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明、清两朝对外贸易中出现了“通事”此殊群体，因两朝对其处理不同，效果也就截然不同。

“通事”的地位仅次于行商，其主要的职责是将中国清朝政府的有关法令传递给外国商人、通关报税及登记船舶出入和发放牌照，同时负责监督在广州的外商、管理买办以及传递清政府给澳门理事官的命令。

“通事”们具体的职责有以下几种：其一由于“外国洋船每年来中国贸易者，俱停泊于省城之黄埔地方，听粤海关征税查货。”

所以，当外国船只来到黄埔后，他们就要陪同海关官员到船上，“检查货物，替税吏们填写税表，呈报海关监督衙门以被登记，以及后期征税。”



“通事”们还要代为请领卸货和装货的许可证，办理各种通关手续，并经管税钞的账目。若夷商需要入城，则“专责行商、通事将夷商及随从之人姓名报明地方官，及臣与监督衙门查核，勤加管束，毋许汉奸出入夷馆，结交引诱。”

因整个明朝两三百年来，沿海地区都被倭寇、海盗、番鬼折腾得精疲力尽，须严管！

另外，清政府对洪仁辉事件的调查结果中有一项是：“其验轿银七钱，据家人、书办七十三等验供，验货之日或遇天雨，通事代雇轿子。”

由此可见，在来往广州和黄埔的过程中，官员们的生活都要由通事来照顾的。其次，在广州城内，清政府关于外商的有关规定也要由“通事”负责将其译成外文再传达给洋人。

例如，在广州的外国人，“凡遇节令喜庆，及船只往回口岸之际，必演炮数通，以宣扬利市。”

但清政府“即令“通事”谕禁，也就是不许在内河放炮，因为这不仅会扰民并引发秩序混乱，还代表藐视官府威严。

此外，有关需要外国人传递给海外华人的官府法令，也由“通事”翻译成外文后，交给在广州的外国人。例如西元1717年，康熙帝禁止中国人前往南洋贸易，并为了让海外的华人知道，“著令洋行、通事将内地禁例告知夷商，令其回国。”

其三，“通事”负责传递在广州的外国大班和在黄埔的外国船只禀请的条文。

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在澳门的外国人如果有事需要禀请，先由“夷目”告知“海防同知”，再由“海防同知”转告“海关监督”，而在广州的外国人遇事必须告诉行商、通事，因为夷商“例禁入城，兼之语言不通”，所以，“有应禀之事，当令保商、通事代为传递。”

其四，“通事”须协助官府对在广州的外国商人进行监督。

清朝乾隆年间，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夷商梢在粤者不下数千人，虽有巡查文武员弁多人约束，并责成行商、通事稽查。”

且“如夷商有置买货物必须出行，该通事、行商亦必亲自随行，如敢故纵出入，滋生事端以及作奸犯科，酌其情事重轻，分别究拟斥革。”

说明官府可隨時對“通事”的不作为进行相应处罚。

而且，外国人在广州日常生活也要由“通事”来陪伴，“在馆居住夷人，只准于每月初八、十八、廿八三日在附近之华地海幢寺散游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十人，限申刻回馆，不准在外住歇饮酒，打入非应准出游日期，及同游至十人以外，并赴别处村落虚市游荡，将行商、通事一并治罪。”

说明官府对洋人管的很严。

其五，监督在广州同外国人有联系的行外商人和内地商人。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广州的行外商人逐渐成为对外贸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这说明，清朝前期的中外贸易已经出现了“民间走私”和“偷税漏税”。

“即买卖货物，亦多有不经行商、通事之手，无籍店户私行到馆诱骗交易，走漏税饷，无弊不作”，为了遏制行外商人的发展，规定“保商与“通事”，须派可靠交易人员，前往商馆驻守，察看有无铺户私来与欧洲人交易？官府“责成通事、行商实力稽查禁止，如敢狥纵，与受雇应役之人一并惩治”。严查走私偷税。

由于明朝官府并没有在制度上对“通事”进行管理，因此他们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比较大。首先是“火者”亚三。“亚三侍帝骄甚，从驾入都，居会同馆，见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杖之。彬大诟曰:‘彼常与天子嬉戏，肯跪汝小官邪?’”这造成了明朝内部大臣之间关系的紧张，于是再明武宗死驾崩，亚三被正法了。

亚三的行为给葡萄牙使臣带来了负面影响，对葡萄牙使团出使明朝造成最终的失败，亚三难逃其咎。后来，“通事”李叶荣“敢于触禁私通，以接济牟利”以致“红夷（此处指英国人）突如其来，迁延时日”。

李叶荣将大明朝廷给英国人的信件私自改动，造成了中英之间的武装冲突。到了清朝，随着整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加强，“通事”成为公行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由官府发文派充，并成为了负责中外事务的一种“半官方性质”的特殊群体。但是，“通事”们也给清朝的对外政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先，破坏了外国人的补给品供应贸易体系。在公行制度中，外国人在广州商馆中的生活必需品由商馆买办负责，在黄埔船上的外国人的补给品则由船上买办负责。自明朝起，这些都是朝廷所明文规定之。

可是，随着外国人来华贸易的迅速增加，从补给品的贸易中就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于是，到了西元19世纪的最初的10年中，海关的官吏与“通事”们开始勾结起来，绕开“买办”，直接向外国船只提供补给品。

他们通常会索要200银元—300银元一次的服务费。其次，“通事”还同行外商人结合在一起从中渔利。

在公行制度下，公行商人（官僚买办）垄断着对外贸易，凡是行外商人只有获得行商颁给的执照，才可以同外商进行贸易，而获得执照的前提，是向行商支付一大笔费用。这也是朝廷垄断外贸的重要原因。

于是，“通事冒用行商名义，申请货物执照，将铺户货物夹带发放。”

明目张胆地做起了走私和偷税。

第三，“通事”绕开行商私并亲自为外国人提供商品。清朝政府规定外国人来华贸易只能同行商（官府买办商）进行交易，他们所需要商品的价格由行商统一来制定。“这说明清朝比明朝在外贸管制上更严格。

“广州十三行”中著名的行商潘启官就曾说过，他自己无权改变官员所规定得价格，而且其他外国公司已按这个价格签订了合约。正是管理趋于规范化，才使清朝表面上“闭关锁国”，实际上由官府垄断贸易。

随着外国人来华贸易额的增加，外国人开始和他们所雇用的“通事”勾结在一起，让通事帮助他们采办货物，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走私和偷税行为，因为“通事”可以通过其它关系，从民间采购物品转卖给洋人。

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有记载，松筠在清朝嘉庆十六年（西元1811）年担任“两广总督”时，因为他曾陪同马嘎尔尼使团回到广州。所以，英国人就让一个叫阿耀的“通事”帮他们去北京，向即将上任的“两广总督”松筠赠送礼物，像通过行贿来给自己打开方便之门，结果事情败露，阿耀被捕入狱。

关于这件事，中文资料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阿耀就是中国人李耀，是广东佛山南海县人，“谙晓夷语”，嘉庆九年在英国人的喱臣噸夷馆“为夷人服役，积有家产”，喱臣噸回国后，他来到通事林广馆帮同办事，“蒙捐职衔”，嘉庆十五年改名“李怀远”后，捐（买官）九品职衔，嘉庆十八年进京捐中书科中书职衔。

之后，李耀“仍与夷人交结”，随着茶叶逐渐成为英国人进口的大宗，与李怀远熟识的英国人益花臣就雇了李怀远“代为估看茶叶，高低评定价值，”李怀远乘机向英国人借银两，每次数十两至一二十百不等，先后共得九百两，并将这些钱作为自己的活动经费，或是用来低价采购西洋人所需要的商品在高价卖出。

由于从明朝末年至清朝前期，负责同非中国朝贡国的欧洲国家交往的“通事”是明清时期中外经济交流的特殊群体，因此，清政府从封建经济、政治角度出发，强行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对外贸易制管理体制中。

清朝通过“公行制度”，对“通事”的人员构成、职责都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让其负责向来华的洋人传递政府法令，并赋予相应管理外商的功能。如此一来，清朝便能避免像明朝后期那样開放“海禁”却收不到钱。

这些“通事”凭借自己语言上的优势，最先感受到来自西方的文化以及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并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充当了一种媒介的作用，但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趋利避害，而不是传播东西方文化。

同时，清政府也从政治上出发，为了避免出现明朝时期的“倭患”、“海贼”和“番鬼”作乱，并在维护自己统治之际垄断外贸以获取高额利润，于是采取各种手段极力将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范围缩小到最低程度。

受限于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通事”除了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偷税漏税和哄骗甚至讹诈外国人的钱财，基本上不可能去完整地理解并双向传播中、西方文化，因为一切得向钱看齐，有奶便是娘，文化算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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