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在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会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他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飞扬跋扈，导致天下尽失人心。可是如果我们翻看历史的话，都能够知道，帝王没有不杀人的，只不过为何人们只看到了杀人的项羽，而没有看到杀人的刘邦？其实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如果我们翻看历史书籍的话，可以看到，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只不过当时有项羽在，人们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而且历史又是胜利者书写的，这自然更是让项羽背上了黑锅。但历史还是很工整的，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刘邦这个人很吊。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这就不得不说起刘邦的小手段了。如代相国夏说被擒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张苍所虏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其如何，今已不可考。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薄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卬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卬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微而隐，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支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卬虽然不是什么厉害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卬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进攻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
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
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
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
根据共尉一事的隐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问题。《高祖本纪》称：汉五年“十月（实际上应该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从韩信、黥布事件来看，汉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比如告发韩信造反的栾说，与告发黥布造反的贲赫，就分别被封为慎阳侯与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户。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受封户数远不及这二人。韩信之叛，始终存在着不足以取信于人的问题，汉室也因此没有把韩信的功劳化解于无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劳说成是他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邦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会采用捏造罪名的办法。临江与燕的情况应该归于这一类。刘邦的杀降更像是一种出于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谋远虑，而项羽的杀降则很具有滥杀无辜的施暴狂。于是，刘邦的杀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项羽的杀降，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刘邦任人唯亲之最典型者，当数对卢绾的任用。据《韩信卢绾列传》，卢绾与刘邦同里同日生，两家素相亲相爱，这就奠定了二人关系的基础。及长大后，又是同学，关系特别好。而到了刘邦逃亡后，卢绾与之相伴、追随左右，两个人的关系特别铁。但刘邦起兵后，卢绾基本上无所作为。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刘邦的庇护下飞黄腾达，跃居众将相地位之上。从卢绾日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作战才能。而在刘邦入汉后，他却被封为将军，进而为太尉、拜长安侯。在秦汉时期，太尉是武官之首，以卢绾之才具，任此高官，显然是刘邦的偏袒的结果。因为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卢绾常与刘邦同出入，其见刘邦无任何约束，随到随见 。这是其它在努力工作的萧何、曹参等人无法望其项背之处。卢绾在楚汉战争中的唯一作战，或就是汉四年，其与刘贾击楚后方。就是这个功劳，可信度不高，如果有的话，主要还是刘贾取得的。待项羽覆灭后，分封天下之前，卢绾实在没有战功，为了给卢绾加官进爵，刘邦就给了他击定反叛的临江王的机会，并让刘贾陪他前往。可惜，卢绾确实不是作战的材料，连续几个月，也没能攻下临江，最后，还得靠刘邦的得力干将靳歙出马，立刻就将小小的临江平定。临江之战的结果，本来应该使刘邦对卢绾的才具有个正确估计，但到了封王时，刘邦还是想封卢绾为王。并且他的这种心思早已为众部下所洞悉。众人顺从刘邦之意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
于是，刘邦顺水推舟地立卢绾为燕王。然而大家所说的“功最多”，恰好透露了极大的讽刺意味。不仅如此，卢绾受宠幸的程度更大大超过其它诸侯王。但刘邦对卢绾的这种无理偏袒，并没有得到好报，最终卢绾以背叛而报答。这是刘邦始料未及的。卢绾之外，刘邦对夏侯婴与周绁的事迹也脱不了任人唯亲的痕迹。只不过此两人多少还有战功，又不可与卢绾同日而语。夏侯婴与刘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秦末，刘邦为官场小吏，夏侯婴亦是地方小官，其对刘邦始终是言听计从，恭敬得很。刘邦曾失手将其殴伤，他为刘邦掩饰，并为此而坐牢。在楚汉战争中又救了太子刘盈与鲁元公主。故其功劳虽不及樊哙、灌婴，但其受封户数则大大过之。他在刘邦至霸上时，便已为列侯。之后，其受封户数又超过了傅宽。司马迁评论曰：“蒯成侯周绁，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
以此等事迹，却要与战功显赫、从未吃过败仗的傅、靳二人同传，司马迁的用心或许是相当无奈。或许是别有用心，即出生入死之人，其最终的犒劳，未必多过唯唯诺诺之人。司马迁将夏侯婴与樊、郦、灌同传的用心，或也与此相似。因为夏侯婴始终没有如其它三人那样，在楚汉战争中独当一面，基本上属于因人成事者。刘邦任人唯亲的其它受益者还应当有任敖、审食其、戴侯彭祖。任敖的情况与夏侯婴有类似处，他早年也是沛县小吏，与刘邦关系较铁，刘邦逃亡后，吕后系狱，任敖即动手打伤对吕后不恭的执法人员。楚汉战争时，他为上党守；基本上都在远离战场的地方，亦不见其对前线的贡献。可就是这种履历，亦使他受封达一千八百户，为许多出生入死者所不及。审食其的情况就更不值得一提了。他基本上是刘邦的家臣，其所有的履历，只是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侍候刘邦的父亲和妻子。只有一件与众不同处，即，他与太公、吕后一同做了几年项羽的俘虏。戴侯彭祖的功劳有与审食其相类处，即其在反秦与反楚战事中，也是以侍候太公为主要事迹．但其尚有一突出处，即在刘邦初起攻沛时，由他为起义军开城门，此事或为一殊荣，值得称道。营陵侯刘泽之封，则可勉强视作此等行径。因为刘泽与刘邦非至亲，当为疏族，不得与刘邦之兄相比。其功劳无足称道，但其受封数却惊人地多，为一万二千户，位列功臣的曹参的受封户数也不过万六百，而萧何、张良、周勃、樊郦滕灌傅靳蒯成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实，在刘邦的任人唯亲中，还可以加上陈豨和张良，原因是这两个人与刘邦特别投缘。陈豨与刘邦投缘是因为共同的爱好——两人都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崇拜者，所以天下大定之后，陈豨被委以赵代两国武装力量的头。张良在战争中没什么功劳，且有离开刘邦随韩王成到项羽楚都彭城的说不清的历史，但刘邦在封侯时任其自择三万户。须知，经过长年的战乱，即使是大县，人户也不过五千，三万户，差不多要抵一个小王了。当初项羽立吴芮为衡山王，也不过六县之地，而且相当僻远，可能远不足三万户。张良为刘邦讨得整整一个汉中郡，凭这一条，就足以封万户侯。但张良比较识趣，只择与刘邦结识的留为封地，其地肯定不足万户。但此二人对刘邦事业的贡献肯定大于上述诸人，所以任人唯亲的痕迹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