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生于法国北部皮卡迪的努瓦荣。父亲曾任主教的秘书，颇有名望。母亲系堪布累一旅店主的女儿，不幸早逝。加尔文曾在努瓦荣一个贵族家庭里受启蒙教育。1523年8月，努瓦荣流行鼠疫，加尔文随贵族子弟赴巴黎，就读于巴黎大学的马尔奇学院。后来，他又进入拉伯雷学习过的巴黎大学蒙太古学院深造。这时，路德宗教改革之风已吹进古老的学校校园，有人表示支持，学院领导则加以反对，斗争激烈。1529年，一位支持路德的学生领袖竟被焚死。这场斗争不能不使加尔文受到影响。1528年，加尔文毕业，获文学硕士。他本想攻读神学，迫于父命改学法律。1528年3月，加尔文进入奥尔良大学，就教于著名法学家雷图瓦尔，并开始用人文主义观点研究法律。1529年秋，意大利人文主义法学家阿尔恰提来法讲学，加尔文长途跋涉去布尔日听讲。他依然不忘情于神学，跟随路德的支持者、德籍教师韦尔马尔学习希腊语，研究《新约》。1531年5月，加尔文的父亲去世，他决定去巴黎专攻神学。他在巴黎研究了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圣经》，要求按照古代基督教的面貌改造罗马教会，逐渐倾向宗教改革。最迟不晚于1534年秋，加尔文终于成为新教徒。有两件事可资证明。一件事是，1533年11月1日，加尔文的密友科普在巴黎大学演讲，公开引用德希德里·伊拉斯莫和路德的话为信仰得救辩护。巴黎当局疑惑加尔文是起草人，下令追捕和抄家。加尔文只好逃离巴黎。另一件事是，加尔文的表兄、新教徒奥立韦唐译《圣经》为法文，于1535年初出版。1534年秋，加尔文为之作序，公开支持受迫害的新教徒。1534年10月，加尔文逃到巴塞尔，化名卢卡纽斯，继续研究路德派的著作和《圣经》。巴塞尔商业发达，学者云集，号称瑞士的雅典。1536年3月，加尔文在巴塞尔出版他的名著《基督教要义》。此书初版时仅六章，到1559年最后修订版时达八十章，篇幅为初版的五倍。虽然加尔文对最后修订版仍不满意，但它不失为他毕生研究新教和在日内瓦从事宗教政治活动的全面总结，是宗教改革时期一部影响最大的新教百科全书。1536年4月，加尔文去意大利访问。由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同德皇查理五世的战争重新爆发，加尔文打算绕道回巴塞尔或斯特拉斯堡，于1536年7月来到日内瓦。加尔文在这里恰巧遇到老友法莱尔，经老友相劝停留下来，于是，原来只是偶然路过的日内瓦，竟成了后来加尔文宗教改革活动的大本营。此后，除了有三年多的时间（1538年4月—1541年8月）因市民中的保守分子掌握了政权，反对激进的宗教改革，加尔文被迫离开，除到斯特拉斯堡法国移民中充当牧师以外。十六、十七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刚刚兴起，还不够强大，不能建立同自己阶级地位完全适应的意识形态，需要借用宗教作为自己意识形态的外衣。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找到路德教作为自己意识形态的外衣，但是不够理想。路德叛变以后，资产阶级继续寻找真正适合自己阶级利益的宗教外衣，于是加尔文教应运而生。加尔文也主张信仰得救，但把它解释成先定论。他认为先定论是他整个宗教观的核心，不承认先定论就是否认上帝。加尔文说：先定论“乃是上帝的永恒旨意，就是神自己决定，他对世界每一个人所要成就的。因为人类被创造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永恒的生命是为某些人前定了的，对于另一些人，却是永远的罪刑。”

原来，成功与失败、永生和犯罪甚至贫富荣辱，在加尔文看来，都是上帝先定的，人的意志无法改变。用先定论否定中世纪沿习已久的对教皇的盲信，否定封建主阶级的出身和特权的意义，在宗教改革时期是有积极意义的。加尔文把资产阶级的发家致富和劳动人民的贫困破产也说成是上帝的先定，却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他还一再把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把再洗礼派，污蔑为受了魔鬼的诱惑。所以，先定论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理论，又是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加尔文把先定论说得玄而又玄，说它是神的智慧的最隐秘之处，只能崇拜，不能了解，更不许追究探索。想在神的话以外去了解先定论是愚蠢的，好象走进死胡同一样。他说只能根据《圣经》去了解先定论，神一住嘴，我们也赶快住嘴，不再追问。加尔文把先定论描写得如此神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十六世纪，世界市场开始出现，商业和价格的变化是空前的，殖民掠夺已经开始。那时候，发财和破产，成功和失败，并不是个人的意志或行动所能决定得了的，而是取决于未知经济力量的摆布。人们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神，这位神就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它使一部分生产条件较好的人，以及靠殖民掠夺拥有廉价商品的人，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发财致富；使另一部分生产条件差的人，贫困破产。即少数资本家发财致富，多数劳动者贫困破产。由于当时人们并不了解它的秘密，只好借助于神加以解释。加尔文主张大大简化教会组织，规定教职人员从信徒中民主选举产生，从而彻底改革了教会组织。他把复杂的天主教七礼减去五个（坚赎礼、赎罪礼、涂油礼、授职礼、婚礼），也不许望弥撒、崇拜偶象、朝圣和斋戒。他认为在真正的教会里只有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四种人是不可缺少的，其他人员一律精减。牧师负责执行圣诫，施行圣礼，发出规劝。教师负责讲解《圣经》。执事经管信徒捐款和教会的收入，用来发放教职人员的薪俸、修理教堂和救济穷人。长老的职责是监视每个人的行为，对“做坏事或生活无节的人”进行劝告，并且还是权力很大的宗教法庭的成员。所以，在加尔文教里，长老的地位十分突出，人们称之为宗教改革的警察，也称加尔文教会为长老会。有时，声望高的教师和牧师亦称长老。加尔文要求长老品行高尚、完美无缺、敬畏上帝高于一切，并在精神上能够深思远虑。上述四种人又称“监督”，均由信徒投票选举产生。据加尔文说，古代基督教会原是这种民主和简单的组织，在教皇制出现后遭到破坏，当务之急就是恢复古代的这种教会制度。当然，他举起恢复古代教会的旗帜，并非真的要原封不动地恢复古代的教会。他精心描绘的古代教会的图景，实际却是当时庞杂而腐朽的罗马教会的对立物，是一个资产阶级中意的廉价的教会。民主选举也不是毫无限制的，候选人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民主选举和组织简化的结果，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层层控制的加尔文教会。所以，加尔文教穿着古代教会这个受人尊敬的圣衣，演出的内容却是历史的新篇章。加尔文的国家观是保守的。他虽然在宗教问题上，纵横驰骋，一往无前，但在国家问题上却畏首畏尾，徘徊不进。他仍然囿于把基督徒分为属灵和属世的两种本质，把基督徒的自由只限于属灵方面的成见，同时神化一切国家政权和官吏，把他们说成是代表神来进行治理的。百姓对官吏，即使是对暴君，也只能尊敬服从，千万不能自己动手激起骚乱。遇到暴君，群众首先应当“省察自己”如何违背神的旨意，神就是用苦恼来管教人们，最多对暴君的命令“置若罔闻”，千万不能自己去“纠正暴政”。在特殊情况下，三级会议可以行使职权反对暴政，因为它是神派来保障人民自由的。至于如何消除暴政，加尔文并没有回答。既然上帝的王国已经民主化、共和化，那么人间的王国也不能从属于君王、主教和领主，也必须民主化、共和化。加尔文的英国信徒们不久以后终于讲出他本人不敢讲的话，即主张王权的源泉存在于人民之中，未经人民同意的王权是非法的！原先，日内瓦处于萨伏依公爵及其代理人日内瓦主教的封建管辖下。1536年8月，即加尔文到日内瓦后一个月，日内瓦在伯尔尼的支持下打击了教会的权威，取得了反对萨伏依公爵的胜利，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这给加尔文在日内瓦获得了实践其理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