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快，转眼就到了十一月。 关外大凌河之战彻底结束。 祖大寿打得很惨烈，然而最终还是投降了。当然，可以说是“诈降”，但是距离真降也没几年了。 围绕着大凌河之战，死在那边的都是援辽的关门遵密之将，还有不少南兵。而辽西九城除何可纲，“效死长山无人”。 太子太保、左都督何可纲还是被祖大寿亲手干掉的…… 后世有位姓阎名老贼的人说：可纲知祖大寿降清是诈，不惜以身死，全己忠义之名而取信于虏尔。 大凌河之战中的其他辽将哪去了？他们都在《贰臣传》甲编—— 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张存仁、刘武元、邓长春、孙定辽、刘良臣、刘泽洪。此外还送了一万多将士给皇太极。 能在《贰臣传》列名甲等意味着什么？ 就是曾经给鞑子拼了命的干活才有资格上榜。钱谦益那么有名气的大佬，不过也就是个乙等。 原历史线的洪承畴也给鞑子效力了，辛辛苦苦干了二十年，爵位就是个不入流的轻车都尉。人家祖可法、祖泽润、祖泽洪都是子爵。这两个爵位之间还隔了个男爵，差得多少自己想。 不久的将来，六十多岁的祖大寿第二次投降，那归附鞑子的辽将就更多了。而祖家一门在满清的官爵更是蔚为壮观。后人有在辛咳革命时殉清的，也有把祖宗坟墓卖去大家拿的，也是一桩奇谈。 对了，祖大寿四儿子祖泽清后来跟着吴三桂造反了，被抓获，凌迟处死。 唉，又扯多了。 再早一些，皇太极率军千里奔袭，破边入寇京师，一战功成。皇太极在鞑朝中威望大涨；代善和莽古尔泰的权力被进一步虚化和削弱；八旗将士们自信心暴涨。 经过大凌河之战，皇太极又学会了围点打援，建立起能战的火器营，懂得了少屠城多招降…… 建奴崛起势不可挡。李自成干着急没办法。 想一想要做点啥才能扯他后腿？ 如果历史线没改变，暂时应该不会变，那么再有两年，建奴会在大同一带放肆劫掠。 到时李自成肯定会跑过去肛一下建奴，革命军对阵八旗，谁强？ 结局未可知，但可以预先做些对策。 李自成打皇太极，就相当于己方带着夜视仪跟对手打夜战，他们是瞎子。建奴不了解革命军，但是李自成对他们的底细门清。 明年抽时间编练一支新军，完全仿造八旗建制和打法，先来几场模拟对抗演习。将来让鞑子匹马不得出关！ …… 忙碌到十一月中，进剿九条龙的事宜已经准备妥当。 王肇生等地方官们默许了革命军行动。反正在他们眼里是贼打贼，谁灭了谁都是快事。 张承宠如约派出八百多卫所兵助战。他没亲自出面，由指挥同知陈承业领军。 革命军这边是张能出面挑头——张道濬名声在外，“投贼”一事暂且瞒住，遥控指挥就行。 除了张能本部人马，还有李过的两哨、新兵营两哨；还有王屋山副哨胡二牛带来支援的两支小队；还有李自成的教导营、火器营。革命军总兵力四千多人。地方民壮也雇佣了七八百。 九条龙当了十多年草头王，自然不愿无条件投降。那就对不起了，开战！ 他的老兄弟在上次官军进剿时就死的差不多了，这回只抵挡了十来天便溃散。 张道濬头一次带兵出战比较谨慎，在深山老林里每行军一里地就整队一次。革命军稳步推进，追杀九条龙残部七八天，肃清大股残余。 九条龙窜入山沟要逃跑，不幸被从天而降的手雷炸死了。 此战歼敌四百余，俘虏七八百，收获粮草财物一批，夺得大片根据地。 革命军死伤三百余——山地战艰苦，其中非战斗减员七八十个。有掉山崖摔死摔伤的，有冻伤的，有因卸甲风嗝屁的，还有些落单的不幸被豹子野猪弄死…… 协助的卫所兵只死伤了五六个。他们本就是壮声势的，不担任主攻。 统兵的指挥同知陈承业在太行山里狂收人头。除了小孩的不要，余者几乎无一幸免。 原本妇女和白头发首级是不能记功的，然而官军为了杀良冒功，有人专门学过染发、化妆之术。他们能把老人打扮成年轻人，甚至把女人打扮成男人…… 官军搞的太过分，张能出面严厉制止时，对方已经割了四五百人头。 战后有一百多卫所兵“投贼”，惹来张承宠一通抱怨。他手下能战的兵原本就没几个了。 天地良心，革命军并没挖墙脚，卫所兵们都是自愿入伙。大概是他们看到革命军吃的好穿的暖，军饷又足。 一般人哪有什么革命觉悟？唯一驱使他们造反的动机，早期就是：吃饱饭，活下去。 张道濬班师凯旋。张能继续在山里清缴残匪。 太行山里的寨主不止九条龙一位。 官府对地方的控制力非常弱，稍微偏远些的山区往往都有土匪活动。即便号称盛世的康乾年间，离京城不过百十里的地方都有土匪山寨。 革命军要独霸太行山，不投降的统统灭掉！ 这次俘虏不能简单遣散，拉回来服劳役。让青壮俘虏们出工给修路收尾，好歹能省点钱。 修路民工们使用的是最原始的锄头、十字镐、铁铲、撬棍、扁担、竹箕、草绳、钻子、大锤、炮杆、黑火药等工具。方式跟三百年后修滇缅公路差不多。 挖出毛路，夯实，碎石当路基，表面用煤渣铁渣沙砾铺平，石滚子反复碾压若干次，硬化路面，两侧设排水沟。完工后堪称明代版高速公路。 明代累计修了超过五千多公里长城，烽火台无数，工程还多是在荒郊野外崇山峻岭间。 有那人力财力物力，足够在平原修两万公里宽阔平整的官道，那带来的益处可就太大了。 要么在黄河两岸建“长城”也行啊，能免多少水患少死多少老百姓。功德无量。 唉！又多扯淡了。 现时运输车辆都是硬木轮重载车，对路面损坏很大。只用不修，什么路都得坏。 李自成一开始还不好意思再收养路费，但是沿线商贾纷纷慷慨解囊。他们表示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路，一定要维护下去。 尤其是从革命军手里得过好处的财主，干脆利索的甩出几百两银子，眉头都不皱一下。 李自成谦虚道：“这也不必。养路主要是人工开销，一个月也花不了几两银子。”
陈大义拱手，“鄙人对革命军佩服之至，愿追随大统领麾下。”
他之前得了门蜂窝煤生意。工场量产后正好入冬，煤球一经推出，供不应求。 这玩意儿没啥技术含量，原料之中土就不说了，煤渣在附近便宜的就跟白给一样。再加上李自成提供的简易手摇煤球机，三五个工人一天能做七八百煤球。 煤球好啊，既便宜又实用。 为啥北方到处流行烙大饼？ 尤其北方平原，树木少，柴禾少，秸秆还要喂牲口呢。总之燃料不好找。再说那些玩意儿占地大热效低，做个饭死费劲，又要人专门守着续火。 而且还要留着盖房子，要为了冬天取暖以及喂牲口等等，尽量省着用。再者穷人能有多少田，哪有那么多秸秆烧？ 所以，不是大饼煎饼多好吃，是因为省燃料。 比如把铁锅翻过来，弧面朝上，底下烧点枯枝树叶，茅草都行，把面团擀薄了往上一摊，翻两下就熟。 熬米汤蒸馒头烧一锅水要多少燃料？以面条待客为上礼就是这种传统习惯的遗留。（我瞎扯的） 穷人平时连白开水都舍不得喝，熬米汤时才能捎带喝口热水。何况就冬天想靠茅草秸秆把炕烧热乎，那得要多少啊。穷人只能硬抗，适者生存。 “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柴排第一位。 一到灾荒年就有“炊某骨以为薪”也说明了些情况，可见古人的燃料问题相当严重。 李自成传给老陈的还有配套铸铁炉子、铁皮烟筒等，销量大好。往年冬天多有烤火盆而煤气中毒的人，这回就安全多了。 清代，“嵩文恬公以刑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竟死于煤气。”
“数千百年来，华人无祛除煤气之法。有之，自洋炉入华使之。”
就是加个烟筒的事，能有多难？火炕都有烟道，火盆上咋想不起来弄一个？搞不懂。弄铁皮虽然费点劲，但并没有难到做不出来。 不过，能烤的起无烟炭盆的都是有钱人，去死吧死吧。何况穷人住的破房也谈不上密封性，冬天想闷死不容易。 陈大义这人也是磊落汉子，几个月来看着革命军所作所为，观念慢慢转变。他现在居然心甘情愿“投贼”了。 革命军将来免不得还要四处流窜，陈大义待在地方的作用更大。当下李自成细细叮嘱他一番。 还有郭壁镇原本近乎破产的老韩，从大统领这里得了五十多种疗效超群的中成药方子。 老头儿延请医家验证了数方，喜出望外，瞬间年轻七八岁，誓要大干一场。 现在优先生产的是云南白药改名来的上党白药和冻疮膏，革命军大量需求。 还有纳税土豪得了水泥生意。这东西比黄泥、三合土好，附近大修堡垒的村镇多来采购。 简易水泥成本不算高，但是李自成也没奢侈到买来铺路。将来有闲钱再说。 贾富贵和王重新合开的玻璃工场还没有正式投产，刚出了试制品。 新出的玻璃镜子光亮无比，上到东家下到工人，看了之后无不欣喜若狂。他们从没想过自己手里还能造出这种“神物”。 古代一直用铜镜。 铜镜并不是由纯铜制造，开始是由含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而成。 汉代时出现了一种特殊铜镜——透光镜。 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将光源对准铜镜正面时，它反射出的映像是铜镜背部的花纹和铭文，而不是纯粹的“光的反射”。 倒映出来的结果仿佛是光源从背后穿过了“镂空”的铜镜一般，极具神秘色彩。 在光学和力学原理尚未被发现，或者说尚未成为体系知识流传时，这种镜子堪称物理学上的奇迹。 可惜的是，“透光镜”的制造技术在宋代就已经失传了。即使在宋代之后再过一千年也无法复制。 大人物视察博物馆时还曾询问透光镜原理，然而当时的专家并没研究清楚，自然无法做出解释。 倒是沈括曾在《梦溪笔谈》中有所暗示：“以谓铸时薄处先冷，唯背文上差厚，后冷而铜缩多。”
意思是铜镜中有铭文的地方厚一些，冷却得慢，铜收缩得多一些；别的地方冷却得快，铜收缩得就会少一些。 后世专家们得到启示，经过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铜镜透光是因为表面厚薄分布不均，但是这种不均的差异只有几微米，并非能肉眼可见。而且这种特殊的形变并非纯天然，与工匠打磨的方式也有关。 但显然，那种打磨方式已经失传了。 古代无论哪一种铜镜，新铸成时镜面并无光泽，需要经过一种叫“玄锡”或“水银沁”的“磨镜药”（汞，钾、钙等混合制成的金属粉末）研磨抛光后才能正常使用。 用一块白毡蘸上“磨镜药”，将其涂抹在镜面并反复磨擦，之后便成了光亮可鉴的镜面，方可照人。 玻璃镜子用脏了随便擦一擦就可以恢复原样，但铜镜用得时间长了会生锈发污，用布是擦不干净的。 所以古代有一种专门的职业——磨镜匠，就是给镜面再涂上一些“磨镜药”，稍加擦拭就可以光亮如新。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徐孺就是徐稚，东汉名士，幼时家境贫穷，从事过磨镜的行当。 早前磨镜所需的材料，铅、锡、汞等等并不是寻常之物，但却是道长方士们炼丹用的最基本的原料。 于是炼丹方士们往往会兼职做磨镜的活儿。 比如，南北朝的《上清明鉴要经》记载—— “昔有摩镜道士，游行民间，赁为百姓摩镜，镜无大小，财费六七钱耳。不以他物摩也，唯以药涂面拭之，而镜光明不常有。”
这是有记录的古代最早的磨镜方法。 唐传奇小说《聂隐娘》中就有一位“磨镜少年”。 “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镜，余无他能。”
这位忽然冒出来的“余无他能”，只会磨镜的少年，竟能被聂隐娘点招为夫。这一情节初看来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合情合理。 因为磨镜本就是一项绝技，自古以来就几乎只在道士方士们之间流传。 比如唐朝诗人刘得仁在《赠道人》中写道：“长安城中无定业，卖丹磨镜两途贫。”
可见兜售丹药的道人也顺便磨镜。 所以，《聂隐娘》中的那位“磨镜少年”，隐藏身份很可能就是修道之人。 原剧情中，聂隐娘师徒杀人之后，常用一种神奇的药水将尸体溶解，能做到“毛发不存”。那种秘药说不准就是“磨镜少年”提供的。 道士与磨镜客二者重叠，更典型的例子当是吕洞宾。 《唐才子传·吕岩》记载：“……又尝负局奁于市，为贾尚书淬古镜，归忽不见。留诗云：‘袖里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艳长春。须知物外餐霞客，不是尘中磨镜人。’” 道士们之所以磨镜，除了赚点钱外，更重要的是以之修道。 《侍帝晨东华上佐司命杨君传记》中，九华真妃有云：“眼者，身之镜，耳者，体之牖，视多则镜昏，听众则腑暗。妾有磨镜之石，决腑之术，即能彻洞万灵吵察绝响可乎？”
这就把修道与磨镜联系了起来。 九华真妃认为如果外界纷繁复杂的干扰太多，会影响人的认识，而通过“磨镜之石”的磨治修炼，能使人明察一切，体悟真道。 修道如同磨镜。镜的制造过程是炼，与道的修炼过程是一样的，故而在道教经典中，以磨镜喻修道的例子较为常见。 直到北宋以后，磨镜法才渐渐摆脱道士的垄断，进入大众视野。 《梦粱录》即载有：“修磨刀剪、磨镜，时时有盘街者，便可唤之。”
明代流行有诗句：“云想衣裳花想容，宝镜绰约映春风。难见庐山真面目，拨雾还赖老磨工。”
刘伯温在《多能鄙事》中记载有三个磨镜药的配方。其中一方所需材料分别有“白矾（六钱）、水银（一钱）、白铁（即锡，一钱）、鹿角灰（一钱）”。 做法是“将白铁为砂子，用水银研如泥，淘洗白净，入鹿角灰及矾，研极细始可用。如色青，再洗令白”。 用锡作为研磨剂中的研磨粒；白矾、水银作为研磨剂的材料，再加上一定量的鹿角灰调匀就是一副上好的研磨剂了。 最后再使用光亮剂对镜面进行抛光，“顶骨（烧灰）、白矾（枯）、银母砂各等分，为细未和匀”。铜镜如此处理一次至少可用半年之久。 铜镜的效果并不比玻璃镜差多少，“鬓眉微毫可得而察”。 可是铜镜毕竟是昂贵之物，一般小户人家哪里用得起。 玻璃镜可以先作为奢侈物推销，等市场差不多饱和后，工场里量产的水平应该也提升上去了，足够进入寻常百姓家。 作为替代窗户纸的平板玻璃同理。 此外还能开发各种新奇的玻璃产品—— 比如玻璃瓶子。里面装上汾酒，加个高档盒子好好包装一下，绝对高大上。走亲访友佳节馈赠，拿出去倍儿有面子。 近视镜和老花镜销路也广；附近炼铁的多，墨镜也有需求；还有望远镜等等。 暖水壶有些难度，李自成没空指导他们。②宋朝就有暖水壶，可能是用玻璃涂银做，后来应该失传了。 当前李自成虽然抽的商税不少，但多数商人还算拥护革命军。因为李自成不光给他们提供了发财门路，而且在他治下，商人不再是贱人，地位高。 还有，修桥铺路改善交通；整治营商环境；清理街面卫生；低息贷款扶持；纳税人子弟免费读书，还有纳税大户参政议政等等措施，让众商人心服口服。 现在的商业极幼稚，李自成随便传授点理论都够他们吃一辈子。很多商人连动态定价法都玩不转，更不知道锚定定价、成本定价、竞争定价等等概念。 还有，取缔牙行。 牙行就是中间商，堪称无本万利。 在明代商业社会，领取官府牙帖的牙人在地方上有很强的垄断性。他们能依仗的，就是张盖着户部大印的牙帖，靠得就是这张虎皮吃了卖家吃买家。 行商千辛万苦将货物运到当地，并不能自由发卖和采购。一买一卖，中间都要受制于牙行。 牙行主人仗着有官府牙帖，一进一出坐收厚利不算，而且对销货的事情并不热心，往往闹得行商的货物一年二年的都销不完。 若货物是一坨铁疙瘩还罢了，若是吃的呢，多放段时间可就完蛋了。 因为有仓库租金，反正牙行不卖货仍然有收入。 从牙人手里结款更是难上加难。 这是个很大的商业弊端。 历朝历代为什么要设立牙行牙人这种看来收益很小，又明显违反市场规律的事情？ 实际上是朝廷无力管理复杂的商业行为，无法从中获得利益，只好通过将利益出让给个人来获取少量的收入。 可以把牙人看作是一种官府的包税人。类似的例子还有明清的食盐专卖体制，就其本意来说如出一辙：通过最简单的方式获取财源，简化管理。 至于它所导致的结果，国家应有的巨大财源在变相包税制下反而年年减少，甚至亏损。 总说大明的税轻，其实商人的负担并不轻。钱都去了哪？大多花费是消耗在各种“明规则”和“潜规则”上了。 革命军抽的税明面上看着是重很多，实际上就是把某些“潜规则”明规化，做到征税有法可依，减少那种灰色领域。 而且他们若用农工商钱庄发行的纸钞交税，也免去了火耗陋规。 “火耗”制度起于明万历年间。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会有一些损耗，因此在征税时就会提前多征一部分。 各地加征额度没有定规，加正税的百分之十已经足够多了，可有些黑心官会弄到高达百分之四五十。 多出来的自然被层层贪污了。 用一个笑话打比方—— 巡抚去京城开会，会议上三令五申强调：除了朝廷规定的款项，各省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巡抚回省给一众知府们传达朝廷精神：除了朝廷和省里的款项，各府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知府再给所有知县传达朝廷和省里的精神：除了朝廷和省里的、府里的款项，各县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知县再回去传达给乡镇：除了朝廷和省里的、府里的、县里的款项，各乡镇不许私自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乡镇又回去给里长传达：除了朝廷和省里的、府里的、县里的、乡里的款项，各里坊不许增加任何乱收费项目！ 里长继续传达给村长…… “火耗”一项每年就有四五百万两银子，九成进了私人腰包。 银子融化有损失，粮食运输也有损失，都要有额外加派。 比如征收这些大米你得挑到县库吧，挑不来怎么办呢？里甲派人征收，派人就要额外的费用，帮你运输又要费用。县太爷还得往府里送，府里送省里……这一层层送上去，要运费，要人力，仓储要有损耗，相关费用统统加派到纳税人头上。 再比如“淋尖”、“踢斛”。 加派的办法有很多种，用大斛征收，小斛发放那是作奸犯科，不是加派。 征粮的时候，正常情况粮食倒进斛斗和口沿平齐就够了。可是实际上不行。你得继续往斛里倒粮食，直到上面堆成尖尖才算，这叫“淋尖”。 “淋尖”的前后还有“踢斛”。 粮食松散，倒进斛里还要踢几下让它紧实些。“淋尖”之后再来几脚，撒出来的部分不算，你要继续再倒满堆成尖尖才算正式征收的。 “踢斛”要高手操作，把斛踢倒了不算，踢轻了撒出来的粮食少没油水，所以角度力度都要掌握的刚刚好。高手们真是屈才了，应该加入国足。 （“石”即是重量单位，也算容积单位，一石等于两斛。一石粮应该是用容积工具称出来的重量。弄不懂为啥不直接称重，是因为自古麻袋少，不好装，所以后来就懒得改了？） 而且送交钱粮时还会被经办人员挑毛病，借故吃拿卡要，还要再盘剥一层。 用纸钞交税就可以完全避免那些弊端。革命军也省事，省了费精力鉴定银子、铜钱成色等等。双赢。 至于纸钞信用，当前用的是粮食这种硬通货做背书。粮店保证随时有现货。 若想只靠革命军武力做担保，根本行不通。就算人家勉强捏鼻子认了，背后指不定骂成什么样了。失民心，不能那样干。 所以综合来看，革命军的税反倒轻很多。而且还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如果土著们将来把税法研究通透了，还能学会合理避税，那就更爽了。 再者革命军大宗货物采购一律分期给现钱，完整账期不会超过三个月。并且尽力推广这种方式。 实在不愿意接受纸钞的给现银——这种商人以外地的居多，他们还不大信任纸钞。 现金流对商户太重要了，再加上取缔了牙行，外货进来至少能便宜两成以上。 商人，不管是坐商行商还是开工坊的，对一个正常社会来说绝对不可或缺。 那为啥历代都有重农抑商的传统？ 所谓重农抑商，放到后世相当于——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打击金融投机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 自古以来农业才是实体经济，商业被认为是投机倒把。所以重农抑商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农业发展、手工业进步和商业的繁荣，资笨主义迟早出现，商人抬头势不可挡。 万历年间，朝廷开始允许商人子弟以“商籍”参加科举，算是个萌芽吧。 …… 革命军在当地盘踞日久，声望日益增长，老百姓们也收起了小心。 当然，暗中诋毁“短毛贼”的很不少。土豪劣绅之流也就算了，不少根正苗红的劳苦大众也跟着吆喝攻击农民军，令人无语。 总的来说，还是“认可”革命军的“良善”多。 有个裁缝，给大户家里做衣服时不小心办砸了。东西挺贵，价值十七八两银子。 弄坏了肯定要照价赔偿，但他又没钱。无奈之下便想把女儿卖了还债。 裁缝东跑西跑，人家出到四两的便是上等足数，再也添不上去。 一般来说，买个十三岁以下或者是粗使丫鬟市价也就三四两；能做个家常饭，会伺候人的大概要十两左右；能做出一桌酒席，再有几分颜色的要几十两；精通吹拉弹唱的就奔着上百银子去了。 裁缝无奈之下就把闺女推销给了短毛老爷。李自成爽快的掏了二十两银子买下。 大统领真不是要扩充后宫。小姑娘才十四岁，虽然到了大明法定结婚年龄，虽然长相挺喜人，但不能禽兽不是？ 落到他手里总比给老财做奴强。 至于说哄抬人价，起码没啥坏处。苦主能多拿点钱，革命军里也能多补充点女人，还能打击地主们的嚣张气焰。三赢！ 又有个小商人来求见大统领，他想让短毛给自己老爹题个墓志铭。 李自成问完生平，提笔书写—— 初从文，三年不中；改习武，校场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又从商，一遇骗，二遇盗，三遇匪。遂躬耕，一岁大旱，一岁大涝，一岁飞蝗。乃学医，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 …… 还有些老百姓纷纷前来祈求“贼青天”为民做主。 刘善村有个童生，家里六七十亩地，之前都佃给两户远房亲戚耕种。 某个亲戚在王家租田已有三十多年，在他的相应租帐上，童生爹早批了一句“奸刁之极”。另有补充语：“其田甚好，千万勿被佃人蒙惑让谷。”
老头一死，家里就剩下孤儿寡母。亲戚先是开始少缴佃租，慢慢找理由拖欠不给，后来完全不搭理了。 “穷人天生是好人，有钱人就是坏蛋”的理论靠不住。 寡母胆小，只能偷偷抹泪，不敢招惹麻烦。她靠着另十来亩地租，又在工坊里给人炼制硫磺，勉强养家糊口。 童生年龄渐长，书都快念不起了，于是不顾母亲劝说，去跟亲戚理论了几次。当然无果，后面还被打了一回。他气急之下，跟母亲闹翻，执意找上了“贼青天”。 乱世用重典，李自成将佃户当众“绞立决”——以劝说农民交租交息。 这事吓坏了一干人，有些地主老爷都觉得短毛太过分了。 地主老财欺压佃户奴仆的更多，比如窦庄就私设有公堂和地牢。 只要没闹出人命，李自成尽量少杀大户。又劝说地主减租减息。 唉，地主比佃户待遇高啊。 李自成虽然时时刻刻都在窥觊大户们的财产，但是眼下只能以“治病救人”为主。 统战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很多老农尽管种了八辈子地，可他们连日历都看不懂，农事往往依靠地主指导。这也是乡下老爷们身份尊贵的一个原因。 李自成暂时也培养不出农技员，将就着过吧。 …… 还有些卖断身契的奴仆逃奔革命军。 这些男女按常理算私人财产，有胆大的土豪就上门讨要。 明初朱元璋规定只有勋贵和三品以上官员可以蓄养奴婢，其来源还是朝廷发给的官奴。 后来，地主需要奴婢伺候，贫民要卖身葬父，社会需求旺盛，双方一拍即合。私下的买卖人口就泛滥了。 为了躲避律法，双方采取干爹干女儿的方法钻空子。明中后期管制渐渐宽松，不过称呼主人爹娘的传统仍然留存了下来。 （古代如果某个土豪有大量奴隶，那随时可以转化为兵源。有地有粮又有兵，若他们在地方上胡整，皇帝可就坐不稳龙椅了。后期人力资源丰富，使用佃农、长工的综合成本已经比蓄奴低了。之后奴婢也就少了，他们的工作也变成专门伺候主人饮食起居。） 李自成本不想搭理那些老财，但考虑到要搞好“群众”关系，每个逃奴补了原主五两银子赎身费。倒也没人敢嫌少。土豪们反倒觉得短毛挺好说话。 还有一桩案子，牵扯到革命军。 现时大户人家愿意出高价雇佣厨娘。反过来，府里有厨娘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能做大席的才能算厨娘。 厨娘这份工作好啊！吃香喝辣工钱又高也体面。 那就有男人眼红了。 二刈子闪亮登场。 他天生一副女相，从小又扎耳朵眼儿、学女人做派、学女人说话、学化妆、学女工等等。 伪娘养成之后，成功混入大户后宅。 这个二刈子本事大，连人家女眷都分辨不出“她”其实是个男人。 后生刚开始单纯为了挣钱，时日一久又起了别样心思。近水楼台嘛，他在精心谋划下把主家女眷勾搭上了。 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 第一次事发，那户人家顾忌脸面，没好意思声张，只把二刈子赶走了事。 小白脸回家歇了段时间，接着到了阳城，重操旧业，顺利进入许宅。 许老爷家住许庄，在城里宅子养了两房妾，往常每个月只去小住三五天。 这对二刈子可太遂心如意了。不到一个月，他就半强半哄的勾上了许老爷小妾。他在温柔乡里一舒坦就是小半年。 但是这人要倒霉起来，喝口凉水都塞牙缝，放屁都砸脚后跟。 许老爷有个儿子是色中饿鬼。他从外地回来后偶然进了趟城，乍见“厨娘”颇有姿色，当时就欲行不轨。 伪娘自然誓死不从，结果事情就败露了。 这还了得！？可把许少爷气个半死。 “吗的！男人也照干！”
许少爷要强上，幸亏二刈子身手敏捷，及时跑掉了。 许老爷得知后还不愿声张，可许少爷气不过，弄清二刈子下落后闹腾起来了。 “我也不白拿人，一口价三百两银子。人我带走。”
原来二刈子走投无路，暂入革命军躲避。 李自成还吃过他做的“炸八块”，手艺了得，确实是个好厨子。 那也不能包庇。冯起龙调查一番，审明无误。 二刈子结局惨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