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息了吗?】 昭宗重回皇帝宝座之后,趁热打铁,对宦官势力予以压制。 之前,宰相在延英殿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时候,宦官(枢密使)也列席旁听,并时常与宰相发生争执,等宰相向百官宣布皇上旨意的时候,宦官又会指责宰相“矫诏”,阻挠政令的下达。 因此,昭宗下令,从现在开始,枢密使不得与宰相并列,而应等宰相单独奏事完毕之后,再进殿听取工作指示。 随后,宰相崔胤又与宰相陆扆联名上疏,指出宦官掌握兵权是连年灾祸的总病根,建议由崔胤执掌左神策军、陆扆执掌右神策军,如此则可震慑地方藩镇军阀,捍卫天子皇威。 文官典兵,是昭宗十年前的产业布局。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也,时过境迁,外部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朝廷内部也存在微妙的变化。 如今,宦官势力并未得到彻底铲除,仍然蕴含着不容小觑的能量,而他们现在又是惊弓之鸟,短时间过度激烈的打压,只怕会引起他们更为强烈的反弹。昭宗斟酌了两天,不敢贸然走出这一步棋。 现在的昭宗更加成熟,不再那么鲁莽。他找来握有兵权的“三使相”,询问他们的态度。 孙德昭、董彦弼、周承诲三人异口同声道:“我们几代人都在军中供职,从未听说过文官可以担任统帅,如果硬要交给文官,恐怕军队会生变。一动不如一静,不如仍然交给宦官。”
在朝廷内的三股政治势力(文官、宦官、禁军)中,宦官与禁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的利益关联更是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长期以来,二者相互依存,和谐共生; 而文官与宦官之间则是长期对立、互相倾轧,为了争权夺利而爆发的冲突不胜枚举。 禁军是核心,宦官是媒介。 “核心四阉”发动的这场宫廷政变,其本质就是文官集团(崔胤)与宦官集团的一次政治斗争,只不过这次斗争是拿昭宗皇帝当筹码。宦官先胜而后败,文官集团便打算趁虚而入,一举拿下禁军兵权,扩大战果。 近些年的斗争经验告诉昭宗,休想凭一纸委任状换取天下太平,他深知诏书的含金量。无论是让谁来领导禁军,都要事先征求禁军的同意。 如今,以孙德昭为首的“三使相”是禁军代言人,他们三人的态度尤为重要。 孙德昭恨的是王仲先,不是宦官这个群体,更不是由宦官领导禁军的这个成熟的体系。对于禁军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宦官,因为彼此之间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更容易同流合污,牟取利益;而文官则截然相反,他们往往出身名门望族,饱读诗书,具备高学历(进士及第),孤傲清高,他们自诩为“清流”,贬称宦官为“浊流”,也瞧不起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夫(禁军将领)。 之前,昭宗在“倒杨斗争”中亲自提拔了一位禁军将领杨守立,文官集团(孔纬)就对杨守立冷眼相待,颇轻之。足以说明文官集团对禁军将领们的轻视,禁军将领们对此很有自知之明。 文官集团自诩清高,满口仁义道德,难与共事。 因此,“三使相”一致抵制文官统领禁军,坚持接受宦官的领导。 昭宗辗转反侧,犹豫了两天之后,终于还是拒绝了崔胤、陆扆的奏议,任命宦官韩全诲、张彦弘分别出任左、右神策军总指挥。 如此一来,重回原点。禁军兵权仍然被宦官集团掌控。 崔胤输急了眼,竟然伙同首都市长(京兆尹)雇凶杀人,想通过不正当手段除掉政敌,谋事不密,计划未果。 不过,宦官韩全诲等人被崔胤的这个疯狂举动吓坏了,同时也认清了崔胤必除宦官的可怕信仰,在那一刻,景务脩、宋道弼、刘季述、王仲先等前辈的音容笑貌如走马灯一样,浮现在他们的脑海中,久久不能散去。 惶恐不安的宦官们不得不求助于背后的靠山——关西集团,韩全诲、张彦弘曾做过凤翔的监军宦官,与李茂贞关系密切,所以他们秘密与之取得联系,通报朝廷形势。 凤翔李茂贞非常清楚,崔胤志向远大,不会止步于消灭宦官,在他得到兵权、消灭宦官之后,下一步就要拿地方藩镇开刀,而关西集团将会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击目标。 凤翔李茂贞与宦官势力唇齿相依,在长期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此时决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凤翔李茂贞以维护首都秩序、清剿叛逆为名,带兵入朝。 昭宗晋封李茂贞为“岐王”。李茂贞留下了四千凤翔兵,宿卫京师,然后返回凤翔。 崔胤为求自保,也秘密劝朱温派来三千汴卒,宿卫京师。 凤翔兵与汴州兵名为保护京城,实则是监视朝廷,捍卫自身权益。因此双方驻军屡有争斗,京师气氛相当紧张。 崔胤招藩镇进京,与何进、袁绍招董卓进京何其相似! 与崔胤合谋反正的韩偓,就非常反对崔胤勾引藩镇入京宿卫,说这是引狼入室。崔胤虽然理屈词穷,但终不为所动。 数千藩镇兵,人数虽然不多,却是地方势力插手中央的危险信号,也是地方藩镇势力在中央的政治延伸,在小规模冲突的背后,隐藏着两大强藩的博弈。任何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举动,都有可能掀起轩然大波。 崔胤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自认为是惊涛骇浪中的弄潮儿,殊不知他将玩火自焚。 【左勾拳】 朱温虽然称霸中原,成为了无可争议的关东第一强藩,但他仍然忌惮河东李克用,不敢掉以轻心,“未萌问鼎之志”,然而在崔胤的怂恿和帮助下,朱温终于“始谋移国”,动了代唐自立的心思。 就在刘季述废立天子之前,一个人的出现让朱温看到了消灭李克用的希望。 陕州保义节度使王珙,英俊潇洒、文武双全,却为政苛暴、奢纵聚敛、多猜忌、残忍好杀,刻薄寡恩。 前常州刺史王柷,出身显赫(东晋丞相王导之后,武则天时期宰相王方庆之五世孙),性情刚烈耿直,很符合昭宗的用人标准,急于用人的昭宗下诏让王柷进京师,当时人们一致认为王柷肯定会出任宰相。 当王柷途径陕州时,王珙对他毕恭毕敬,送上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并表示愿意以叔侄礼参拜,表达了想与王柷攀同宗的想法,要认王柷当叔叔。 实际上,二人并不同宗。王珙是太原祁县人,王柷是著名的琅琊王氏后裔。王柷很瞧不起王珙,拒绝了王珙的请求。 王珙恼羞成怒,派杀手在路上伏击王柷的队伍,将王柷全家诛杀,掠夺其财物,并将尸体全部丢进黄河。随后,上报朝廷,说是风急浪高,船只意外倾覆,无一生还。 昭宗无力查办。 不仅是对王柷这样的“外人”,就连对自己人,王珙也从不心慈手软。内至妻子儿女、外至幕僚将吏,一言不合就要酷刑伺候。王珙应该是有人格缺陷的,典型心理变态,每天都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对身边人施以酷刑虐待。 部众也因此人心惶惶,终于激起了兵变,被部将李璠、朱简所杀。 李璠带头向朱温纳款归附,因此被朱温表奏为保义留后。 朱简的心里极为不平衡,于是同室操戈,突袭李璠。李璠逃出一命,逃到了汴州。朱简随后也向朱温纳款,朱温表奏朱简为保义留后。后来,朱简以同姓故,主动高攀朱温,被朱温收为养子,改名为朱友谦,后文沿用朱友谦。 当朱温制定河东作战计划时,陕州保义军的加盟就为朱温提供了一个左勾拳的可能。 从地图上看,河东李克用的东面和南面都被朱温控制,两方势力被“丿”形太行山完美隔开,如果朱温能控制西面的河中地区,就可以对河东李克用来一记左勾拳,主力平推的同时,还可以派奇兵出“太行八陉”,扰袭掏心,甚至可以联合河朔藩镇迂回到太行山北部,来个右手大摆拳。 占据河中之后,既可以为消灭李克用提供便利,又可以将势力范围延伸到长安城下。所以控制河中是朱温接下来的工作重心。 经过了“河中遗产争夺案”之后,河中地区的政治格局遭到了分化,王珙、王瑶实质上依附于关西集团,王珂则依附于河东李克用。王珂不仅得到了李克用的支持,还得到了李克用的女儿,李克用把女儿嫁给王珂,用以拉拢王珂,由此可见,李克用也相当明白河中地区对河东的重要性。 前文说过,这场争夺遗产的家务事背后,是多方政治势力的博弈。最后,河东李克用获得了胜利,所以王珂得以坐镇河中府。 现在,陕州保义军生乱,朱简认清了形势,知道关西集团外强中干,徒有其表,于是决定向关东强藩朱温纳款归附,为朱温提供了东、西夹击河中的便利。 所以,当朱温收服河朔地区之后,就把矛头对准了河中护国军王珂。 大唐光化四年(901)元宵节,朱温与他的部将饮酒赏灯,猜灯谜,一派喜庆祥和的欢乐气氛。 这一年是鸡年(辛酉),然而汴州花灯的主题却是蛇,处处充满蛇元素。大家对此习以为常,因为朱温自打出道以来,就以“赤帝转世”自诩,凡是想拍他马屁的,都要把他比作汉高祖刘邦,就连皇上也拿这个梗来讨好朱温(僖宗先后封朱温为沛郡侯、沛郡王;昭宗将朱温的老家午沟里改名为沛王里),“斩蛇起义”是朱温最喜欢的曲目,甭管是哪一年,汴州年年是蛇年。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年的蛇别有深意。 朱温向诸将解释道:“河中与河东相连,河中是河东李克用南下的必经之路。河中王珂是李克用的女婿,有了河中的支持,河东沙陀铁骑势如长蛇,难以阻挡。占据河中,就等于把这条长蛇拦腰斩断!各位大将,请拿根绳子,帮我把王珂小儿牵来。”
诸将领命。 次日,刚刚威震河朔的大将张存敬,率三万精兵充当先锋,对晋州、绛州发动突袭。朱温率主力部队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