个小冰河期。因为中国是季风气候，气温和降雨有密切的关系。气温上升1度，中国的降雨线会向从东南向西北推进几百公里；降低1度，则反向后退几百公里。气温和降水是农业的根本。今天在用高科技、农药、化肥、良种的情况下，年均气温下降1度，我国的农业要减产10%。气温变化还会引起农业区域边界发生改变。历朝都在修万里长城，但各朝修的长城的位置差别很大，秦朝的时候天气比较暖，秦朝的万里长城比明朝的万里长城远很多。长城是农耕区和游牧区的分界线，这条线的移动会对中国造成巨大的影响。华北在气温高的时候，降水多，很北的地方也很适于植物生长。在很早的时候，北京是有大象的，因为这个地方有大量的食物，它可以存活。但气候变冷，植物长得没有那么多，而且加上人的活动，中国的大象逐步南撤。明朝气温降低，使得降雨减少，所以旱灾特别多。这是我国的几个气候带，气温变化，气候带也就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南方影响不太大，但对华北影响很大，对蒙古高原影响更大。气温降低了，蒙古高原上的人不能活了，就要向条件较好的南方跑。但当地人谋生本来就不易，又跑来这么多人抢饭碗，当然要抵制，但是如果新来的人有更强大的武力，当地人打不过，只能也向南跑。这样，一波接一波，一波推一波，像滚雪球一样，形成大规模、长时间的人口南迁的浪潮。这条线持续南移，对于中国（特别是华北）的社会经济是灾难性的。在旱灾时候，还会形成蝗灾。明末干旱引起的特大蝗灾始于崇祯九年（1636），主要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及河南开封一带；崇祯十年向西扩展到关中平原，向东扩展到以徐州为中心的山东及江苏北部，然后扩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广大地区；崇祯十一年，形成东西上千公里、南北400公里－500公里的大灾区，并开始向长江流域扩散；崇祯十二年，向北扩展到陕西和陕西两省北部，向南扩展到江汉平原；崇祯十三年，黄河、长江两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个华北平原都成为重灾区；崇祯十四年，华北蝗灾开始减退，但是长江流域蝗灾却继续发展；崇祯十五年，由于气候发生大变化，连续四年的特大蝗灾结束。气候变化还会引起瘟疫的大面积流行。农业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安土重迁。农民在村子里各种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有需要时到小市集买点东西。除了商人和书生考试会经常性移动外，绝大多数人世代住在一个地方，不到别的地方去。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说，在人们彼此长期隔绝的时代，各地居民对不同的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一旦相互接触和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是鼠疫的主要发源地，当地人经常接触这种病菌，产生了抗体，所以他们不怎么怕鼠疫。但是其他地方的人没有这个抗体，一旦老鼠把病菌带到这些地方，就不得了。在14世纪，欧洲就因为鼠疫死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西班牙人把东半球的几种传染病——鼠疫、天花、麻疹都带到那边，印第安人从未接触过这些病菌，没有抵抗力，所以染病即死。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印第安人人口数和欧洲人口数差不多。但是瘟疫和屠杀，使得印第安人死掉90%。明朝后期因为大旱灾、大蝗灾，北方人民大批逃荒。庞大的人群在流动，当然会把各地的传染病传到各地。特别是李自成起义源自陕北，那一带是牧区和农区混合的地方，是鼠疫病的发源地边缘地带。东北和蒙古草原关系密切，也是鼠疫病的发源地边缘地带。因此李自成、张献忠和后金/清的军队进入华北后，也把鼠疫病带过来了。据《明史》记载，从1408—1643年共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的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浙江等。明代名医吴有性说，1641年，疫气大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

事实上，明末大瘟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传到河北，并随着李自成和清朝的军队传到更多的地区。北京爆发鼠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史载崇祯十六年二月“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清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把北城的汉人赶到南城，把北城腾出来给旗人住。汉人被赶到南城，大家都有地方住，为什么？是因为原来的居民都死得差不多了，剩下来的人有足够的地方住，所以。清朝的这个政策没遇到什么反抗。明末天灾和瘟疫最厉害的地方是陕西、甘肃、河南、河北。河南官员郑廉在《豫变纪略》中记述崇祯三年到崇祯十五年，年年都是灾荒。河南是中原的中心，人口稠密。遇到大荒灾，赤地千里，死了很多人。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说：“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

年年有灾荒和兵役，政府还要征税。人们没有东西可吃，只好骨肉相残，开始人吃人了。由于到处是饥民，土匪也横行，村子里连叫的狗都没有了，但官员还要收税。在陕北，情况更严重。一位名叫马懋才的官员在写给皇帝的奏折《备陈大饥疏》中说：“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人民困苦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崇祯皇帝再英明也救不了国家，何况他并不英明。明末大科学家宋应星，总结当时天下的情况说就是“民穷财尽”四个字。全国只有江苏、浙江、福建的情况稍好一点。在其他地方，走二三十里都没有一棵树，加上流寇盛行，老百姓怎么活？欧洲也是这样，一点儿不比中国好，各个国家的老百姓活不下去，只能造反，所以起义、叛乱和战争不断爆发。而起义、叛乱和战争又加剧了本来已经很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