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志平是丘处机之后的全真教第六任掌教。尹志平，字太和，出生于1169年。尹氏家族本是“沧州大族”，后迁到山东莱州(今山东掖县)。尹家是儒学世家，尹志平的先祖曾经有七人登进士第。尹志平自幼便有着异于常人的禀赋。3岁时，便能“见闻之事，耿耿不忘于怀”，5岁入学，便“能记《孝经》《论语》二经，虽使日记千馀言，犹有馀力”，可谓是个神童。 虽然以学习儒学开蒙，家族又是以儒传家，但尹家也有阴阳学的家学传统，尹志平的祖父深谙此道。尹志平受其影响，生来“清明气贯，性与道合”，乃至于志向也不再是学儒入仕，而痴迷于玄学。少年日常所思，都是“祖先悠悠，不知所往，人之有死，亦自不知所归”的问题，经常“坐于大桑之下，仰观俯察”，以至于“心思惘然”“不觉心形俱丧”。 14岁的尹志平，遇到在潍阳行化的“全真七子”之首丹阳子马钰，就想跟从马钰出家修道，但家人极力反对。尹志平从家中逃出，跟随马钰，但马钰不过一年便去世了，尹志平只能自己修炼。19岁时，他被家人强行召回，锁在房中逼其放弃修道之念。可尹志平坚决不改修道志愿，多次逃出，父母见难移其志，只得答应他出家。19岁的尹志平遂走出家门，拜在全真七子中长生子刘处玄门下，成为一名道人。修道过程中，尹志平虽然求教于全真七子马钰以及刘处玄，但并未正式拜师。直到1191年，22岁的尹志平拜长春子丘处机为师，被收为入室弟子，这才算正式进入全真教。 丘处机对这位极为聪慧的弟子寄予厚望，要求他“出入虽跬步，尝裂心，尔宜精进体之”，对他“特器异之，付授无所隐”，将道法真传倾囊相授。尹志平不但受业于丘处机，而且四处巡游，在山东各地行化，先后问道于全真七子之中的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王处一与他“握手谈道，授以口诀”，郝大通更是为他解说《易经》，传授他“皆世所未尝闻”的心法。 可以说，全真七子中最有道行的马、丘、刘、王、郝五位都指导过尹志平，所谓名师出高徒，合五位名师之力，尹志平很快便“真理融会，心光烨然”，其声名也传布四方，“道业日隆，声价大振，四方学者翕然宗之”。金朝潍阳千户完颜龙虎，更是将自家花园捐给尹志平修建道观驻锡，尹志平遂有了自己主持的道观“玉清观”。 作为玉清观住持，尹志平以身作则，“领从耕稼，竭力管谷师友”，从而获得老师丘处机的赞赏。尹志平主持玉清观期间，丘处机长期寓居于此，师徒二人关系更为亲密。 当成吉思汗请丘处机西行之时，最终促成丘处机应召的便是尹志平。成吉思汗的使者刘仲禄是通过尹志平才得以见到丘处机的，所谓“非先见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在尹志平“将以斯道觉斯民，今其时矣”的劝谏下，原本“金宋聘命交至，皆不应”的丘处机才“决计北上”。丘处机启程西行时，尹志平更成为随行十八弟子之一。 西行路上，尹志平是丘处机的重要助手，一路照顾着古稀之龄的师父。西行结束，回到中原后，尹志平没有和老师一起居住在燕京，而是继续在山东等地传教，并正式获得了“清和真人”的道号，从此被尊称为清和子。 尹志平不仅是丘处机宗教上的弟子和传承者，在政治上也是老师最坚定的追随者。他坚持用宗教教化统治者，并利用宗教身份尽力去拯救战乱中的生灵。1223 年，山东出现民变，蒙古朝廷准备出兵征讨。丘处机“闻山东乱，国兵又南下”，于是让尹志平前往招慰：“彼方生灵，命悬砧鼎，非汝莫能救。”
尹志平在山东有着崇高威望，因他的招慰，各地百姓“闻者乐附”，从而“所全活者甚多”。虽然尹志平不是丘处机的大弟子，跟随丘处机的时间在弟子中也不是最长，但他的修为却在丘门弟子中是佼佼者。因此，丘处机希望他将来能担起教门之责，“吾宗教托付，今见人矣”。 丘处机去世后，因大弟子赵九古已先于他去世，因此留下遗命，让二弟子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但宋道安年事已高，因此推举尹志平为掌教：“吾老矣，不能维持教门，君可代吾领之也。”
尹志平虽再三推辞，但因教众合力劝进，遂继任为全真教第六任掌教。 尹志平执掌全真教后，全真教又上了一个台阶。他完善了全真教传承脉络，设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郝大通、王处一、孙不二七位前辈灵位致祭。这与过去教内普遍只承认“四子”（即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为王重阳的嫡传弟子不同，他将郝大通、王处一和孙不二与“四子”平等对待。 这么做的意义，赵卫东的《金元全真道教史论》中指出：“这无疑有利于增强全真道各系弟子对教团认同感，也利于增强他们对长春宫祖宫地位的认同”。正是从尹志平开始，后世为人所熟知的“全真七子”才正式形成。 1232年，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御驾亲征，讨金朝之河南。凯旋而归时，尹志平率道众到顺天（今河北保定）相迎。窝阔台在行宫内接见了尹志平，“赐座宣慰，谆复良久命退”。窝阔台像其父成吉思汗尊敬丘处机一样，对尹志平相当尊敬。 1235年，窝阔台修建的都城哈剌和林建成，窝阔台汗下旨命尹志平、李志常选高道到哈剌和林传教：“皇帝圣旨道与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识李志常：我于哈剌和林盖观院来，你每拣选德行清高道人，教就来告天住持。仰所在去处赍发递送来者。”
这昭示了蒙古汗廷承认了尹志平的掌教地位，也意味着新任蒙古统治者延续了成吉思汗对全真教的支持政策。 1233年春，尹志平前往北京路讲道、作醮，所过之地，“官庶出迎，望尘罗拜，以为希遇”。北游讲道回到燕京不久，尹志平又西入秦晋传教。 在山西，他将崞州神清观、沁城神霄宫、平遥太平兴国观、忻州通仙观、定襄重阳观、前高山玉虚白云洞、平阳玄都观等宫观收为全真教道观。他将全真教势力大为扩张，使山西当地的全真道教众人数和宫观数量飞速增加，百余县中几乎均有全真道派在活动并建有道观。 进入陕西后，尹志平感叹：“诸路宫观，绰有次弟，独终南祖庭荒废，无人修葺。”
他开始着力恢复全真教祖庭，经过努力，终南山全真教祖庭灵虚观得以恢复。大量宫观如终南山上清太平宫、楼观宗圣宫、骊山华清宫、重阳成道宫、华山云台观等等，被修复和重建，以辅翼祖庭，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祖庭宫观群。陕西又成为全真教重镇。 传教修观的同时，尹志平还集中教众力量，编修《道藏》。从1237年开始，他派人四处搜罗遗佚道经，由其弟子秦志安于平阳（山西临汾）玄都观总其事。秦志安在平阳玄都观和李志全等人，将三洞四辅万八千余篇道书校雠补订完整，并立二十七局，役五百多工，经过7年努力，于 1244 年编纂完成。 新《道藏》共计七千余卷，增入“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绎仙、婺仙”及全真道各祖师的文集、语录及道典，仍称为《玄都宝藏》。《玄都宝藏》经板初藏于平阳玄都观，后来纯阳万寿宫落成，经板才移入其中。当时刻印一百二十藏，分藏各名山大观。 《道藏》的编纂完成，不但昭示了全真教是道教正统，而且为文化传承贡献甚大。民国大学者陈垣先生便认为，《道藏》的编纂“将以承道家统绪，留读书种子也”。 尹志平对全真教发展居功至伟，但他毕竟是修道之人，“素厌冗剧，喜山林”，对于掌教之职有不堪重负之感。 当年丘处机去世时，全真教众借着葬礼，扩大丘处机驻锡的长春宫。但在修缮观中处顺堂时惹了大祸，因其中壁画有老子西行化胡的内容，被人诬告为“绘事有不应者”，是对蒙古皇室不敬，结果导致尹志平被捕。 所幸尹志平的副手李志常挺身而出，指出尹志平只是负责传道，而教中具体事务是由自己主持，“罪则在我，他人无及焉”，主动代替尹志平入狱。李志常每年都要前往蒙古国都哈剌和林，与蒙古皇室交往甚密，被尊称为“仙孔八合识”（师尊）。经他斡旋，尹志平才被释放，全真教与蒙古汗廷的这次冲突也不了了之。 以此事可以看出，尹志平注重于传道弘法，济世救民，并不热衷政治，也缺乏应变能力。他曾说：“自黄帝玄元以来，未有今日道门隆盛，若大明照宇宙，熏风遍区夏，实自我重阳札之，长春恢弘之。吾本乐幽栖，不交涉世务，每痛暂忝窃法席，有年于兹，宜当急流勇退。”
因此在完成众多大事之后，他屡屡请辞掌教。 1235年，尹志平写信给师弟冯志亨，指出：“予年迈而往矣，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况四时之序，功成者去，未成者来，汝当果断，时不可不顺。”
他打算把掌教之位传给冯志亨。 冯志亨字伯通，号寂照，是丘处机很信任的弟子之一，也是尹志平任掌教时的重要助手，以才德见称于士人。但与李志常相比，冯志亨自感大有不如。李志常管理教中事务已十余年，“知之者不惟玄门道众，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是必然的掌教接任人选，“岂人私意所得而可否哉”？冯志亨坚决推辞，尹志平遂决定将掌教之位传给李志常。 因为教众的反对，请求“姑待岁时”，尹志平又任掌教三年。1238年，尹志平终于说服了教众，正式让位，于“上元日，作大醮，授大宗师法印”于李志常，自己隐居于五华山。 退休后的尹志平偶尔云游传教，主要还是住五华山和大房山，往来于五华观和清和观之间，游山戏水，隐逸山林。这样清静无为的生活更符合他的性情，在《身退三绝寄燕山同道》诗中，他写道：“心退应当即有年，而今身退两俱全，玄玄妙妙忘谈论，净净清清合自然。”
他对闲适生活相当满意。 尹志平虽不再是全真掌教，却是当时道家第一人，朝野公认的“真人”。每做道场，就会“四方道俗云集，常数万人”，一旦出行，便是信众“原野道路设香花，望尘迎拜者，日千万计，贡物山积”的景象，影响力丝毫不减。蒙古朝廷也不会忘记他，在他81岁时，“特旨赐清和演道玄德真人号，又赐金冠法服，改观为宫”。在丘处机的道观被成吉思汗敕名为“长春宫”后，尹志平也得到了相同的待遇。 太宗十二年，太傅移刺宝俭和京兆总管田德灿帮助终南道众大事会葬王重阳，再次遣人入京，迎请尹志平往终南主持葬事。冯志亨随行，自燕京至关中沿途3 000余里，修复道观100余所。葬事完毕后，尹志平又参访了楼观等处宫观，至冬还京。 定宗三年春，特旨赐“清和演道玄德真人”号，又赐金冠法服。 宪宗元年春尹志平逝世。 中统二年，诏赠“清和妙道广化真人”。 至大三年，加赠“清和妙道广化崇教大真人”。继任掌教的真常子李志常是“通明中正，学问该洽”之人，且对发展教务更为得心应手。他使得全真教“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莫，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甚至“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焰隆盛，鼓动海岳”，可谓是烈火烹油，风光无限。 然而，李志常过于注重于实务，为了保持全真教的独大地位，对日益崛起的佛教过于打压。他不但纵容各地弟子侵占佛寺，还大力鼓吹《老子化胡经》，刊行《老子八十一化图》，将佛教说成是老子西去教化胡人产生的宗教，即所谓“佛本因道而生”，希望将佛教压制于道教之下。 全真教因为势力过于膨胀，已经受到蒙古皇室猜忌。而这种打压佛教的行为，也受到主张各教平等的蒙古皇室的不满。尹志平去世4年后，1255年，蒙古第四任大汗蒙哥主持了一场佛道大辩论。 此次大辩论参加者共达七百余人。佛教一方以少林寺雪庭福裕禅师为代表，参加者有“那摩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大理国僧、汉地中都圆福超长老”等三百余僧人。道教一方则以全真教张志敬为首，计有“道士张真人、蛮子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道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二百余人。 此外，儒士姚枢、窦默、廉希宪、张文谦，以及蒙速速、没鲁花赤等二百余人也列席了大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证义”。大会确定由佛道双方各出十七人参加主辩，规定处罚为：“僧家无据，留发戴冠，道士义负，剃头为释。”
辩论以全真教的失败而告终。具体的辩论过程不得而知，因为全真教的辩论言论没有记载，《至元辨伪录》只记载了佛教徒对道教徒的诘难，以及忽必烈与姚枢等人的助阵。可想而知，这场辩论是皇室、儒家和佛家一起对道家的围攻，即使丘处机、尹志平在世都未必能够应付，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既然败北，全真教不得不焚毁大量诽谤佛教的经书。按照《至元辨伪录》记载，如《化胡经》《犹龙传》《太上实录》《圣纪经》《西升经》《出塞记》《帝王师录》《三破论》《明真辨伪论》《辅正除邪论》《十小论》《辟邪归正论》《龁邪论》《三光列记》《三教根源图》《道先生三清经》《九天经》《赤书经》《上清经》《赤书度命经》《十三虚无经》《藏天隐月经》《南斗经》《玉纬经》《灵宝二十四生经》《历代应现图》《历代帝王崇道图》《青阳宫记》《纪胜赋》《玄元内传》《楼观先生内传》《高上老子内传》《道佛先后论》《混元皇帝实录》《十异九迷论》《钦道明证论》《谤道释经》《五公问虚无经》等数十部道教经书在悯忠寺正殿之西南筑台被烧毁。 这次打击对全真教而言已经算得惨重，但与25年后的第二次佛道辩论相比，又是小巫见大巫。1280年，此时元朝已经建立，元世祖忽必烈再次举行了佛道辩论，全真教再次败北。结果被下令“除老子《道德经》外，随路但有《道藏》说谎经文并印板，尽宜焚去”。 两次失败，两次焚经，许多道教经典就此失传，这对道教书籍在后世的流传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后来明朝刊印的《正统道藏》卷数比《元藏》卷数少了二千五百卷，可见损失之惨重。 尹志平推崇“三教合一”，将儒家仁爱为本兼善天下学说，以及佛教善恶轮回报应义理引入道教。他虽大力发展自家教门，并不刻意打压其他宗教。其后继者不肖，忘记了“悟万有皆虚幻”的教义，乃至于争强斗胜，结果惨遭打压。全真教失去了独尊地位，尹志平苦心编纂的《道藏》也因此惨遭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