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的审判实践，让徐明感觉到婚姻家庭生活越来越体现出人性最真实的一面。三年书记员的经历，让他见识了形形色色的真实案例，那些案例中活生生的人间悲喜故事，很多是从教科书中找不到的，甚至是想象不到的。有些让他惊讶，有些让他忧伤，有些又让他愤愤不平，有些又让他耿耿于怀无法释然。徐明还无法做到像自己的师傅东方思义那样，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情感纠葛能心静如水，他多次因为忍无可忍地责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表现恶劣的当事人而被投诉。徐明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怀疑自己是不是适合在法院审判岗位上的这份工作，怀疑自己今后会无法继续从事审判工作。以至于他曾产生过想要逃脱的心理，逃脱这种日复一日琐碎而单调的工作。他感觉自己面对形形色色的婚姻案件，已无法平心静气工作和生活。每当遇到这种不适应的情形，他就会陷入到一种迷茫中。这是一种对工作意义的迷茫，也是一种对人生的迷茫，也是一种对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迷茫，自然也包含着对婚姻家庭和爱情的迷茫。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可以如入职宣誓时所承诺的那样，做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他怀疑自己的人生理想是虚无的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他怀疑社会进步是不是仅仅只是物质的进步，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精神生活反而会越来越贫乏，道德约束反而会越来越无力。他怀疑家庭和婚姻的不稳定问题，是不是会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爱情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向往，可望却难以企及。徐明忘不了有一次做庭审笔录时发生的尴尬的那一幕，那一对年轻的夫妻冷漠的眼神和麻木的表情让他如坠冰窖，双方在法庭上的对话也是让人难以置信。开庭之前，书记员徐明照例核对着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徐明看着法庭上各自坐在一边，却始终没有对视的双方当事人，核对过两人的身份证后，依照惯例询问道：“原告，你的姓名，年龄，民族，职业，住址？”

坐在原告席上的女人抬起头说：“我叫曹菊花，今年二十九岁，汉族，种地的农民，住址？现在的住址吗？还是我娘家的住址？现在的住址是乌桥镇宝塔村55号，娘家的住址是河湾乡洲头村90号。”

徐明又转眼看向被告席上的当事人：“被告，你的姓名，年龄，民族，职业，住址？”

坐在被告席上的男人愣了一下，显然是想着自己的心事走神了，随后反应过来：“马二旺，三十二岁，汉族，农民，住址是乌桥镇宝塔村55号。”

法庭上，国徽高悬，东方思义像往常一样敲击了一下右手边的法槌，那特定木质发出的声音，在法庭的空间里骤然响起，清脆而沉重，短促而利落。东方思义随后宣布道：“现在开庭，原告曹菊花，你要求与被告马二旺离婚，有何事实与理由？”

原告曹菊花看了一眼对面，又看着审判台上的法官，犹豫了一下：“事实与理由？一定要说事实与理由吗？事实与理由就是穷，穷就是事实与理由。不是一般的穷，是太穷了，穷的没办法再过下去了。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离婚。”

东方思义有些意外地看了看原告，随后便问起被告：“你对原告刚才所说，有什么意见？”

被告马二旺脸色有些难堪：“她从来不顾及我作为一个男人的感受，她没有女人的贤良，也不懂的女人的贤良。和有钱人比起来，我是很穷，但也不是像她说的那样，穷的没办法过的。我除了种田，也外出打些工，挣一些钱补贴家用，还是可以过的。”

原告曹菊花不屑地看了看对面：“哼，真是好笑。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没有女人的贤良？什么是女人的贤良？女人的贤良难道就是必须跟着一个男人，无怨无悔地受罪吗？女人的贤良就是无论怎么样，都可以让一个男人任意地作贱自己吗？”

被告马二旺不服气地指责原告曹菊花说：“你不要在法庭上强词夺理，你没有向法官说实话，事实上是你在作贱我，而不是我要作贱你，你把事实说反了。”

原告曹菊花显得更加气愤了：“哼，哪个作贱哪个？你心里没有数吗？非得要我说出来吗？想要让法官给我们来评评理吗？你要是非得要这样的结果，我就在法庭上说出来，你愿意吗？你不要后悔我没有给你面子。”

被告马二旺脸色铁青，眼神里满是不甘：“那你现在就你说说看，让法官来评评理，你拿我擦汗的毛巾当卫生巾用，是我作贱你吗？法官会同意吗？任何人也不会认为你这个女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原告曹菊花冷笑着反问道：“你连卫生纸和卫生巾都舍不得给我买，不是你作贱我？反而是我作贱你了？你在法官面前没有说清楚前因后果。只说了对你有利的，能帮到你的，不说我受了多少罪，不说我跟着你吃了多少苦头。你还算是一个男人吗？”

“村里的小店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些东西卖。”

男人的语气软了一些，似乎自知没有合适的理由。女人没有让步的意思：“我让你在镇子上打工的时候顺带买一些，你买了吗？你记在心上了吗？”

男人低着头沉默了片刻，这是个简单的没有办法让他回避的问题：“没买，不是不想给你买，说实在话，那东西真的是太贵了，不值的买。我打工一天的收入，只够买几包纸，想一想也是划不来的。”

“这就对了，因为在你的眼里，我不值那几张卫生纸和卫生巾。这是夫妻吗？你就是养一只鸡，也还要每天喂几把米，你就是养一条狗，每天也还要给它几根骨头。你对和自己在一起生活的女人，却没有一点关心，这是一个男人做的事吗？你能算是一个男人吗？我还能和你继续这样生活吗？你自己说说看，这还不是穷？什么样子才算穷？已经穷到心里去了！穷到骨子里去了！穷得不能再穷了。”

女人的话说到了位，那一连串的疑问像一把把尖刃，无情地划破了男人想要遮掩的最后一丝羞愧。徐明低头机械地做着笔录，再也不想看，也不愿意看，或者也可以说不敢直视这对夫妻。他没有想到在偏僻的乡下，还有这样贫穷的状况，你能责怪那个年轻的女人吗？她那一点仅存的女性的尊严，已经被贫困的生活挤的没有了一丝儿空间，面对这样的贫困，你能劝说他们夫妻之间应该相濡以沫吗？而那个低头不语的男人，他的穷困不是简简单单的物质上的穷困，这种贫穷是比较容易改变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绝对的贫穷或许正在成为过去。而他的穷困是在心里的，是原告曹菊花感受到的那样，是一种精神上的穷困，是穷到心里的，穷到骨子里的那一种穷困。这种穷困才是真正的穷困，即使拥有再多的物质，也会如生活在荒漠中那样，极端的精神上的穷困，是情感的死亡沙漠。庭审在原告曹菊花与被告马二旺相互冷漠的对峙中划上了句号，东方思义平静地看了一眼这对年轻的男女，他们在生活中没有用双手去创造财富，而是用双手剥夺了相互之间最起码的尊严的，他再一次敲响了法槌：“现在闭庭。”

面对这样极端的精神的穷困，道德已变得苍白而无力，谁愿意在没有希望的泥泞中徒劳地挣扎呢？没有人愿意那样做，他们也一样，你不能要求他们留在那个泥潭中，你无权替他们做那样的选择，他们在泥潭中越挣扎，彼此之间的怨恨就会越深。他们在拿到准予离婚的判决书时，双方的脸上都看不出有一丝留恋，有的只是解脱后的轻松，这种轻松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当他们发现相互之间已不能找到支撑自己最基本的生活和尊严的时候，通过结束这一段看不到希望的婚姻来自救，成了他们唯一的正确的选择，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这一对深陷物质和精神贫困的男女，似乎是被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世界抛弃在外的人，他们不仅没有一起去努力改变基本的物质基础，也没有更多的精神需求。对于他们来说，精神需求是虚幻的不切合实际的，是空中楼阁，是镜中花，水中月。在这个案件中，物质基础对家庭和婚姻的作用被放大到了顶点，让你在无意之间就触及到了灵魂中那个支撑着善良的点，让你忽视或者直接无视了生活中的其他种种。对于他们来说，精神生活是一个远远难以触及的奢侈品，因此也丧失了原本就微乎其微的那一点精神食粮，成为精神世界里饥饿的穷人。当最后的那丝尊严被摧毁的时候，构成这个家庭和婚姻的脆弱的联系，在那一瞬间便崩溃了。男主不是牛郎，女主也不是织女。他们没有任何法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只是要食人间烟火才能够生存的凡夫俗女。生活在这个俗世中，他们有权利去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人间烟火和精神家园。在这个案件里，徐明感受到了一种无力。他觉得师傅和自己要做的和能够做的事，只是将捆绑着这对年轻夫妻的那根无形的绳索解开。解脱就是救赎，仅此而已，别无选择。如果说月老将一对男女用红线牵在了一起，那么，物质的贫乏与富裕，精神的坚守与丧失，人性的善良与卑劣，便是这根红绳的两头。它们是互相拉扯的对手，它们随时都会将这根红绳扯得七零八落，取决胜负的不仅是他们拥有的物质，还有他们具有的精神。（下期预告：第81章 情感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