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疑解惑】　　第一个，为何在军粮紧张之际，开仓放粮呢？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首先，裘甫贼众正是用囤聚粮食的方法，来引诱饥民加入他们。现在官府免费发粮食，饥民就不会加入贼寇。这叫釜底抽薪。　　其次，地方州县没有守军，无力抵御贼众。等贼众来了，官仓正好被贼众掠夺。所以，还不如在他们来之前，就发给老百姓呢。不放粮，就等于资敌。　　第二个，为何不设置烽火台？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首先，设置烽火台的主要目的，就是求取援兵。现在所有的兵马都已经被我征调出来，后方根本没有援兵，烽火台失去了作用，白白浪费人力、物力。　　其次，烽火台会惊扰军民，容易传播恐慌情绪，使我军不战而自乱。　　第三个，为何选贪生怕死的人担任侦查工作，还不给派发武器？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如果是勇敢无畏的勇士，配备给优良武器，让他去当游骑斥候，那么遇见敌人，他难免会贪功恋战，不服就干。与敌人缠斗，他就容易光荣牺牲，也就不会回来报告消息了。　　对于侦查敌情的情报人员，我不求他们抢多少人头，只需要他们点亮视野。　　第四个，您怎么知道他们一开始是诈降？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之前说过了，两军尚未交战，且贼锋正盛，贼势浩大，还没吃任何苦头，那他凭什么投降？必然是诈降，骄兵之计。等我们精神松懈了，就容易中埋伏。　　第四PLUS：3天83战，裘甫吃够了苦头，困守孤城而请降，又是如何看出是诈降？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正因为他已经吃够了苦头。数百人困守孤城，且水源被我们断绝，他们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拼死突围。什么叫投降？打开城门，放下武器。而他们只是口头投降，所以一定不是真降，而是诈降，缓兵之计。　　第四（灵魂三连版）：最后裘甫亲率党徒一百来人，出城投降，这可是真投降了，为何还要杀的杀、抓的抓呢？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首先，围而后降者杀。　　其次，回归PLUS版问答。裘甫拿什么跟我谈？我不接受你的投降，你的人头也是我的。　　所以，都打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裘甫投降不投降的根本就无所谓了。换个死法而已。　　第五个，为何先堵住贼寇去路，不担心贼寇狗急跳墙，拼个鱼死网破吗？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贼寇逃走之后不会解甲归田，由一伙割据地方的大贼化整为零，成为流散各地的土匪流寇，长期骚扰东南地区，不仅影响地方经济的繁荣发展、治安稳定，更会阻隔朝廷税赋。　　所以，务必要集中消灭，毕其功于一役。　　至此，诸将官对眼前的这位文官佩服地是五体投地，自叹不如。　　庆功宴喝得差不多了。王式忽然又下了一道命令，“把余姚县刁民徐泽、慈溪县刁民陈瑊拉出去，砍了！”

诸将官面面相觑。甭傻看着了，继续讨教吧。　　王大帅以一方镇帅之尊，为何要亲自发落两介草民？　　原因很简单。　　余姚县徐泽，地方黑恶势力头目，霸占鱼盐之利，扰乱市场经营；　　慈溪县陈瑊，冒名顶替，官至县令（估计涉嫌谋杀，参见《让子弹飞》中麻匪与马邦德）。　　此二人均是重大涉黑团伙头目。　　王式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裘甫之辈其实是小苍蝇，虽然搞出的动静惊天动地，却只会伤及帝国皮毛；这俩看似微不足道的草民才是大老虎，他们巧取豪夺，鱼肉百姓，他们悄无声息地撼动着帝国根基，罪大恶极，罪不容赦！　　这应该是王式反特战线上的意外收获。　　八月，裘甫被送到京师，于长安东市斩首示众。　　好事成双，不久之后，朝廷收到捷报：收复被南诏攻陷的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　　内忧外患，这是唐懿宗龙椅上的两枚钉刺。现在，朕终于可以坐稳龙椅了。　　唐懿宗宣布，改元“咸通”，大赦天下。　　然而讽刺的是，就在全国人民还沉浸在“咸通元年”的欢乐喜庆气氛中时，朝廷又收到一个煞风景的坏消息：南诏寇安南。　　【祸之始——南诏】　　南诏，云贵高原一带的王国。在当地语言中，“诏”的意思就是“王”。中原地区习惯称之为“蛮”，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南蛮，平的就是他们的祖先。　　“蜀时为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

——《旧唐书》　　隋末唐初的时候，洱海一带小邦林立，势力最大的是六个诏，其中的一个叫“蒙舍诏”，其地理位置在最南面，所以又被中原人称作“南诏”。　　唐王朝采取“以夷制夷”和“远交近攻”的策略，在地缘政治方面自然是要无条件支持南诏的。论实力，南诏在六诏之中几乎是垫底的，但因为有了天朝大国的支持，很快就征服了其余五诏，成了地区霸主。这就是唐王朝的一个战略失误了，给自己种下了一颗苦果。　　但凡大国干涉地区内政，谋求地缘政治的利益最大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浑水摸鱼，人为地通过宗教、种族、文化等差异来人为地制造冲突和混乱，从而使地区各方势力对大国产生严重依赖，继而争当大国傀儡，做大国的地区代理人。　　时至今日，某霸权主义强国仍然在世界上的诸多热点地区制造矛盾冲突，扰乱地区和平与稳定，然后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自诩世界灯塔。　　当南诏成为地区独一无二的霸主之后，不可避免地对大唐产生了离心力，不愿意再俯首称臣。　　南诏在它存在的一百多年里，曾多次改变国号，如“大蒙”、“大礼”、“大封民”，也在中原有着“鹤拓”、“龙尾”、“苴咩”、“阳剑”等等的别称。为了方便叙述，本书不分时期地一律称其为“南诏”。后文见之，莫指摘笔误、硬伤。　　唐王朝兴盛的时候，周边各国、部落都表示臣属，称臣纳贡，上表归附，请求册封，唐王朝俨然万国来朝之盛世景象。而当其衰落之时，又被这群番邦蛮夷蚕食侵扰。　　南诏国王也曾表示过“子子孙孙永为唐臣”。翻看历史，答之呵呵。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南诏王皮逻阁被唐王朝赐名“归义”，封越国公。皮逻阁通过贿赂的方式，使时任剑南节度使王昱奏请朝廷合六诏为一诏，于是皮逻阁“扫六合”，成为蛮版秦始皇。　　等皮逻阁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又打败了邻居吐蕃，国力日渐强盛，于是不可避免地对大唐产生了离心力。不过皮逻阁仍旧对大唐与南诏的实力对比有着清醒的认识，继续维护着宗藩关系，而大唐王朝也对他笼络有加。两国之间的关系在表面上看来异常融洽，心照不宣地维系着脆弱的依存关系。　　天宝七年（748），皮逻阁薨，子阁罗凤袭位。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是鲜于仲通，云南太守是张虔陀。这两位大唐的封疆大吏对南诏颇为无礼。特别是张虔陀，他的一大业余爱好就是搞破鞋，把下半身伸向南诏，而且是南诏国主的妻子。　　阁罗凤袭位后，张虔陀命令他把妻子送过来，还他一顶绿帽子，别坏了规矩。阁罗凤没有答应。于是张虔陀就派人到南诏辱骂阁罗凤不懂规矩，同时奏报大唐朝廷说南诏不臣，要对南诏动兵。　　阁罗凤忍无可忍，于天宝九年（750）付诸武力，击杀张虔陀。　　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组织兵马，发起反攻，一举攻入南诏首都。阁罗凤不得不赔礼道歉，并拿吐蕃说事，发出软威胁，说我们南诏常年遭受吐蕃侵扰，如果大唐不帮他，他就只能转而向吐蕃称臣了，如果大唐不帮南诏的话，则“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

鲜于仲通竟然囚禁了南诏使者，并继续进攻南诏。结果却被南诏打败。　　于是，天宝十一年（751）阁罗凤真的绝唐而附吐蕃。吐蕃国主把阁罗凤认作弟弟，两国结成兄弟之国。　　随后，杨国忠（杨贵妃兄）征调十余万大兵，企图收回南诏，却再次败北，十余万人几乎全军覆没（死者十八九）。　　接下来，便是“安史之乱”，南诏趁机攻入大唐境内，趁火打劫了一把。　　大历十四年（779），阁罗凤的儿子凤迦异先于阁罗凤而死，这位王储深得阁罗凤宠爱，于是便把凤迦异的儿子——也就是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立为储君。蛮名很拗口，其实就相当于朱元璋传位给朱允炆。　　这位异牟寻很爱读书（颇知书，有才智），在他在位时，南诏终于又回到了大唐的怀抱。这其中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在阁罗凤趁“安史之乱”剽掠大唐的时候，曾掳走了一位叫郑回的小县令。郑回在天宝年间举明经科，明经科远不如进士科含金量高，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意思是30岁考取明经科已经算很老的了，50岁在进士科里都算年轻的。所以能进中央的，一般都是“进士登第”，至于明经科的学历，就只能在穷乡僻壤当个小县令。　　然而郑回到了南诏，就成了当地最有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受国主阁罗凤器重，让他给自己的儿子凤迦异当老师，培养南诏下一代接班人。凤迦异英年早逝，郑回又成为了异牟寻的老师，继续当担“帝师”的角色，异牟寻袭位后，又让他当自己儿子——寻梦凑（寻阁劝）的老师。　　身为三代“帝师”，郑回对待教育是十分严厉的，史籍记载，“虽牟寻、梦凑，回得箠挞”，国君怎么了？储君怎么了？不好好学习就揍！在南诏，就没有郑回不敢打的人。　　后来，郑回在南诏位居宰相（清平官）。在南诏的体制下，同朝有六位宰相，共同执政，而在异牟寻一朝，实际的宰相只有郑回一人，所有军国大事，异牟寻只找郑回商议，而那五位宰相全都屁颠屁颠仰郑回鼻息，唯命是从，但凡有点儿小错误，郑回就抽他们（或有过，回辄挞之）。　　郑回应该是史上最严家教了。　　自南诏向吐蕃称臣后，虽然吐蕃名义上与其约为兄弟，但实际则把南诏当做奴仆，横征暴敛，南诏苦不堪言。异牟寻时常流露出不甘与懊悔。　　郑回就经常为他分析利害关系，说之前南诏纳款于大唐，大唐崇尚礼仪，对番邦蛮夷怀柔羁縻，实行超国民待遇，从来不欺压南诏，而你再看吐蕃，完全把南诏当二等公民、当奴隶。　　终于，异牟寻动了心思，开始谋划绝吐蕃而返唐。　　后来，来往大唐的使节被吐蕃捕获，吐蕃大怒，责令南诏把大臣、将军们的孩子送到吐蕃做人质，对南诏的盘剥压迫也更加惨烈。　　当时，吐蕃与回鹘大战，难解难分，于是又向南诏征兵，要南诏提供一万兵马。异牟寻将计就计，先示弱，说南诏地贫人少，只能提供三千兵马，一番讨价还价，最终答应送五千兵马。　　异牟寻先派五千兵马进入吐蕃境内，而亲率数万大军趁夜急行军，然后与五千兵里应外合，对吐蕃军队发动突袭，大获全胜，占领城堡一十六座、擒吐蕃五位王，俘虏部众十余万。这次偷袭吐蕃的战争成为南诏纳给大唐的投名状。　　于是，大唐正式接纳了迷途知返的南诏乖宝宝。赐南诏金印，上刻“贞元册南诏印”。　　元和三年（808），异牟寻去世，儿子寻阁劝袭位，大唐赐“元和册南诏印”。　　自南诏回归以来，两国邦交进入正常化，互相致礼，互致问候。期间微有几次小摩擦，南诏也及时赔礼道歉，消除误会。总体来说，两国关系还算融洽，各自发展经济。　　然而随着大唐的逐步衰落和南诏的日益壮大，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渐趋脆弱。　　战争，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