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有了固定的都城，回纥也开始逐渐部分接受了定居和务农，成为草原上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同时回纥也大力开展与中原人以及粟特人的商业往来，总体来说回纥始终与唐朝保持着比较友好的双边关系。而与此同时，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到二十六年（738年），一个新的地方政权也在西南边疆崛起，这就是云南高原上的蒙舍诏首领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之下，逐渐统一了附近的其它五诏，合六诏为一，统称南诏。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以南诏为国名，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全盛时期统辖今云南全境和四川、贵州一部。起初唐与南诏关系还算友好，但是在皮逻阁去世之后，大致于天宝九年左右，双方关系破裂兵戎相见。在西南边疆，又出现了唐、南诏和吐蕃之间频繁的复杂博弈格局。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在各种努力之下帝国的边疆局势可以说还算是维持着一种稳固状态，达到了某种平衡的极致，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格局实在显得过于庞大，几乎在每一个方向上面，中央政府都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和物力来维持平衡状态。开元中期，有着边疆从军经历的宰相张说就曾经试图对于边防事务进行深层次的改革，一个重大举动就是用募兵制逐渐取代以前的府兵制。前面我们曾经分析过府兵制已经明显不太适应新的边疆驻军形势。府兵制之下，军队都是预备兵性质，平时为农战时为兵，这只适应从事一些短期的、邻近的战役。如今边疆如此遥远。一去就是几年，始终牵挂着家里农业生产的府兵肯定无法胜任驻守任务。面对这样的局势，最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国家拿出财政收入进行募兵，当兵成为一种职业，国家发军饷，这样就不存在回家种地的问题，需要在边疆驻扎多久就驻扎多久。到了开元中期，已经完全实行募兵制，这些招募而来的职业兵，除了一小部分留守首都之外，大多被安排去驻守边疆，而且是长期镇守。天宝初年，全国边疆共形成十个大军区，军区长官称作节度使：平卢（营州，防御契丹和奚）、范阳（幽州，防御契丹、奚和突厥）、河东（太原，防御突厥、契丹和奚）、朔方（灵武，防御突厥）、陇右（鄯州，防御吐蕃）、河西（凉州，防御吐蕃、突厥）、剑南（成都，防御吐蕃）、北庭（庭州，防御突厥、黠戛斯和突骑施）、安西（龟兹，防御突厥和吐蕃）以及岭南经略使。这十个边疆军区的兵力占据了唐代整个兵力的大部分，在军力分布上就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的格局。更为关键的是，军区长官节度使的权力也随着边疆事务的加剧而逐渐膨胀。兵员都是职业兵，长期驻守边疆，很容易和节度使结成私人关系，对中央倒未必言听计从。而本来只有军事指挥权力的节度使，在日常的治军过程中，肯定需要考虑自己军队的后勤补给、防区治安等问题，这样一来，节度使开始慢慢侵蚀自己辖区之内民政长官的行政权力。到最后边疆地区的很多民政长官――（道）观察使一职也就由该地区的节度使兼任，在边疆上就形成了节度使集军权、政权和财权为一身的局面。这种“外重内轻”的体制已经实在过于危险，任何稍微警醒的君主都会尝试再做出某种调整，但是曾经英明无比的唐玄宗此时反倒好像是失去了某种判断，非但没有拿出谨慎的对策，反而采取了进一步笼络、讨好边将的危险举动，东北安禄山竟然得以一人身兼三节度使。后人读史至此纷纷惊呼大祸即将临头，只是当时“君王从此不早朝”。唐玄宗登上政治的历史大舞台是一个漫长、一波三折并且充满机遇巧合性的过程。首先说漫长：从唐玄宗正式登上政治历史大舞台到登基称帝有多长时间呢？从武则天长寿二年被降为临淄王到先天元年接父王帝位登基前后共计十九年。有可能会有人说十九年当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时间较有些皇帝已经算是相当少了，比如玄宗的太子，后来登基称帝的唐肃宗李亨。年至知天命的年龄才急急渴渴地登上皇位。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般所认为的“漫长”的过程可是在当时老皇帝创造的和平稳定时期中度过的。而唐玄宗这十九年是在充满血腥的政治斗争、宫廷政变中度过的。我们经常是在舒适安逸的生活中看待历史中的艰难险阻，没有经历过那种书上看似以文字表达的清淡然而却是以鲜血来铺平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与煎熬。在我们今天人的眼中，通过纵观横比这十九年是短暂的，但放在唐玄宗的历史性背景上，这是相当漫长的。其次说一波三折：说他一波三折是因为在他登上皇位的道路上反复上下，这种上下不仅体现在他当临淄王时，他在最高统治阶级心中权重的上下，还体现在其帮助发动神龙政变以及先天政变期间，其在父王李旦心中权重的反复上下。再次说他的登基充满机遇巧合是因为这个皇帝他不应该当但是只能由他当。从武则天退位到拥立中宗李显称帝再到拥立睿宗李旦登基，这本就是一连串的巧合，但巧合当中又充满了必然。虽然父李旦当上皇帝，但这个皇帝仍然不该他李隆基当。按照中国宗法制的立嫡立长原则，李隆基这个五子行三的儿子是跟皇位没有半点关系的。但历史有时就是不按历史规律出牌，卓越的政治才能，突出的政治业绩把他推上了历史的最前沿。可以说，唐玄宗登上皇位之前正是所谓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虽然唐玄宗的经历没有如此夸张，但在那种今天出头明日落头的血腥生活中也与韬光养晦的精神大体相当了。十九年的腥风血雨塑造了唐玄宗明察、稳重、睿智的思想性格，从而间接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一个盛世的出现是有其必然性历史因素与必备条件的。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出现盛世的首要一点就是最高统治者要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和良好的个人修养。俗话说：“先有伯仲后有千里马。”

光有唐玄宗一个人不可能出现开元盛世。然而正是因为有了他，我们今天才会在贤臣的册子里看到姚崇、宋璟、张嘉贞、张九龄等人。当年正是因为有唐太宗的赏识与包容，才会有魏征的耿直。所以没有唐玄宗的个人因素基础，就不会有一大批贤臣能相的云集。可以说，是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开元初年，刚刚登上皇位的唐玄宗，意气风发，励精图治，经历了前后三十年宫廷风雨的大唐王朝急需一位有绝对意志，绝对权威，绝对能力的统治者来指挥运行。可以看出在开元期间，这种绝对权威下的指挥艺术在唐玄宗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开元初年，大唐王朝需要内外彻底大治的时候，他用思想敏锐，方法独特的姚崇为相。当一切制度已基本建立，需要有人去坚定地维护执行的时候，他任用刚正不阿的宋璟为相。当太平盛世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大力开拓人文精神，建立盛世人治的时候，他任用文采飞扬的张说为相，可以说他因世而变，对每一位宰相的特点把握的非常到位，但同时又以自身的魅力与绝对的权力而完美驾驭。整个开元年间，我们总体可以把唐玄宗位成明君。这种明，不仅体现在他的知人善用，心系苍生，更体现在其业精于勤，励精图治。正因为此，我们今天才会听到二相的历史佳话。可以说整个开元的历史就是一部唐玄宗通宵达旦的勤政史。历史的年轮总是圆的，这种规律正是通过历史人物来体现。人性总有阴暗的两个方面，汉武帝穷兵黩武与晚年的悔罪己诏；隋文帝登基前的血性暴戾与登基后的简仁温恤；唐太宗前生的谦谨仁义与晚年的傲慢自大；乾隆皇帝前半生的亲力亲为与晚年的穷奢极欲等等。帝王亦非所谓的圣贤，明君亦有几分过错，唐玄宗也不例外。随着年龄的上升，盛世的太平让唐玄宗的仁政盛世开始褪色。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即所谓的“登极而世衰也”。如果我们定位这个“极”，那么这个“极”就是玄宗一朝最后一颗闪烁贤相光芒的张九龄。张九龄为相贤明正直，敢于谏诤，推行一系列国安民策，他的上台对维护中央集权，维护开元盛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他的上台与罢相正是玄宗对朝政心态变化的隐形体现。表面上看，张九龄是被李林甫的陷害排挤而下台的。但换相是关系到国家是否稳定，社稷是否安泰的大事件。唐代的宰相并不像宋代的宰相那样只是皇帝的参谋与秘书，而是真真正正的朝政掌门人。这种联系兴衰的换位大事如果没有玄宗的认可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李林甫正是用其小人心智揣摩到了玄宗的心思而对张九龄下手继而登上相位。不管李林甫还是之后的杨国忠，他们都是在玄宗的包庇纵容之下，把弄朝政，管控官职任用，排除异己，迎奉供养玄宗的贪图享乐，使李唐朝政乌烟瘴气，社稷江河日下。唐玄宗难道不知道吗？绝对不是，从之后其与太子李亨的皇权争夺中，我们可以看到玄宗在政治上仍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审时夺度的大局观。所以说着并不是因为玄宗的老庸昏花，而是其心理上的惰性使然。“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先仁的超群智慧，将生前一千多年的统治经验做了高度总结。玄宗生于忧患而败于安乐。虽然晚年以太上皇自居，但幽囚在铁索深宫当中，最后孤单没落而死亦同于死于安乐矣。安禄山早应斩于张九龄的笔下，但玄宗在刀下留了他的头。安禄山忌惮李林甫，而李林甫与杨国忠不和，杨国忠挤下李林甫与安禄山争夺既得利益最终逼得安禄山造反。这一环扣一环的事件，最终使得安史之乱爆发，盛唐之势不复存矣。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恰恰就是唐玄宗，他一手开创了开元盛世，又是在他的默许下一手将开元成果付之东流。这个车轮终究是要踏踏实实地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个深沉的碾痕，这也才有了今人评说之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