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崖州天涯山区流传着历史悠远的“放寮”习俗。当姑娘“开窍”即达到适婚岁数时，姑娘的家长就在自家附近搭建一间茅草房，让女儿独居。每当夜幕降临，姑娘就点然一盏昏暗的海棠油灯，等候后生前来求爱。求爱后生唱起“求宿”歌谣。如果“求宿”歌声打动姑娘的芳心，那么姑娘就会回应唱起：“寮门半掩等哥来，妹是花儿向哥开；哥欲有心把花摘，妹愿捧花任哥采”。随之，姑娘打开寮门，迎后生进来，谈情说爱……这就是“放寮”。茅草房引来的后生越多，姑娘就会觉得越光彩；如果茅草房引来的后生少，或没有后生过来，那么姑娘就会觉得是耻辱。其父母也会担心自己的女儿日后嫁不出去。如果“放寮”的姑娘怀孕了，那么就会有后生过来求婚；如果姑娘一直没怀上，那么姑娘就嫁不出去了。当然，这都是旧社会的事儿了。解放后，尽管“放寮”的习俗早已淡化，但“放寮”的观念影响深远。娶繁衍能力旺盛的妻子传宗接代、遗传基因在当地本土居民的脑海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当地本土有句民谣：吃鱼要吃“嘎廖堆”，娶妻要娶“大嘎吹”。“嘎廖堆”是当地本土方言，是一种淡水鱼，叫大刺鳗，味道鲜美。“大嘎吹”是当地本土大屁股的方言。在当地本土的传统理念中，“大嘎吹”就是性欲旺盛、生育能力旺盛的女人的代名词。即当今而言，尽管恋爱中的男女双方情投意合、昼夜厮守，但是如果女方没有怀孕，那么男方的家长一般是不会同意结婚的。当地有位后生名叫马钰骏，正当年富力强，血气方刚，浓眉大眼下方的鼻梁笔直且坚挺，还是一个高个子，性格憨厚淳朴。他是天涯山区官驿村的农家后代。他的母亲就是一个典型的“大嘎吹”，生育能力旺盛，生育七个子女。他在家里排行老三，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1975年，他高中毕业，成为天涯人民公社官驿大队官驿生产队的一名社员。1977年，他考上大学；1983年，研究生毕业，被国家分配到省农业科学院工作。他经过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刻苦钻研，课题成果颇丰，成为省人才库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现任省农科院热带作物研究所所长，兼任省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评审组评委。当他到省农科院工作不久，有一次，他到图书馆借书，遇见一位佩戴眼镜的女馆员。她文静优雅，举止自然，彬彬有礼，而且是个“大嘎吹”。顷刻，马钰骏心潮澎湃。他潜意识喜欢上她。后来，他打听这位女馆员为何许人也？原来她叫杨柳，是“红二代”，省城崖州市城中村海头村人。她父亲杨白杨是个老革命。解放前，他16岁那年从南洋回乡参加共产党革命队伍，曾担任崖州纵队无线电台负责人；解放后，他上任崖州市邮电局局长。六十年代，杨白杨被打成“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妻子与其划清界线，并离了婚。小女儿跟随妻子；大女儿杨柳跟随他。七十年代未，他被平反，恢复崖州市邮电局局长职务。现在已经提拔为崖州市政协副巡视员，但是大家特别是邮电大院的左邻右舍都习惯称他为杨局长。1977年，杨柳考上崖州师范专科学校，师专毕业后被国家分配到省农科院图书馆工作。闲话少说，言归正传。马钰骏经常到图书馆借书或阅览资料，寻找机会与杨柳套近乎。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是朋友，五回六回牵牵手，七回八回搂一搂，九回十回床上走。”

马钰骏用心良苦，终于同杨柳成为好朋友，做梦都想“搂一搂”。当时，尽管向杨柳求爱的后生很多，但是功夫不负马钰骏的这位有心人。1984年5月，马钰骏终于如原以偿同大三岁的“大嘎吹”杨柳结婚。当年年底，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外公杨白杨非常高兴，他到医院产房看望外孙。因为外公是老革命，又是老干部、老领导，所以马钰骏请外公为外孙取名。外公喜上眉梢。他摇头晃脑，笑吟吟地说道：“马杨洋。”

马钰骏附和：“马杨洋……好名字！”

杨柳冲口说道：“我的小洋洋，我的小乖乖。”

虽然省农科院分配给他们一套住房，但他们一家三口却一直居住在邮电局大院的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