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里屯生活过几十年，对它积蓄了不薄的情感。中年后，工作忙，早出晚归，来去匆匆，与这儿的情感才渐渐地淡了，淡到了只剩下了熟悉。从万千次走过的街巷和楼梯中经过时，也是左手摸右手的感觉。听说三里屯要拆迁，也未撩动我的情感，心想：拆就拆呗，自然规律。可拆迁的传闻付诸为行动，当熟悉的楼盘轰然倒地溅起灰烟时，一种难于割舍的心情才油然而生。这里承载过的人和事，一下在我眼前清晰起来。三里屯社区建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社区分北楼区和南楼区。南、北楼区的分界线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马路，路窄窄的，但很长，西面一直通到幸福二村的粮店前。与这条小马路垂直的一条南北向的小马路，也是窄窄的，一直通到我们北楼区。这条路的两侧是社区的公共设施。路的东侧是三里屯第二小学和菜站；路的西侧是商店，派出所和三里屯一中。路在一中门前有个岔路口，里面是三里屯门诊部和一中的正门。商店和门诊部被居民们昵称为“小商店”、“小医院”。南、北楼区里还各有一处粮店和托儿所，社区布局合理，居民们都感到生活方便。“二小”的东侧是一条马路，马路的北端是使馆区，南端就是海内外驰名的“三里屯酒吧一条街”了。北楼区有二三十个楼盘，多数是苏式建筑，也有简易楼房。苏式建筑多为尖顶四层楼，有两个单元门，两个楼盘间留有一块不小的空场儿。儿时，发小儿们在空场儿上推铁环、玩弹球，玩“攻城”，“官兵着贼”，“骑马打仗”。小小的空场儿，承载过小伙伴们无穷的乐趣。记得“骑马打仗”颇具刺激性。我骑在高年级男生的“马”背上，与另一个高年级男生“马”背上的敌方相互拉扯，人与“马”配合默契。“马”见我拉住敌方的衣袖，就猛往敌方的背后跑，顿时把敌方弄得人仰马翻，这个回合就算我方胜了。空场儿上还经常进行足球赛，没有裁判，终场哨声往往是哗啦一声玻璃响，随即从破碎的窗户里传出责骂声。踢碎玻璃的倒霉蛋在家长的斥责声中回家了，大家也知趣地散了。大雨也浇不灭大家的玩儿兴。遇有雨天，楼道里一堆一伙儿的也玩得兴高采烈。什么老虎棋，拍三角，冰棍棍，都玩得津津有味。下老虎棋。在水泥台上，用粉笔划张老虎棋盘，捡块大一点的石子做老虎，小的几块做羔羊，“虎”和“羊”便周旋起来。规则是羊要成双成对的面对老虎，否则会被老虎隔子一跳吃掉。成双成对的羊羔若把老虎堵在窝里走不动，羊羔们就算赢了。拍三角和冰棍棍，略有赌博性质，发小儿们经常玩得面红耳赤，甚至动手动脚，很不局气。也有出圈的玩法，跳楼梯，比赛谁能从更高的楼梯上往下跳。记得我最高能从五阶楼梯上跳下来，为此还跌破了头。楼里的一位比我勇敢，从几节楼梯上跳下来记不清了，弄了个小臂骨折。“官兵捉贼”是高年级男生们爱玩的游戏。他们人分官、贼两拨，扮贼跑，扮官的追。有的“贼”胆大心细，悄悄躲过把守楼前的官兵绕到楼后，顺着雨水管爬回自家的后阳台。他在家吃过饭后，再到前阳台上嘲笑楼下的“官兵”，当时“贼”的作为令小孩们羡慕不已。承载我们儿时乐趣的空场儿，现已无从寻觅。北楼区后来又建了数栋总参、粮食部和图片社的宿舍，今天仍在，当地标吧。路东的三里屯二小，是第一个写进我人生履历的地方。它在三里屯动迁前，就改建成3·3商业楼了。六年的小学生活，让我对它了如指掌。“二小”是座三层楼，楼后是足球场。课间时，校园里人声鼎沸；上课时，则是读书声朗朗。校园里，你还能听到轻快的风琴声，琴声是从靠近校门的音乐教室里飘来的。教音乐的袁老师，高高的个子，梳两条长长的辫子，她态度和蔼、歌声甜美。教每首新歌前，她都先唱一遍，悠扬的风琴拌着她甜美的歌喉令人陶醉：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我最喜欢上音乐课，歌声、琴声一响，我立马沉浸在诗情画意中。有时歌声、琴声落下，我的思绪仍在梦境里飞扬，飞扬什么，今天已记不清了，总之很美。每次学新歌，袁老师都一句句地教唱。袁老师先唱一句，然后说：“唱”，大家就跟着学唱一句。每学完一首新歌，还要考试。自幼胆小的我，最发怵考试。站起来还没张嘴，两腿先哆嗦起来，唱出的歌声就有了颤音儿，随即教室里就有讥笑声。此时，袁老师便从风琴后站起来对我说：你的嗓音多好呀，放声唱，唱出来！然后又对大家说：“刚才那句他唱得多好呀，是不是？”

同学们齐声答道：“是”。得到鼓励，我的底气顿时足了，就有板有眼的唱起来。考试时，我经常得5分。我最爱上袁老师的音乐课，也开始喜欢唱歌，不仅在班里唱，还在全校唱，遗憾的是最终没唱出个名堂，愧对袁老师了。我工作后，那座音乐教室还在，每次路过时，耳边仿佛还能听到袁老师那甜美的歌声和鼓励我的言语。音乐教室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小商店”是居民们常来常往的地方，前几年改建成超市了，门脸和内饰都漂亮许多，货架上也是玲廊满目，百货俱全。我印象深的还是它六、七十年代的样子：红砖、红瓦、绿门窗的平房，朴素而平淡，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却不平淡。小商店供给社区居民的吃喝，地位与当年家家户户的购货本同等重要，堪比今天的身份证。油、肉、蛋、糖，芝麻酱、瓜子、花生，粉丝、粉条，甚至花椒、大料、碱块等，都要凭证在它那儿限量购买。遇到节假日，小商店内外更是热闹非凡。店内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店外也是队伍林立：卖鱼的，卖肉的，卖豆腐的，卖花生、瓜子的，还有卖猪、羊下水的。当时排队的主力是各家的孩子，大家你为我站队，我为你代买，总是乱哄哄的。买花生、瓜子是孩子的最爱。买回家的路上，不仅手里提着，连衣、裤兜里都装满了花生、瓜子。孩子们吃着、聊着，逗着、闹着。当年嚼花生、嗑瓜子，那叫一个香一个美。今天，花生、瓜子能做出几十种花样，人们还要挑挑拣拣，且吃不出当年的“情趣”。物质极大丰富后有万般好处，但也有一点不足：容易把人惯出毛病。商店对面的菜站则相对冷清，只有卖冬贮大白菜时才热闹一回。路西的三里屯一中学是由学院改建的，设施和师资在当年都属上乘。改革开放后，三里屯一中白天、夜晚都是人头攒动。我下班回家路过校门，看到熟悉的教室仍然灯火通明，看着人们学知识、补知识的热情和气氛，心里只能是惋惜中夹杂着悔恨。当年教德语的王老师，面对迷途中的我们，曾经心痛并中肯的呐喊：“我是老师，就是要教你知识！你们是学生就要好好地学，干什么也要有知识，国家的建设没知识不行！”

他还煞费苦心的，用德语摘录导师的教导：“学习－学习－再学习”，来佐证他的忠言。负有责任感和敢于直言的他，差点做了“师道尊严”的“教材”。这所中学还在，愿同学们多听听老师的告诫，尊重知识，珍惜年华。一中正门旁是三里屯门诊部，俗称“小医院”。它是座二层楼。一楼是内科、注射室、化验室和急诊室；二楼有外科、耳鼻喉科、透视等诊室，居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在这里就诊。内科的金大夫、毛大夫，在大人和孩子们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儿时，看病的情景如在昨天：父母先报上体温，接着诉说我的病状。金大夫耐心听着，到了关键地方还要仔细追问几句，然后，开始用听诊器前胸后背的听，不时让我吸气、吐气。过后又让我躺在床上，在腹部的四周按着，一会儿让我鼓气，一会儿又让蜷起腿来。她边检查边与我聊天：哪不舒服？吃什么啦？这疼吗？态度和蔼、慈祥，让我得到了一种备受人重视的满足感，心病先去了大半，原来看病也是一种享受。此时此刻，我最怕从隔壁注射室里传来哭闹声，不仅扰了我的兴致，还让我想到：下一个打针的是不是我？检查完下了床，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看着金大夫写处方，又跟着去药房，然后悄悄的问父母：我还打针吗？“金大夫说你听话，这次就不打针了”。听到回答，我的心里暗自庆幸。同时想到刚才哭闹的倒霉蛋，应该听话才是。善意的谎言不久就被揭穿了。六、七岁时，我在楼梯上蹦跳，跌破了头，被带到小医院。外科医生擦干了血迹，看着伤口说：“得缝几针”，说得如同衣服上的扣子松了需要补缝几针一般轻松。我听了却如晴天霹雳，哭喊、吵闹着不干，最后还是缝了四针，并打了一针“破伤风”。从此明白了，听话不听话和打不打针没关系。再有一次是上小学六年级，高烧不退，被怀疑为脑炎，住在“小医院”观察。听着毛大夫与其他医生们窃窃私语的讨论：脑炎，抽骨髓检查？病毒性感冒，进一步观察？要不要转院？父母焦虑的看着她们。讨论的结果是按病毒性感冒继续观察。最终我的烧退了，诊断治疗是正确的。金大夫、毛大夫的责任心和精湛的医术，慈祥的态度让我记忆犹新。工作后有了合同医院，到“小医院”的机会就少了。后来感觉：名牌大医院，除了环境好，设备先进外，并没有让人感到特别的地方，倒是“小医院”更贴近百姓，更人性化。小医院的金大夫、毛大夫今天应是耄耋之年了，她们的恩泽印在我的心里。记忆中的三里屯已经作古，透过楼盘倒地溅起的灰烟，我看到了如烟的往事。几年之后，这里将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楼盘，新的人和事。故地，昔人，往事将被渐渐地忘却。十几、几十年后，它同化作烟尘的旧楼盘一般，也会无处寻觅。我把三里屯昨天的十五个“故事”汇集成册，留给自己作为纪念。留给同我一样与这儿有情怀的人作为念兴儿。同时也留给今后在这里工作，学习，生活，但又不知道这里过去的人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2006年1月18日于银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