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一下商籍的问题。　　这个本来不想多说了，因为商籍这种事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但看到很多人一直拿“商人是贱籍”说事，不得不在此普及一下。　　首先，时代是进步的。　　“士农工商”是先秦时期管子提出的理念。　　原文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很显然，这里的“士农工商”是并列的。　　还是国之柱石。　　后来，包含的阶层逐渐演变，但也多用来代指天下之民。　　到了明清时候，已经过去千年。　　而这时候的户籍制度，也并非是“士农工商”这么简单。　　具体我就不说了，只说一点。　　那就是明朝无商籍，清朝也只有一些盐商为了科举附了商籍。　　可能有人觉得不符合“固有认知”。　　然而，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就好比你和人说《大明律》里的条款，但他就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样朴素的法制观念，大概还停留在上古时期吧？　　还有说起进士的年龄，很多人不看朝代。　　只会提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可这是唐朝的诗啊！　　这其中的代际差异之大，我简直无法形容。　　还不能说完全不对，只能说在某种程度上，思想被固化在某个历史阶段了。　　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没能与时俱进。　　现在再说回本书里，薛家的定位。　　原著明白写着“仕宦名家”，我也用我的解读尽量为大家还原了。　　就算不接受也行，可若真有很多人以为有的“低贱的商籍”，这种大家族会被编入？　　但凡薛家的人脑子正常，也不会改成贱籍吧？　　护官符上的“金陵四大家族”，是本省公认的。　　显然顶多只是开始衰落，还没倒台呢！　　我知道，说到这里肯定还是会有人和我杠，　　就像我说原著里，薛宝钗管薛姨妈叫“妈”。　　有人说原著的叫法也不符合古意。　　那我只能说，您是比红楼作者懂古人的。　　“商籍”的结论说完了，那就是：　　在明清时期，相当于没有商籍这回事。　　现在再说说“士农工商”的问题。　　对于“士农工商”，我的观点是：　　封建社会的阶级，不能简单的套用“士农工商”。　　而是该【用辩证的方式，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很多时候，很多事都可以找规律。　　但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铁律。　　“士农工商”无论是定义，还是包含的阶层。　　在千百年来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　　比如商人，肯定有小商小贩路边摊，他们绝大多时期地位都很低。　　但也有皇商，是皇帝的近臣。　　带个“皇”字，那他的地位就会随着皇权而变。　　一般来说都是不逊勋贵的存在。　　除非读书人，开始掌握话语权。　　当读书人开始掌握话语权，那么不止皇商，勋贵的地位也会有所下降。　　因为读书人要的是相权，是和皇权是对立的存在。　　但读书人在每个朝代的不同时段，地位也是不同的。　　比如明朝。　　洪武和永乐都杀了不少读书人，可见读书人也就那么回事。　　反而当时依附皇权存在的权贵，地位就极高。　　永乐开始组建内阁，当时也只是提供施政建议的地方。　　也就是相当于一个顾问团，并没有太多权力。　　到了仁宣之后，国势越发稳定。　　内阁逐渐掌权，开始搞座师同年门人弟子。　　读书人的地位也跟着提升，逐渐掌握话语权。　　这时候依附皇权的权贵，也慢慢被边缘化。　　我要说的观点，也很明显了吧？　　那就是地位高低，就看是谁掌握话语权。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　　【读书人的地位高不高，看相权是否压过皇权。　　皇商和勋贵的地位高不高，就看皇帝是否集权。】　　现在再说回本书的背景。　　作者结合原著，写的是王朝第三代。　　我也在书中明确写过，此时正处于转型的拐点。　　读书人的地位开始上升，开国勋贵的地位逐渐下降。　　但是，这个是大趋势，还远没达到读书人压制勋臣的地步。　　如果是凸显读书人的身份，非要说皇商、勋贵地位低下。　　那这个背景设定，就应该在王朝中后期。　　只有这样才合理。　　这就是作者想说的，结合大背景看“士农工商”地位。　　如果看到这里，您还觉得有问题。　　比如某些人高喊着：　　“士农工商不是开玩笑的”　　“作者你不懂士农工商”　　“你根本不懂历史”　　那作者只能说：　　很遗憾，是我费力不讨好，没有按照您的固有认知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