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在建立大顺的制度前，不妨回顾一下历代得失，学习点经验。　　扫过有些代表性的汉代和唐代之后，再看宋代——　　本来科举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才，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宽大处作弊。于是朝廷不免要为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　　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反而失却本义。这样的话，通过科举还能选拔出真正有能力的人吗？　　李自成刚到大明朝的第二天，就跟米脂的几个书生，艾毓初、艾朝栋、艾诏、李振声、冯起龙谈论过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内容就是做文章，但文章不像算术那样有标准答案，主观性很强。　　但是科举考试对做题家们的成绩总要有个评判标准，这样就给考官带来极大不便。　　评分难，审卷慢，考官意见难统一。　　所以就需要一个大致的框架来限定考生发挥。　　八股应运而生。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实则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　　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　　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　　如顾炎武曾直言：“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做。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芳等为之。”

自北宋废除诗赋，就是有“声病对偶’的考题之后，科考基本以进士科取士。而考试内容又只有经义。　　这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宋代考生答题越发空洞无物，并朝着形式化趋势发展。经义一般为伦里道德，其对社会问题的剖析大多空洞、抽象，无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此，考生的个人见解逐渐减少，起承转合的文章结构形式则越发流行。科考八股文变得更加僵固、空泛。　　科举选出来的人不行，那制度也就不用说了。　　当然也有好的方面。　　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在宋代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　　那一辈文人多沐浴了四书五经的熏陶，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忠国文化、传统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忠国史，一直持续到后世上千年。　　宋代的“募役法”也是一个大的改革。　　自秦朝始，农民每年都要服徭役。而宋代“募役法”的颁布，使得原来必须轮流充役的农民可以选择以交钱代替服徭役。然后再由官府出钱雇人充役。　　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　　这一举措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田间劳作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　　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讲，宋代和前代没有什么根本不同。都是统治街级盘剥百姓、稳定政泉的花样。但花样不断翻新。　　如果说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在赋税这块。汉代太狠了，虽然比秦好了点，但服了兵役还要上税；唐比较能创新，可以用绢代役；到了宋朝就伸手要钱了。　　而且，宋代的大官僚大地主等也失去了免役特权。　　宋之于唐，虽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啥建立和创新。大概就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接下来到了明代——　　我大明“得国最正”，驱逐了鞑子，最后却又被鞑子所取代。　　为什么会导致那种结果？这中间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偏差？　　如果说，历代是专制的，朝廷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比如，崇祯皇帝看上去是被架空了，底下人一起糊弄他。但其实皇帝仍然大权在握，基本上想处理谁就处理谁。　　若论汉、唐、宋诸代，皇权、相权是划分开的。其间权力比重或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　　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残存有历史旧传统，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　　比如，一般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商议后公开推举，这就是“廷推”。（明代六部九卿合成一词，指六部长官。也就是六部尚书与通政使司长官通政使、大理寺长官大理寺卿、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为分管国家各项工作的九位最高长官，合称：六部九卿。另外还有个小九卿之说）　　如果有大事，皇帝和各衙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　　再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谳，这叫作“廷鞫”。袁崇焕就是这样被定罪的。　　“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是大有分别的。　　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地位的。比如宰相，若他不问事、不当权，反倒是失职，是无能。　　不是宰相而问事揽权，那才是奸臣，是权臣。　　权臣弄权自然是违反国本的。就像是明代的几个大太监或者那啥啥啥的。　　那么，说了这些，明代为啥亡了呢？是亡于人还是亡于制度？　　大明的遗老遗少也在思考。　　于是有出生于明代的两位大史学家、思想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正治制度得失，以及此后天朝正治的出路。　　一位是黄宗羲，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访录》。　　老黄说之所以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他能提出来这种说法，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而且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　　他认为将来只有再重新设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朝廷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避免昏君瞎胡搞。　　当然，老黄还说自秦代以来“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或者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朝廷的制度。这个就不去多说他的利弊了。　　另一位顾炎武，著有一部《日知录》。　　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这个很有些道理，后面再叙。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抿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　　他还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炎武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像大明这样庞大的一个帝国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原委的。　　这并不是说其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朝廷专制黑暗、党派误国、皇帝太拉稀等等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言论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　　一般来说，单从制度讲，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会出毛病。历代无一幸免。不与时俱进，不革新就等死。　　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变样、腐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清代的制度也可以为大统领带来点经验教训——　　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做事分寸的制度。　　而手段则是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分寸。　　在家天下时代，一个为公的新制度的诞生，期间当然会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一些私意。　　清代朝廷发布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　　经内阁传抄，再交给有关衙门者，称为明发，或称内阁奉上谕。　　而寄信上谕，就是绕开内阁，由皇帝指示军机处直接给相关人员传达旨意。　　跟密折制度一样，寄信上谕是加强皇帝集权的专制措施。　　玩秘密正治这当然只能说是皇帝的一种手段，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　　总的来看，清朝的正治体制是传统正治体制的集大成。　　从秦朝君主专制忠央集权制度建立，经唐朝的完善发展，明朝的强化，到清朝专制官僚体制，系统而严密，十分成熟。　　清朝是传统君主专制的最顶峰。　　从辩证法的原理上讲，最后一个总是最完美的。因为事物发展总是由不完善到完善。历代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正体也是如此。　　同样的道理，历代典章制度也是清朝最完备。清朝的典章制度和君主正治都是对忠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集大成。　　最后，秦始皇以后的天朝政制制度是典型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不是所谓的“封建”制度。　　马大胡子当年引用“封建”这一名词时，是指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也即是以贵族政制、领主经济为基本属性的封建制度。　　它的本质特征是领主对土地的垄断，土地不允许自由买卖。领主利用对土地的垄断，获取政制上高贵的地位，土地不许转让给平民，农奴就更没有获得土地的权利，这是西欧封建制得以存在的根基。　　天朝的情况并不具备那些特征。从战国起，土地买卖、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分封制逐渐遭到破坏。尤其是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土地可以继承，可以买卖，从法律上肯定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此外，东西方还有农奴和佃户的区别，社会经济结构的区别等等。　　可以看出，从秦始皇建立中秧集权的专制制度开始，到那啥推翻帝制的这两千多年的历史，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相比，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天朝封建制只盛于西周，而衰于春秋，至战国已开始崩溃，最后秦始皇帝“废封建”，而在历史上消失。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种忠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也可称为“中秧集权文官制”。　　当马大胡子的学派迅速发展之时，“封建”一词便逐渐变质了，最后它竟变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坏习惯的总代名词。　　“封建”一词，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专制、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冻、封建顽固等等，既不不合乎天朝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也不是中世纪欧洲的本义。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被滥用的那啥术语。　　因此，用所谓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等主义来划分天朝历史阶段的表述也不合适。　　好了，话题扯回来。　　结合以上各朝各代的变化，得出的总论是——　　第一：朝廷或者皇帝有逐步集权的倾向。从秦到清两千年，一直在朝一个目的地走。　　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一天天的衰落。　　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当然应该要有一个核心。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　　第二：历代传统正治随着发展，社会各阶层趋向于平等。　　从汉到清，都沿袭着关于废除一切特权的措施——除却如元、清两代，因为他们算是外人入主，对自身族群肯定有特权。　　其实若要讲平等，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国人也最自由。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彼可取而代之！”

简单粗暴的解释就是——“王侯将相多个鸡煲？谁怕谁，不服开干！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

总之藐视一切权威。　　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以至于老百姓变成了一盘散沙，变成了待宰羔羊。　　朝廷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了，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　　传统里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做官。　　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愤的人又出了头。　　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人也愈来愈多。　　因为科举制度，向上的道路是开放的，“学而优则仕”。社会上聪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就不同，起先人家根本不让你做官，底层也没有向上爬的途径。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形成了资本利益团体，才团结起来去跟国王争权。　　天朝是节制资本。旧的封建势力打倒了，却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相当于重新洗牌了。传统历史中，地方豪强或者某个大商人还称不上是资本力量。　　第三：长治久安，至多也只能维持三代。　　只看宋、明两代的宰相、首辅，很多是贫寒出身，平地拔起的。然而天下太平，皇帝可以两三百年世袭着；做宰相的人，前十年还在穷乡茅檐下读书，但皇帝已是有着七八世传统了。　　相形之下，皇帝的地位和尊严自然一天天提高。皇室的权利，总是逐步升；朝廷的权总是逐步降。　　可惜后来的皇帝自小深宫长大，不通事务，很难出一个中兴之主。　　专制情况下，皇帝不行，那么国家也就跟着破落了。　　第四：历代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的复杂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打个补丁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　　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　　这一趋势，却使儒家文人们有“后不如前”之感。　　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历代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　　可是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所谓的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缚了。　　所以明末的黄宗羲要慨然说:“有治人，无治法。”

这因一向规章制度太繁密，故使他太不看重法，太看重人，而要提出此感慨。　　简单打个比方说，就是别搞什么“士农工商”那套了。　　如何把社会上种种束缚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　　最后，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跟当时的社会环境相辅相成，受很多因素牵动和影响。　　或者说，在当时的情况下，那种制度是最优解。　　后面满清是被推翻了，不过连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就不好了。　　那大概是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照顾旧传统。又误认为此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专制”。　　又因为被列强欺负惨了，于是因对满清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制度也一切不满意。　　但若把全部传统文化都推翻，这个新国家的历史在哪？一般人对其国家已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有了。　　历史传统并不全是糟粕。　　李自成的大顺，未来是继承和发展。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是在传统之上建立。　　还可以说，国情不同。　　比如，在发国大格命之前那段时期形成的欧洲国家为什么会沿着如此不同的路径发展？　　整个欧洲大陆的正权和国家基础结构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形势变了，不随着改变就要被淘汰。　　东方落后西方一是科技发展体系不行，二是体制分配制度不合理。　　崇祯或者康熙或者乾隆能不能看出问题？也许能。　　但他们会不会为解决问题而进行彻底的改革？　　必然不会。　　谁都知道练成葵花宝典后会称雄天下，但就是除了东方不败没人去练。　　任我行不想当天下第一吗？　　挥刀自宫，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