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朝时，细心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往常排列在众官员前列的右丞相夏平安，却没有来上朝。昨夜已经得到我提前通知的蒋伯伯，当然不会吃惊，但他也不愿意声张，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夏平安是挂冠而去的。右丞相夏平安居然也失踪了，现在还下落不明。这一个坏消息，如同一场看不见的瘟役般，迅速地在京城临安府的朝野之间汹涌蔓延开来。有的人在愤慨地诉说、有的人在恶意地嘲弄、更多的人是在失望和悲愤着。一时之间，京城上上下下，宫内宫外，各种各样的谣言开始甚嚣尘上，京城里顿时人心惶惶，混乱不堪。在那之前，尽管尸位素餐的夏平安，也曾经遭受到一些言官弹劾他不堪大用、遇事毫无谋略等等的批判。当初，夏平安还是身居“六君子”之首，在这个虚名闪耀之下，许多濒临绝望的达官贵人们，还是一味地在心底深处对他们抱有一丝期望。如今已经彻底陷入了绝望境地，完全无能为力高官显贵们，受到夏平安这种无情的背叛，他们的愤怒情绪，立刻就沸腾高昂起来。“大齐之历史可要成为后世的笑柄了。最后的两任左右相，居然都联袂投敌。”

“我们大齐国彻底没戏了，再不早点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啊”。“是啊，早日投降说不定还有一场荣华富贵呢,我们也投降去”。于是，达官显贵们，从北门出去直投燕军大营的，每天都络绎不绝。守卫北门的士卒也都睁只眼闭只眼，并不加以理会。苗子才和李明瑞的踪影也从临安府消失了。不过这两个人，并没有遭受到“潜逃”之非难。他们二人虽然未被告知二王之脱逃计划，但是却在得到消息之后，毫不迟疑地追随在后，朝着南方直奔而去。苗子才和李明瑞这一蒋一武之二人，绝对是以后在南方，东山再起的齐室朝廷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对于这一点，任谁都能预测得到。李明瑞出在离开之后，才将自己的行动计划以书信告知蒋伯伯。“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让我同他们一起走呢？”

得知苗子才与李明瑞也离开临安的消息，蒋伯伯不禁对我发起了牢骚。他有些想不明白，明明拥有他们都拥有相同的目标志向，但是却无法参与他们的统一行动。翌日，正月十九日。蒋伯伯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史。的国防大臣都是兵部尚书，但是枢密史之地位却更在其上。这个职位可算是掌管军事的副丞相。蒋伯伯在四十一岁之时，就已成为政治和军事之最高统率者。从表面上看来，此刻大齐国已经再也没有比此更高之荣誉了。然而可惜的是这个荣誉却不是为了与燕国军队作战所赋予之地位，而是在降燕使者之身份上，为求形势地位之对等，所做出的人事任命。风雨飘摇的朝廷，此时任命蒋伯伯出任这个无人愿意担当的右丞相，是想让他出来收拾这个残局，并代替夏平安去燕营接洽投降的事项。而蒋伯伯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个烫手山芋，则自有他的考虑。自从十九日以来，蒋伯伯亲眼见到，临安城外有大量燕军的铁骑在趾高气扬地往来驰骋，耀武扬威，好象很不可一世的样子。其中有一支燕国军队已驻扎在城郊的榷木教场，齐朝的许多兵将纷纷前往那里投降，而软弱无力的朝廷，此刻已经完全无法制止他们的叛国行为。城中百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朝廷里一派混乱，简直是国已不国了。蒋伯伯的义兵力又在富阳，来不及调回。就目前这种情况看来，如果他再不想办法，就彻底来不及了。于是他最终决定他意当右丞相，就是想利用这个职务，为挽救败局再作一下努力。朝廷要他出使燕营，朝中的大小官吏也都无耻地恳求，要蒋伯伯前去燕国军营谈判，以保住他们这些达官贵人的性命。蒋伯伯在国事危急的紧要关头，不顾我的劝阻，竟然同意代表大齐国作为使者出使燕营。他认为：“第一，大齐国的国事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我个人当然不可能只顾惜自己的生命；第二，孔智松好歹总是燕国的三军统帅，总得讲点道理，自己可以用语言打动他，也许能取得讲和退兵的结果；第三，我也可以借机窥探燕军的虚实，归来好研究对付他们的策略。他还有些天真地提出，自己可以辞去右丞相的官职不拜，只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前往。这就可以表明我蒋伯伯是没有议和、议降的权力，不是来谈投降事宜的。跟随蒋伯伯身边的我坚决反对蒋伯伯出使燕营，他说：“我知道孔智松这个人，他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蒋伯伯，此去他们是不会让你脱身的；再说，你老人家此刻离开了临安，朝廷也就失去了主心骨，还有谁还能支撑这个危险的局面啊？”

然而，蒋伯伯有些一意孤行地没有听这样的劝告，朝廷的其他人更不可能会听我的意见。太后命蒋伯伯和左丞相吴坚、同知枢密谢堂、安抚吴余庆、中贵官邓惟善出使燕营。蒋伯伯大步走出朝门，他想，在这些人里，敢同孔智松进行斗争的也就是他了，自己肩负着重担，不能怕威胁，也不能受利诱，一定不辱使命。然而，蒋伯伯错误地估计了凶残成性的燕国人，将他们看得太简单了，他更是低估了孔智松的无耻：燕齐交战多年，现在燕兵已在京城门口，怎么会有说服他们退兵的可能呢？以往出使燕营的人没有被扣留过，那是出使的人没有把对方惹怒，而蒋伯伯慷慨燕辞，触怒孔智松，他们怎肯放他回去，又怎能让他窥探虚实呢？这种深入虎穴，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而此举脱离实际，实属下策，以至后来连他自己也后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