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饱喝足，周云带着大家回到了金山号，并让金山号停行半天，让船员好好的休息。　　第二天的下午，金山号再次出发，保持均速，驶向上海。　　将香港发生的情况用电报发给了伊藤精杰后，周云便躺在床上抽烟想心事。　　桐工作计划，周云花费了五十能源点，查询到了资料，存在了周云的大脑中。　　所以，周云知道，桐计划的结局是什么。　　抗日战争打响以来，日本军费消耗日益严重，甚至有种难以为继的态势，尤其是在“武汉会战”发生以后，日本当局已经用掉了380多吨黄金，导致国内黄金储备数量骤降，连带着日元贬值严重，造成整个日本境内所以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可以说是一天一个价。　　而1939年，又恰逢日本因旱灾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东京、名古屋和大阪等城市闹起了粮荒，甚至到了每一个居民，每次只能限购在2升以下的粮食，搞得日本民众苦不堪言、缩衣节食、勒紧腰带，但奇怪的是，哪怕没饭吃他们依然全力支持侵华战争。　　在中国事变之初，有很多人抱着一种心态，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很快就会屈服在日本的坚船利炮之下，然而，现实的残酷彻底击碎了日本人的骄傲之心，作为中日之战的统帅岗村宁次以及一些军方高层，都有种力不从心之感。　　所以，为了早日结束这场对中国发起的侵略战争，日军不惜策动了梅、竹、兰、菊的谍报计划，并由“梅机关”负责诱降汪精卫一系的中国军政大员，顺利完成傀儡政权的建立。另外，日本谍报界巨头坂垣征四郎还秘密制定了一项更为隐蔽的计划，叫“桐工作”。　　所谓的“桐工作”，简单讲就是指针对重庆政府开展的一项和平路线的“暗语”，而且，整个计划的实际目标对象，就是尽可能地跟国民政府最高的统帅蒋介石，达成一个停止战争的共识，也就是想通过一些间谍手段，把蒋介石给诱降过来，让其为大日本帝国服务。　　事实上，在抗日战争打响以来，有很多关于当时国民政府与日军秘密议和的传闻。而实际上日方确实设立了很多机关，来针对国民政府不同官员进行策反活动。像梅工作主要针对汪精卫一系，而桐工作则针对的是蒋介石一系。这个时期的日方，很想尽快跟中方媾和。　　“桐工作”计划的出台之初，为了保密起见，日军还专门设计了一套暗语，而且还是绝密级别的暗语。　　桐计划的暗语是原油交易，中华民国叫大民商会，日本叫大和商会。从人名角度，蒋介石暗语叫上田，汪精卫叫松本等。从地名角度，重庆安叫东京，华北地区叫北海道等。从政治角度，汪蒋合作叫松本家和上田家提亲，成立政权叫开店，抗战叫赤字等。　　中日在战场上虽兵戎相见，但高层沟通的渠道并未彻底关闭。在抗战初期，在中日两国之间的充当桥梁的则是德国，而其中调停人就是德国驻华公使陶德曼先生，当时，国民政府希望尽快平息战争，或者把战争控制在局部可控的范围内，并达成一个书面协议。　　坂垣征四郎被委任为日驻华派遣军总参谋长，且主导了“梅计划”，把汪精卫当成和谈对象。坂垣之所以这样决定，是他觉得蒋介石骨子里有中华民族气节的存在，很难配合日方建立傀儡政权，所以把目光投向了汪精卫，但随后发现汪系只是一个空架子。　　就在坂垣征四郎等对汪系充满失望，想另辟蹊径寻求跟重庆政府进行对话的时候，一个小人物却主动找上门来，此人名叫张治平，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教授，他说明宋子良要跟日方高层对话，因为，他毕竟代表的是其姐夫（蒋介石），也可以说代表了中国。　　那么，推动“桐工作”会谈的大学教授张治平是何许人也？又是如何促成这次会面的呢？　　自打“7·7事变”过后，张治平从BJ逃到了香港，并在朋友的介绍之下在香港大学担任一名教授，慢慢地他开始活跃于香港的文化圈。而这个时候，日本东京参谋本部派来的铃木卓尔中佐，接替即将离任的驻香港武官石野芳男一职，负责情报方面的事务。　　早年间，张治平曾跟铃木中佐在BJ有过几面之缘，所以，他到港以后就找到张治平，并请他出面跟重庆方面寻求一个沟通的渠道。不过，张治平并当场答应铃木中佐的要求，他说此事可不是他能够左右的，可是，没过多久他竟主动找上门说中方要跟铃木谈判。　　于是，铃木卓尔中佐跟自称宋子良之人，在香港接上了头，并且双方还进行了一次首轮会谈，正在准备接下来的第二次深入会晤。然而，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对这次密会十分重视，于是就决定派熟悉情报工作的今井武夫前去主导此次谈判。　　坂垣将军麾下有2名情报干将，一个叫影佐祯昭，另一个就是今井武夫。不过，两人在对中国谍报战的态度上却截然不同，影佐祯昭更倾向于扶植汪伪政权，而金井武夫则看重跟蒋介石的和平路线，这有利于早日结束纷争，可以少走弯路。　　今井武夫从南京乘船，匆匆赶到香港，参加中日两国第二次的秘密会晤，作为日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的得力干将，这次坂垣将军给予他很大的厚望，希望如愿以偿。　　然而，在谈判的过程当中，竟发生了匪夷所思的诡异趣事。　　后来，中日双方才知道，这个宋子良不是真正的宋子良，而是军统的特工曾政忠。　　曾政忠，国民党军统特工，美籍华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抗战期间，在军统局长戴笠的策划下，曾政忠假扮宋子良，参加日本的桐工作计划，假意与日本和谈，实则是为了摸清日本的战略底牌和侵略计划。桐工作结束后，曾政忠全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