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韩研究完字典，又对李自成编辑的读音提出意见，认为和官定韵书差异不小。 李自成将来要定都北京，国语自然以京音为基础。 朱元璋虽然定鼎南京，但是南京话并不是官话。南京官话是中原书音在南方的地域变体，而不等同于南京方言，跟老朱的关系也有限。 当初朱元璋对新编的《洪武正韵》不满意，陆续修订两次还是不满意。于是干脆把别人的书改名《洪武通韵》，准备刊行代替《正韵》。后来相关人员牵涉到胡蓝党案，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可见大明法定的官话或读书音先天不足，等老朱驾崩后就更没人当回事了。 到明英宗朱祁镇时，“《洪武韵》……然今惟奏本内依其笔画而已。至于作诗，无间朝野，仍用《唐韵》。”
再过几十年到明武宗，“至今会试榜文，有除《洪武正韵》一部外，不许夹带片纸只字，盖亟欲正韵之行也。岂知以后革去诗赋，士子已不知正韵为何物。而世之作诗者，亦复因仍旧弊，又不知正韵为何书。不务正音，不遵时制，反从侏离艰涩之韵，吾不知其何也。”
到明末钱谦益，“至于《洪武正韵》……而今惟章奏、试院稍用正字，馆选一取协韵而已。学士大夫束置高阁，不复省视。其稍留心者则曰：‘圣祖固以此书为未尽善，此未定之本也。’噫，可叹哉。”
总之，朱元璋对南京官话的产生几乎毫无影响。 等到小朱迁都北上，又分成了南北官话。 简略区别就是北方官话阴阳上去四声，南方官话阴阳上去入五声。（北京读书音直到清末仍然有入声。） 《西儒耳目资》尽管是在北方最终完成，但反映的语音偏南方官话，类似江淮一片。因为鬼佬从南方登陆，长期生活在南方。而且参考的官定韵书也偏南音。（具体发音可见西南官话，约有七八分相似。） 京话是受到南方官话影响形成的北方官话。 即便鞑子不入关，京音土话和后世发音也没很大差别，可以说沟通无障碍。 万历年京人徐效编写过京话韵表，其与后世区别只在于当时京话尚能分辩尖团，比如精zing，京ging，以及某几个韵母等等。而且他在书里记录的是偏文读的北京口语音，若论老百姓实际口音，大概和后世的差别就更小了。 虽然还有些士人们标榜“中州正音”，但京话的地位越来越高。 明中后期很多在京做过官的人，致仕回乡后全家老小，甚或奴仆都“满口燕京音”，并且以此为荣。 总的来说，明代官话和读书音的标准音只存在于纸面上。两百多年下来，各地都有自发形成的特色官话、读书音。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官话、南京官话，中原官话三类。 万历皇帝就是一口中原雅音，中不中？（大概是张居正教的，要是和太监学就是一口侉话了。 顺治长大后就吐槽被曹化淳等人把口音带偏了。） （中原雅音或中州正音并不是洛阳开封土话，而是“合南北之儒，酌五方之声，而一折衷于中原”的读书音。明清大书法家王铎就是洛阳开封附近的人，但他那河南口音，常因作诗平仄不分而被讥讽。） 还有例子可看明人语音后后世差别。比如明朝人学日语的书籍，在“母”字下注音“发发”。后世读“哈哈”。ha是由pa演变开的，明代日语正好变到pa和ha之间的fa。 …… 再水一水，岭南兄弟也别争“国语”了。 秦汉时那边百越杂处不说了，魏晋南北朝“巢居鸟语”，“犹虫嚾鸟聒”；唐朝地图炮韩愈“皆鸟言夷面”；宋苏东坡“但苦鴃舌谈”。 张居正表示岭南官员进京述职他要找翻译。 在语言评价上，胡建人和广东人同病相怜——“啁啾不可辨”，“闽人语颇獠”。 北宋黄庭坚告诫朋友小孩，“莫随闽岭三年语，转却中原万籁簧。”
去了之后不要学当地话，不然回中原后叽叽喳喳别人听不懂。 宋朝有个官员办事得力，宋太宗想把他提为近臣。结果官员们纷纷劝阻，说对方是胡建人，你跟他没法交流。 赵光义表示你们毕竟那啥，我身经百战了，见得多了，哪的官员没见过？不就是闽语么，我怎么会听不懂，“我自会得！”
于是他把那位官员召来唠一唠。 结果，赵光义：“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句不得！”
一句听不懂，光速打脸。 又有一个胡建人，中了进士，明成祖朱棣看他仪貌颇伟，准备提拔为近侍。 结果对方一开口就是乡音，朱棣嫌弃了，“老蛮子也……” 到了明代，“今天下音韵之谬者，除闽、粤不足较已……” 这两个难兄难弟直接就被放弃治疗了。 张廷玉在《明史》记：“闽人入阁，自杨荣、陈山后，以语言难晓，垂二百年无人……” 想做高官，南方人学会官话太重要了。 北方稍微好些，虽然方言也多，但是语音相近，交流上障碍少。 朝廷鸿胪寺主持礼仪的唱赞，都是从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省人里选声音洪亮者。 明代记录方言如下—— “如吴语黄王不辩，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韵不正者尤多。 河南人以河南为喝难；山西人以同为屯，以聪为村，无东字韵； 江西、湖广、四川人以情为秦，以性为信，无清字韵。歙、睦、婺三郡人以兰为郎，以心为星，无寒、侵二字韵。 又如去字，山西人为库，山东人为趣，陕西人为气，南京人为可去声，湖广人为处。 此外如山西人以坐为剉，以青为妻；陕西人以盐为年，以咬为袅：台温人以张敞为浆枪之类……” “大约江以北入声多作平声，常有音无字，不能具载；江南多患齿音不清，然此亦官话中乡音耳。若其各处土语，更未易通也。”
“南蛮北侉”的说法流传几百年，大家谁也别说谁了。 …… 韩家兄弟文武双全。 尤其是韩霖将来写成于崇祯八年的《守圉全书》尤为出彩。 “谓目下奴虏交讧，腹背收敌，城池不守，封疆大坏。世间兵书谈守者寥寥数言，谈战者博而寡要。故广采兼收，拔尤汰冗，详守略战，厘为八篇。全用其言，虽庸人可以无患。”
到顺治三年，钱谦益题《守圉全书》卷首，即谓“鼎革后则又大不合时宜矣，阅者慎勿轻示人”。 《守圉全书》除介绍西洋火器外，还有大量篇幅叙述棱堡。 一百年前，棱堡式防御体系，即所谓“意呆利式要塞”趋于成熟。之后西欧各国普遍采用。 早在万历年，萨尔浒之役明军惨败，徐光启上“辽左阽危已甚疏”，首言“亟造都城万年敌台，以为永永无虞之计”。 提议在京师周城建造大型三层敌台十二座，并将旧制敌台改造为“三角三层空心式样”。 天启元年，兵部尚书崔景荣又上奏，支持徐光启据西洋法建立敌台之议，“宜行工部详议而行”。得旨，“敌台着工部速议奏”。 图样、模型很快都弄好了。 个把月后，方案经工部营缮司略加修改，李之藻核定预算，建造单个敌台，物料、运费，工价等项，合计需银约四万五千两。 可惜经费无着。 官们再上言请赐发内帑，皇帝不愿掏腰包。事遂中止。 天启二年，孙承宗至山海关督理军务。孙元化入其麾下，受命“相度北山南海设奇兵于高深之间”，于险要之地建台。 孙元化想将旧式敌台改造为三角形棱堡式铳台。 “故法宜出为锐角，锐角者，犹推敌於角外，以就我击，故铳无不到，而敌无得近也。”
“今筑城则马面台宜为小锐角；城之四隅，宜为大锐角；若止筑台，则或于四隅为大锐角；或於四面各出小锐角。 城虚而锐角皆实，故城薄而锐角皆厚。台则体与角皆实皆厚矣。城用大铳於角，而鸟铳弓矢助之於墙；台用大铳於中，而弓矢鸟铳助之於角。用大铳之处，旁设土筐，一以防铳，二以代堵……角之锐也，外洋法也。”
只是后来孙元化跟孙承宗不合，乃去职回京。 徐光启和孙元化从未忘却造台计划，之后若干年给皇帝疏凡二十余上。 后来汤若望为明廷造炮同时，受命对防御工事提建议。 鬼佬建言在京师城墙处修筑三角形堡垒，已获兵部赞同，却因“一位宦官和朝廷建筑顾问”的反对作罢。 理由是三角形在风水上利敌害己。 当时知晓棱堡的人不在少数，内地有传叫士介绍，闽广之人有赴南洋也多见。 万历年间，商人伍继彩在吕宋（菲律兵），闻买卖城（马尼啦）东门之“铳城”威力巨大，曾击死中国人数万，乃设法入内纵观。 伍氏继而偷运善于造铳台铳炮之闽人李姓父子回国，至北京投书兵部，欲立奇功而未果。 明末海外贸易最为活跃的闽南地区，也出现了名为“铳城”的防御建筑。 天启三年，潮州府南澳县建立猎屿铳城。 崇祯初年，漳州府海澄县修建大泥铳城、溪尾铳城。 “铳城”一词，最初可能是闽南出洋华人对马尼啦老城稀班牙人防御建筑的称呼，继而泛指火炮堡垒。 从描述及图样上看，国内基本符合棱堡形制的，当属崇祯十年、十一年改建的保定府雄县、山东淄川两小城。 “台形为锐角，有眉、目、鼻、颐，一如西制，且极坚实。”
“敌台有三式，造于城角，谓之正敌台，一也；或于城墙居中，谓之属敌台，二也；或于城外另作，谓之独敌台，三也……此西洋之法也。”
明末文人好谈兵事，大多是放嘴炮瞎扯淡，但有真才实学、身体力行的也不少。 孔子讲君子六艺，核心就是打架不行少逼逼，打的过再吹牛逼。入清后徒子徒孙们彻底忘了。 闲话不暂停，再水一会儿。 棱堡还有个关键的配属设施——护城河或壕沟前有一圈较为平缓的斜坡。 逐渐升高的斜坡除了给主城墙提供部分掩护，抵御敌方火炮直射外，还有个更重要的作用。它承担着改变敌人行进路线的任务。 敌人向城墙推进途中，不得不在缓坡上爬升高度，这样一来，他们就始终处于守城方的火炮射界中。 相比旧式高大的城墙，低矮的棱堡更注重用远程火力杀伤敌方，而不是单纯的被动防御。可以说，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假如敌人十分勇猛，冒死突击，他们上了斜坡，填平了壕沟或者护城河，来到了城墙下。 如果是一段直线城墙，那守城方的火炮就没用了，总不能把火炮倒立起来炮口冲下打，同时火枪也没用了。只好上滚木礌石倒开水泼大粪等等。 棱堡形制，像星星或者齿轮，那种凸出来的玩意儿其实就是中国传统城墙上的“马面”，超级加强版的，更科学更好用。 它们的作用是减少火力盲区，以及对城墙下的敌人形成交叉火力。 棱形和倾斜的墙面还有助于使敌方炮弹跳开，就跟坦克上的斜面作用一样。 棱堡形制之所以不能完全像五角星那样，也是因为会有火力盲区，所以在两个角中间有一段凹进去的横墙。 有时候那段横墙前方，在护城河外面还会设置一座独立的三角形堡垒。用以加强防守和进攻力度。 那么，万一驻守在城外三角堡的士兵们想回城休息、吃东西、玩妹子怎么办？ 堡上有栈桥和主城相连。 如果桥被打断呢？ 那就等死嘛，要么投降。 三角堡后部，也就是朝向主城的一面没有凸起的女墙雉堞，无遮无挡。这样就算敌军占领后也无法被他们利用，反过来主城上的火炮会无障碍的横扫三角堡。就跟瓮城的作用一样，关门打狗。 可是，被派驻在三角堡的士兵不愿意干怎么办?几乎是必死之地啊。那就改成钳形堡，离城门近一些，方便他们及时逃生。 棱堡有很多变种，不一一讲了。反正很好用就是了。 当然，也别把棱堡被吹得神乎其神，什么守军以一敌百，坚不可破等等。再强的堡垒也只是个死物。 比如雅克萨之战中，清军就靠围困以及在堡外再修一个更高的炮台，用射程更远的炮去轰城里面。 再就是还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挖壕沟推进。 …… 当晚，李自成留宿韩家，与兄弟俩秉烛长谈。 第二天，韩云带着“略通医术”的李自成去看望辛全。 老辛虽然只是个贡生——大多数是考不上举人，但因种种原由被进贡到国子监读书的学生——但有才。 他年初入京，有官员特别上表举荐于朝廷。崇祯下诏给辛全以知府衔补用。 然而辛全未等出仕，就因母丧匆匆返回绛州。 办完丧事，他一病不起。 望闻问切，李自成只善于望、问二诀，这也足够了。 辛全素有消渴疾，随饮随渴，随食随饥，随溺随便，三多一少。并发冠心病。 一千年前的大夫就晓得这病了，可是不好治。 李自成也没办法手搓胰岛素、降糖药、阿斯匹林、硝基甘油。 韩云夸口道：“只要能治好，再难找的药都有。”
野生山羊豆倒是能降糖，然而有毒。何况产自海外，你真找不来。 李自成回道：“大医家孙思邈有言在先，‘治之愈否，属在病者。若能如方节慎，旬月可廖；不自爱惜，死不旋踵。’” 辛全叹道：“生死有命，我也看开了。多谢先生教诲。”
韩云又请教：“先生博学多才，当有良方。”
李自成提笔在方笺上写：十里之外一眼泉，胜过名医赛神仙。 “此为何解？”
“不外乎是节制饮食，多走动。”
李自成又详细写明注意事项，然后说道：“能慎此者，虽不服药而自可无他；不知此者，纵有金丹，亦不可救，深思慎之。我再开个方子，名为玉泉丸。若能照做，半月后当有好转。”
床榻边一个伺候的小娃跪倒在地，“多谢先生。”
辛全抚摸狗头苦笑，“担了老师的名，也没教什么学识，难为你了。”
李自成得知这娃叫党成，不由得也摸了摸狗头，“娃娃乖。”
党娃娃呀，不好意思，你学生李毓秀的《弟子规》刚被我无耻抄袭了。 李毓秀祖籍辽东，客居山东。他爷听说后金崛起，于是毅然带着全家奔向关外奔向幸福。可没想到巨城铁岭炮火连天，他爷只得再溜回山东蜗居——半路还丢了个孩儿。 李自成能活一百年呢，所以后会有期。 离开辛府，李自成叹口气，“景伯兄，小弟略精卜算。适才观之党成，此子日后学问精深，名动天下。然如无贵人提携，科举一途仅止童生。可惜！”
“哦？”
韩云反问，“那兄弟看复元兄寿数几何？”
这可把李自成问住了，又不是啥名人，历史书上没写那么清楚。 他装模作样掐指一算，“若不尊医嘱，最多两三年的事。”
韩云又问，“先生可否为某一卜？”
“你……先不说了。”
死在鞑子手里没啥好说的。又怕惊到他，所以先不提了。 李自成摇摇头，“偶然兴起，些小把戏不值一提……反正叫堂那位老高只能活九年了。”
韩云惊道：“此话当真？这做不得玩笑！”
李自成答，“六十多的人了，再活九年也是高寿。”
韩云略思忖，开口道：“昨夜畅谈，先生对耶教知之甚详，教理问答应对如流。然而，然而细细回想，先生似乎并不信奉……” 李自成一笑，“前些年，布鲁诺反对地心说被烧死了。近来还有个伽利略，你等着看，他很快也会因为日心说被判为异端。他们真错了吗？”
②布鲁诺被火化主因是异叫徒，他坚持日心说只是为证明多神论。 韩云皱眉，“那先生以为，日心说可取？”
李自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指点远处，“譬如那位坐在驴车上的老汉，我们观之，他在由南往北而动。可他真动了么？人家坐在驴车上根本没动弹。 动与不动是相对而言。 这样一看，我们脚下的大地自然是宇宙中心，太阳也围着我们转。似乎能解释的通。”
李自成继续说道：“其实我不愿意跟人辩论这些。实话，你就算找一百个西洋番僧来，我三言两语就能驳的他们哑口无对。没啥意义。 所有宗叫最初都是通往智慧的道路，只是过程有所不同罢了。 我一向持尊重信仰、宽容态度。 外面很多乡人信奉无生老母、弥勒尊者，还有黄天道等等，只要他们不去为非作歹，一样是良民。 无论儒释道，或是旁的什么，可取的是导人向善，怕的是迷而信之，那是愚昧。 人谁无过？孔夫子说的话就全是真理？我看未必。 抱着一本两千年前的破书整日细究微言大义，舍本逐末。其他同理。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正理。 话说回来，何为精华何为糟粕？若是擅做定论，不免又成为‘两小儿辩日’。 首先你要知，才能发论。 何为知？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李自成洋洋洒洒一通，双手背后，抬头挺胸，“赵某大言不惭，已至蓦然回首矣。”
韩云貌似恍然开悟，长舒一口气，作揖道：“先生高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李自成也不谦虚了，笑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陕西的王徵受洗后强驱其妾，这就是对洋人迷而信之，可称愚昧。咱先不说他没儿子的问题，入教后连去坟头给祖先上香都不行了，好么？ 欧罗巴为新旧教之争，自己都打出了狗脑子。咱们中国人有什么好迷信的？你说王徵之辈是不是可笑？看人家瞿式耜活得多明白，四五房妾，啥都不耽误。”
韩云脸皮发烫，因为他弟弟韩霖也为入教而休妾。 李自成继续说道：“你等着看吧，再过几年，身为填主国的法兰西必然会加入新教一方作战。为何？利益使然。最后将是新教一方获胜。为何？不迷信腐朽，与时俱进耳。你说，信什么玩意儿重要么？也就糊弄无知小民罢了。”
韩云默然不语。 前东林党人高攀龙言：“孔子道无亏欠，本不须二氏（指佛道耶等）帮补”。 那一堆士绅为啥改宗？因为韩霖认定儒教“有启示而无救赎”。 “从古以来，中邦止有身世五常，尧舜孔孟之道，并无他教可以比论。历代相传，后来者故不以为前儒之学有所不足……今天煮教，既有生前死后之明论，补儒绝佛之大道，后来者岂犹可以为前儒之学全备无缺，无不足哉？”
另外还有两条理由—— 其一，“世人肯冒死以证其言，则可信之据，莫大于此。今噎稣会诸西士在中国传填主教者，皆从九万里航海三年，长辞故国，永别戚友，涉风波不测，经杀人掠人诸蛮域，甘冒九死一生之险，以证其真教实理。”
其二，“若止有一二人，于一时一处受多苦，传行此教，尤可疑其人为憨不晓事。今传教于各国者，无虑万人，咸名士也。”
这两条理由近乎于扯淡。 李自成说道：“憨山大师有言，‘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 耶教自有他的长处，但是咱们三教合一也足够用了，还不用交什一税。何况《胜经》原本并没有翻译，只摘抄些教义出来确实很能蛊惑人。你大概还不晓得赎罪券，几十年前才废除的玩意儿。有兴趣了解的话可以回去问问高神副。”
明末，各种会、各种道、各种门等乱七八糟信仰多如牛毛，而三教合一的思潮与宗叫实践也大行其道。 三十多年前，莆田人林兆恩心有所悟，以为儒、道、释“其教虽三，其道则一”，于是创立“三教合一”学说。 “一时胜流袁宗道、萧云举、王图、吴应宾皆北面称弟子。邹元标极言其学之正，有争之者，元标曰：‘讲学随人意见，何事力争？’袁黄曰：‘早岁读书多有未解处，每于三教集中，阅之豁然。’” 其实更早就有王重阳的全真派，即以“三教圆融、识心见性、独全其真”为宗旨。 可惜他的后人不给力，尹志平李志常等仗着丘处机弄起的声望，开始胡作非为。他们毁佛寺毁孔庙，然后又在蒙哥皇帝面前和佛教辨论失败，就衰落了。 （当时辩论一来有翻译问题，二是耶律啥的偏袒佛教，再就是“老子化胡”说确实扯淡。） …… 李自成看着韩云，“我并没有劝你退教的意思。前面说了，无论信奉如何，均是导人向善，令人修身养性。只要抓定主旨，细枝末节从心所欲，不逾矩。 其实啊，那些玩意儿不过是懦弱者的挡箭牌。无趣的很。”
韩云抬头，“先生，地球真是围着太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