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镛去世以后，刘安江的经商之道，相比父亲刘镛眼界更为远阔。他不仅继承了其父在南浔的生丝出口贸易和淮扬的盐业，而且在上海涉足房地产生意，先后买下了上海市区和租界多个黄金地段的房产和土地，用以出租生利。后来，刘锦藻又进一步把家族的事业从江浙地区推向全国，在武汉、长沙、杭州、南通和南京等地投资船运、电力、铁路和茶业等实业；在通州大面积购买河口海边滩涂，围海造田，建立垦牧公司；与张謇合办上海大达轮埠公司；在武汉投资兴建了汉口水电厂等。同时，1901年，因为捐资给清政府以赈陕西灾荒而被朝廷加封为五品京堂候补。同年写成《清续文献通考》400卷进呈，赏内阁侍读学士衔。但他始终不忘公益事业。湖州购地之事，谈判没有结果，湖绅们又聚集在一起商议：刘安江道：谈判无果，只有走法律之道。湖绅们纷纷赞成，决计将南监理会和韩明德告上领事法庭。他们公举沈瑞琳、俞恒农、沈谱琴和周廷华四人为全权代表出庭起诉，聘请古柏（White Cooper）为代理律师，并于1906年2月19日正式向杭州领事法庭提交诉状。诉状中指出：原告四人是湖州士绅正式授权的代表，按照中国法律和传统，士绅有责任也有权利去保卫贡院、校场、庙宇、圣庙等周边的财产和土地；湖州之尊经阁、颜鲁公祠、曹孝子庙、敬一亭和绎志亭等建筑全部位于本案所涉之土地中。湖绅的诉讼策略是以许鼎霖合同为基础进行争取。他们指出：潘慎文及律师佑尼干作为全权谈判代表，已经在合同上签字承诺退还土地；但韩明德拒不履行合同，构成了违约，给原告的利益造成了损害。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履行许鼎霖合同，退还土地和先前支付的1000两上海规元，并且偿付原告1000元的损害赔偿金。韩明德在答辩状中称：被告方获取上述土地，完全是合法的、符合中美条约的，其在湖州购地的所有过程，包括从向县令表达购买意向，协商购地事宜，发布通告，到最后获得土地，并且改善、整修土地，在边界构筑环墙，湖绅们都是知晓的，但原告从未提出过任何抗议。韩明德进一步指称：湖绅们直到此时才提起诉讼的目的，是故意在给教会找麻烦。就是要妨碍和打断南监理会在湖州的建设进度，这给被告方造成的损失至少达5000元。韩明德又道：我本人和毕立文并未在该合同上签字，因此该合同对其并无约束力。1906年3月15日，美国驻杭州领事云飞得正式开庭审理此案，他基本采纳了韩明德关于购地和合同效力的说法，同时指出原告并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前述争议土地是文庙之产业。据此，云飞得判定：根据中美两国的正式条约，南监理会，和美国的其他差会一样，有权在湖州城永久性租房买地，在中国境内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当他们正确地完成了购地程序，获得了土地，即有权获得该土地之完全之支配，排除任何性质之干扰和妨害。这一判决完全驳回了湖绅之诉求，一切交涉又回到了起点。浙江省官员和湖州绅民都认为云飞得不实地考察丈量，只听韩明德一面之词，一意偏袒。随后，湖绅再次聘请律师担文（Drummond）等三人向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提出上诉。而韩明德胜诉之后，在土地上加紧施工，湖州民众益加不满。3月23日左右，湖绅呼吁举行一场大型集会，抗议杭领之审判结果，舆情愈发紧张。柔克义收到上诉后，以其无审判权为由婉拒了该上诉。不过他特地向原告律师强调，此案早已离开合同之范围，进入法律领域，在调停书中他称：“本署以驻杭美领事之判断合乎法例，自应承认。当时原告既与被告涉讼，亦应遵照。本署业将当日审问时各见证人供词详细察核…”，这表明即便他再次开庭，其审判结果可能也是一样。然而他也深知，如果此事久拖不决，教会分毫不让，民众对教会的愤怒日积月累，湖绅们的和平集会，可能就会以杀教士、毁教堂的惨案收场---这在晚清本是屡见不鲜的。在原被告双方的委托下，柔克义表示他将“秉公调停，两不偏袒”。柔也通过外务部要求浙江官员安抚湖州民众，“勿过于激切致有暴动”，另一方面也力劝韩明德暂时停工，局势暂时缓和。1907年3月29日，柔克义做出裁决，要求教会退还圣庙东西两旁之土地共计8亩左右，退还许鼎霖合同时交付的1000两规元，但在圣庙之西应当保留一条二十英寸宽的公路，使教会能从其东南门，直通府学前面之官道。柔克义误以为韩明德所占之地只在围墙以外，故只是将圣庙两旁之地归还，其本人也未亲自履勘，仅派使馆副翻译前往湖州了解情况。对湖绅而言，这一结果比许鼎霖合同还不如，更难以承认。裁决出台后，韩明德即在圣庙之西兴工筑路，愈动公愤。1907年4月，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在上海召开，南监理会会督韦理生（A.W.Wilson）也前往出席。湖绅抓住机会，请张增熙为代表赴上海向南监理会高层详细陈述此案。随后韦理生派蓝华德为全权代表，与柏乐文（William Hector Park）同赴湖州与士绅进行谈判。蓝柏二人与湖绅代表亲赴海岛地界履堪、丈量。时值大雨，众人跋涉于泥泞之中，不辞辛苦，至此蓝华德方知韩明德占地之真相。随后双方磋商两日夜之久，终于达成协议（以下简称蓝华德合同）。合同规定，以学宫之西的天宁寺东南墙角为起点，向北作一长290英寸的直线，自线北端折而向西直至东墙的长方形区域，尽归府学；在靠近天宁寺墙东的之直线上，湖绅情让一条宽二十英尺之马路为公用，以便教会地产之东南门在迁移至靠经天宁寺东北角的地方后，能够出入方便。此次索回的土地比许鼎霖合同的二十亩之数还要多，先前“赠与”教会的一千两规元亦被索回，湖绅只需支付500鹰洋作为教会拆除建筑之补偿，并退还教会原先的400元地价。刘安江等湖绅还认为该合同条款用语非常得体，显示出了双方的平等和善意，蓝、柏二人对此结果也甚为满意。然而教会内部对此合同并未达成一致。许鼎霖合同谈判中韩明德尚且作为代表之一出席，而潜园谈判中，当初在湖州购地的三位当事人韩明德、潘慎文和衡特立（J.H.Hendry）都未能参与。韩明德认为：我乃是法人。教会越过我直接与湖绅议定合同，乃是不合法之事，违背了当事人的宗旨。而且，这个结果事实上将让湖州人认为我是不道德的，完全将湖州民教不和的责任完全指向了我我不能接受。合同议定后，刘安江道：我们界限上构筑围墙，以防到时有口难辨，说不清楚。可衡特立和韩明德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是不法之事。湖州绅民异常愤怒，遂号召湖州府七县商民举行集会，抗议韩明德之悔约行为。浙江巡抚增韫深恐集会酿出杀人、毁堂之举，因此极力向民众劝慰，表示已派官员与美国领事进行交涉。并对刘安江道：你乃是湖州绅民中具有影响力之人，理应劝慰民众，切莫轻举妄动，以免贻人口舌。刘安江也对湖州民众再三劝慰，道：我们有的是时间，拖而不决，对他们毫无益处，闹出事来对大家不利。我们还是采取合法途径解决此案。经过仔细商议，湖绅决定将此案诉至新成立的美国驻华法院，时人称之为“美国按察署”。1907年11月19日，湖绅公举刘安江、沈谱琴、张增熙、俞恒农四人为全权代表，聘请律师佑尼干，正式向美国驻华法院提交起诉状。不同于1906年的杭州领事法庭起诉，此次诉讼湖绅是以浙江洋务局的名义提出的。《新朔望报》特地引用宪法学理论来解释：“按国法学，凡国家版图内置土地水面，未属于个人之所有者，或既为个人之所有后，而其所有主消灭者，即属国家之直辖。南监理会所占之地，既系公地与荒地，即我国家直接所有，应由我国家官吏出面控告。”

关于诉讼策略，佑尼干律师提议应当向法官申请调取契约文书，丈量土地，教会占地之事自显。浙江巡抚和洋务局王丰镐建议，应当以蓝华德合同为基点争取权利；因为合同是由湖绅出面所签订，若抛弃合同，或直接由官员出面，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时隔一年后的1908年10月22日，美国驻华法院终于开庭审理此案。原告方刘、张、沈、俞四人，作为湖州地方政府、湖州士绅、民众之代表，经浙江省巡抚授权认可，出席庭审，被告为美国南监理会中国委员会董事会成员潘慎文（A.P.Parker）、韩明德(T.A.Hearn)等六人。双方庭审辩论的焦点主要有二，其一是韩明德占地之总数和未经税契土地之数量，其二是蓝华德合同的有效性。原告方认为：韩明德总计圈占一百亩土地，其中五十亩属于归中国政府所有的公地或荒地，被告之获得前述土地并无合法契买行为；但被告不顾原告之警告，非法进入上述土地，拆除建筑，建造房屋。其二，原告方与南监理会代表蓝华德、柏乐文签订之合同，业经该会会督韦理生之批准，被告却拒绝执行。据此，原告要求被告遵守蓝华德合同，同时请求法院派人实地丈量土地，向被告调取地契，以保证审判之公平。韩明德在庭审中承认：被告所占之地总数只有85亩，其中涉及到原告所称的中国政府的公地或荒地的，总数不过12亩，且经过地方官员两次公示出卖而合法获得。至于原告所称的未经契买的50余亩土地，韩明德称这部分争议土地事实上只有27亩。而且他坚持称，这些土地都是荒地，其上并无任何建筑物；在被告修建围墙前直至建成医院时的长时段内，从未有人向他提出过任何形式的抗议。韩明德强调，经过了合法之契买和中国官府之通告，按照中美条约和惯例，被告方获得了上述85亩土地之全部支配权。关于蓝华德合同，韩明德认为原告在谈判时采取了欺诈和“恐吓”的手段，违背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他称，原告以两块刻有铭文的石板来证明前述土地属于孔庙地产，欺骗了蓝、柏二人；原告还宣称，如果谈判失败，会引发湖州人民对教会的暴动（教案），这些都导致蓝、柏二人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被告律师林文德（E.P.Allen）则称，韦理生会督之权威性和其对蓝、柏二人的授权性质值得商榷，因此该合同之效力存疑。庭审辩论到此告一段落，法官宣布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