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都市人口，几近百万，超过古都长安。秋风起，汉室江山虽然已经如秋叶一般飘摇，天下兵戈四起对雒阳城的影响似乎并不大，京都雒阳还是一如既往的繁华，豪宅林立，商贾云集，路上人来熙往，一副太平盛世的景象。酒肆和青楼的热闹程度，就可以折射出一地的繁荣和奢靡，来到雒阳之后，周仓对此更加深信不疑。陶谦在雒阳没有置办府邸，而是借住在虎贲中郎将袁术府中。袁术是已故司空袁逢的嫡子，袁术认为自己是正统，因此袁逢身故以后住在袁逢府中，自己原先置办的宅子空着。作为庶长子的袁绍已经另外设府，在朝中充任三公的是袁逢的弟弟袁隗。周仓顺理成章的认为陶谦与袁氏一族关系不一般，极有可能就是通过袁氏的关系离开幽州来到京城，而丁原也既有可能也是袁氏一派，所以才跟陶谦走得近。至于陶谦为何不在置办府邸，留在雒阳养老，周仓认为不是因为不是价格问题，陶谦一定另有打算，只是不知道陶谦的下一站是哪里。进京以后，陶谦的官职成了议郎，每日的工作不是上朝就是到衙中当值，陶商和陶应两人每天花天酒地。周仓仍是府中主簿，也就有了机会看到一些朝中的大人物，当然大人物们是不会认识他的，结识大人物手下的小人物，收集到许多的信息。天子脚下，不知道谁的背后是什么人物，因此周仓始终保持谨言慎行，告诫典韦等人少出门，或者练武、或者读书，反正京城之中书是不缺。天子刘宏生财有道，朝中大臣可花钱捐官，不过只能任一二年就要让出位子给下一个捐官的人。即便如此也是趋之若鹜，九卿花万金就可列为三公，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家族都是荣耀，曹嵩便是其中的一个，不久前曹嵩就捐了个太尉。除了袁家一直位列三公之外，崔家的崔烈、杨家的杨赐、马家的马日磾等等换来换去，这些人上位后不约而同的把业绩都放在了修经补典，指出经学典籍传习久远，讹谬的情况日趋严重，请求正订的文字等等。虽然这也是对文化的贡献，周仓却认为国家重臣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未免莫名其妙。百般思索以后才焕然大悟，修经补典对文人来说当然是大事，自然会获得士人的拥护，也免得天子的猜疑，这只是表面文章。实质上朝局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只要他们授意，门生故吏们冲锋在前，大人物们隐在幕后、稳坐钓鱼台。只要不触及到他们以及家族的利益，他们才不会管洪水滔天，尤其是在党锢事件发生以后，这些大臣们更加学会明哲保身、随波逐流，在明面上只讨论文章。天子刘宏一点不傻，恐怕已经看出端倪，无奈之中重用家奴，宦官们粉墨登场充当天子的耳目和爪牙，宦官们挖空心思出了两个馊主意，一个就是捐官，既然管不了你们，就让你们轮岗，皇帝还收了钱。一个就是党锢，对不听话的就终身不得做官。结果就是皇帝在捞钱，宦官在捞钱，大臣们也要捞钱，百姓们民不聊生。面对势如怒潮的黄巾义军，皇甫嵩凭借战功大胆提出解除党锢之禁，借以对付黄巾。这次灵帝与宦官吕强商议后，接受建议，赦免了“党人”，这些党人更加的痛恨宦官。在皇甫嵩的一再恳求下，卢植被赦免，重新起复被拜为尚书。何进本来是个杀猪的，因为妹妹得到天子的宠爱，当上了大将军。周仓对何进没有一点歧视，樊哙、张飞都是屠夫出身。只是这个大将军有点憋屈，宦官们索取贿赂一点也不给大将军面子，大将军是不缺钱，宦官们也要给皇帝宠妃面子，可是将军的手下就不一样了，许多将军因为不肯或者无钱行贿而被陷害，大将军却无能为力。于是乎，将军们在串联，宦官们在结伙，重臣们在研究学问。将军们还有一帮想做点事情的文人都聚集在何进手下，宦官们结成十常侍，士族重臣则是三公，互相斗法，乌烟瘴气。朝臣们明显处于下风，但是他们很收敛的蛰伏着。刘宏很愿意看着外戚、宦官、士族们斗法，不断调整他们之间的平衡，把权力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周仓很佩服刘宏，这个天子不务正业，荒淫无度，但一点不昏庸，他很清楚手下的人都是什么德行，但刘宏的无奈之举无疑是在走钢丝，不一定哪一天就会刮过来一阵风，打破这种平衡。在读出师表的时候，有一段记忆特别深刻：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当时自己深以为然，现在看来绝没有这么简单。何为贤臣、何为小人？诸葛亮就是贤臣吗？未必，诸葛亮《隆中对》中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而取得四川十余年后，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则说：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前后反差未免有点太大，而在人才方面更是出现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的尴尬境地。周仓来到雒阳不指望结识那些牌位或者宦官们谋取升迁，对于那些牌位们，虽然位高权重，周仓知道在没有触及利益的情况下是不会为自己说话的，宦官的路子更不能走，走了这条路以后就成为污点。在雒阳，自己只是个过客。京城这个大染缸，令周仓望而生畏，他自己觉得没有修炼到陶谦的境界，因此他的目的是要结交一个人，杀死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