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廿九，洪武元年四月份的最后一天，定海港口，朱塬终于送走了今年的第二批粮船，也送走了这个四月。　　这个月，中原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第一件大事，应该先从三月底说起。　　察觉到共同守御汴梁的前红军将领左君弼有投降之意，元廷汴梁守将李克彝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方法，提前驱赶汴梁百姓向西逃去。于是，三月廿九，左君弼献汴梁城。　　拿下汴梁，不仅政治意义巨大，河南战局也完全倾向于明军一边。　　随后，四月初一，南线，廖永忠抵达东莞，盘踞广州的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率官属出迎，正式投降，东南沿海最后一个稍有实力的割据势力宣告覆灭。　　南线再无大患。　　四月初八，塔儿湾之战。　　明军兵不血刃地拿下汴梁，并没有停留，快速向西进军，出虎牢关，与河南行省平章兼元梁王阿鲁温对阵塔儿湾。　　当是时，两军阵列洛水南北十余里，旌旗招展，鼓声擂擂。　　征虏副将军常遇春单骑突入敌阵，面对二十余骑攒槊而来，怡然无惧，发矢毙其前锋，元军因是锐气尽丧，征虏大将军徐达趁机麾众而至，元军乱阵退走，明军追敌五十余里，杀伤俘获无算。　　此战之后，元梁王阿鲁温投降，李克彝退走陕西。　　河南平定。　　消息传回金陵，老朱遣使赴河南，嘉许诸军，并令中书稽核军功。惟有征虏副将军常遇春迎来皇帝近臣私下口传诫谕：“汝为大将，顾与小校争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

再就是月底的两件事。　　四月廿三，设置山东行中书省，调江西行省参政汪广洋为山东行省参政。　　江西行省参政暂时空缺。　　四月廿四，明州正是大风大雨的时候，都督同知冯胜取潼关，潼关守将李思齐、张思道不战而走。既取潼关，金陵传令，要求诸军停止西进，全力平稳河南地方，为北进做准备。　　四月廿五，明州，风停雨住。　　四月廿七，小满。　　对于明州渔民而言，小满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通常这时节前后，大黄鱼群就从南边一路来到了舟山群岛区域，每年最大规模的一次海上捕捞就此开启。　　四月廿八，第二批运粮船队出发赶往山东的前一天，被风雨耽搁在象山的黎圭所率海捕船队终于顺利返回定海。　　定海城东码头。　　第二批运粮船队的负责主官是营海卫指挥同知常断。　　另外，写意的哥哥乔安这次也一同随行。　　通过之前剿捕海寇积累的功勋，再加上营海卫扩编，乔安很顺利地从百户晋升为千户，这次负责那1000专门护卫的海军，某种程度上和计划中第三批运粮船队的华高侄子华岳一样，也算是二把手。　　只要这次运粮成功，乔安能顺理成章地再积累一份功勋。　　不过，朱塬却没打算让乔安再继续太快地晋升。　　总要避嫌一些。　　眼看着第二批运粮船队身影逐渐消失，朱塬才转身离开城东码头的长堤。一边与身旁的华高等人说着事情，脑子里也是一堆的事情。　　第一批运粮船队，稍后几日也该返回。　　朱塬一直关注着山东那边的情况。　　第一批运粮船队抵达山东，都督同知康茂才本来希望部分船只能够通过内陆运河再往济南，随后发现，行不通。　　最低500料的海船，还是太大。　　因为，从胶州到济南的运河……严格来说，就不算运河。　　山东半岛唯一的一条官方运河是胶莱运河，南北穿过半岛，那是元廷早年为了海运船只不再绕过山东半岛而专门开凿，不过，近些年也是淤塞严重，无法再用。　　哪怕疏浚，运粮船队穿过山东半岛，再从渤海湾里的黄河北出海口进入济南，全程近千里，很不划算　　至于胶州到济南，主要是一条横穿胶州到济南之间诸多内河河流的一条水道，预计经过疏浚之后，可以行驶最大一两百料的平底河船。再就是，内河运粮，不需要考虑海上的风高浪急，而且，山东也不缺人，无论是摇橹还是拉纤，都能筹集足够人手。　　无法深入内河，但在卸下粮船之后，第一批运粮船队还是没能立刻返航。一方面也要考虑天气风向，另一方面，也是朱塬这边，希望船队不要空着回来，无论是矿产还是麻料，总之，能带回来一些什么，就带回一些什么。　　从陆上得到的消息，除了在胶州停靠之外，船队还有部分因此去了海州。　　海州距离沂州不远，只有一百多里路程。　　当年沂州王宣还曾打下过海州，而沂州，既产煤也产铁，矿藏丰富。而且，海州本身，还有朱塬一直都没有忘记的水晶矿藏。　　都督同知康茂才了解到明州的需求，亲自从中协调，分流了两万本来聚集在胶州周围的流民赶赴沂州，也是另一种以工代赈，流民在沂州开采煤铁矿石，运往海州，交付矿产的同时换取粮食。　　另外，明州这边收集到的麻料种子还没有送到山东，提前收到消息并得到老朱首肯的康茂才也已经组织了人力，主要沿从胶州到济南的河道两岸，广泛播种苎麻等作物，预计今年秋天就能收获第一茬。　　说真的，连续收到这些消息，朱塬的感受是，应该让康茂才来出任山东行省参政，而不是‘好好先生’汪广洋。　　既然曾经能得到一个‘忠勤伯’的爵位，汪广洋的能力肯定没问题，但朱塬与这位，终究不熟，更关键在于，不知道这位接受山东政务之后，会不会乱搞，破坏康茂才本来的布置。　　不过，既然是‘好好先生’，朱塬又觉得，问题不会太大。　　明州这边，遇到分歧，自己强势一些，汪广洋大概率不会愿意和他这个正是当红的皇帝宠臣起冲突。　　第二批运粮船队送出，接下来，就要考虑第三批。　　第三批粮船不会是稍后第一批返回的运粮船只，那一批，无论是人还是船，经历过一次长途远航，都需要进行休整。　　还好，当下船是真不缺。　　不说杭州、明州、温州和台州几个沿海重镇都在营海司的运作下持续建造下水新船，还有南边，缴获船只在老朱的严令下，也在持续不断地送来。　　就说廖永忠刚刚拿下的广州，何真以及其他元廷各部，收缴船只就超过了700艘。　　早前各部习惯性把船只据为己有，当下因为老朱的态度，没人再私藏，至少不会私藏太多，大部分都会乖乖地送来明州。　　因此，再回到了朱塬最近一直操心的事情。　　麻料。　　缺麻啊！　　既然船多了，第三批运粮船队，朱塬考虑过后，又与金陵的老朱通过信，决定增加运量。　　粮食还是20万石。　　不过，这一次，计划会增加10万担鱼获。　　总计可以说是30万石。　　其实，如果人手足够，朱塬还是更倾向于保持20万石的每次运量不变。　　少量多次。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降低风险。　　问题是，能用的人手终究不足。　　经过重新盘算，增加10万担鱼获，只需要再加派不到2000人，而不是按比例的5000人，这等于是节省了人力。　　增加运量，需要船只增多，但还是有诸多剩余。　　朱塬的计划是全部投入海捕。　　海捕，不缺船了，相对来说，人也不怎么缺，就缺渔网。　　没有网，打什么渔？　　还是要打！　　朱塬已经在让人想办法。　　比如，钓鱼。　　说起钓鱼，普通人观念里，往往是一人一杆，一坐一天。　　海上不是这样。　　提前让人进行过试验，海钓的效率，其实并不低，特别还是这年代，海洋鱼产丰富，专门钓大鱼的话，找准了鱼群位置，每个劳力一天完成一担的任务，轻而易举。　　离开了码头，朱塬和华高等人一起来到城西甬江对岸。　　这边正是烟火袅袅。　　营海卫在这边属于军营后方的地界搭建了一批拱形烘窑，不多，只有十座。　　烘窑一丈高，宽一丈五，长三丈。　　还是物质不够的缘故。　　这年代，烧砖也是非常耗费的，只是燃料一项，就让大部分普通百姓一辈子都只能住在泥坯房屋当中。　　朱塬也没那么奢侈。　　因此，除了一批少量用砖大部分还是泥筑的试验烘窑，其余的，还是决定露天烘烤。　　这里又不得不说起昨日从象山返回的海捕团队的收获。　　初步估算，这一次海捕，顺利带回定海的，官方鱼获为1.7万担，民间鱼获为2.1万担，总量为3.8万担，合380万斤。　　远远高于朱塬最初的预期。　　朱塬的基本预期是官方捕鱼8000担，民间大概与官方相当。　　实际上，却是带回了将近5倍的鱼获。　　不过，这其实反而不算太让人满意，因为缺少麻料，因为最后几日遭遇了飓风，不仅无法出海，还导致一批鱼获没能及时处理而腐坏，等于说，整个海捕团队至少损失了1万担的鱼获。　　用‘担’总是缺少些冲击力，换算成更普遍认知的称量单位，就是100万斤。　　无论如何，都是一次成功。　　毕竟只是一次试验性的海捕，实际上，就已经超过了元朝时期正常年份300万斤的总量。因此，朱塬也第一时间写信给老朱报喜。　　除了详细列举渔获收成，还提及了这次飓风过程中，灯塔港口对渔民的示警和避险作用。　　可见基础设施的重要性。　　因此，朱塬的建议是，官方还需要加大对相关方面的投入。　　再说总计3.8万担的鱼获，营海司拿下了其中的3.2万担，相当于320万斤。　　说起来，其中渔税部分，按照朱塬之前制定的税率，只有区区510担，因为民间船只虽然多，但体量都不大，总载量折合才5万料出头，每百料直接收鱼获1担，因此得510担。　　还没有盐运司转卖给这边的多。　　即使朱塬给出了兜底条件，官方直接收缴鲜鱼进行腌制，降低百姓买盐负担，但，明州盐运分司跟随南下，这次海捕过程中还是卖出了150多引盐货。　　因为是直接针对渔民销售，按照最终出售价格计算，得银钱折合1500多两。　　渔民没那么多钱，还是直接缴纳鱼获，明州盐运分司按照与营海司的协议，当场将鱼获转交营海司，换取银钱。　　关于盐政，既然涉及，朱塬近日也有所关注。　　当下大明朝廷制定的终端零售盐价是10两银子一大引，折钱则是12万钱，合30文一斤盐。　　很贵。　　不过，相对于元朝，又便宜了太多。　　元廷早期制定的盐价就是10两银子一引，中期略微下降，到了后期，财政困难，开始大幅提升盐价，最高达到200贯钞币一引盐的程度，虽说后期元廷钞币贬值严重，但折算下来，卖到百姓手中的每斤盐也超过了300文。　　超高盐价导致私盐泛滥，蝴蝶出的另外一个结果，恰好就是张士诚和方国珍两大私盐贩子的崛起。　　终端零售价格高达10两银子，大明朝廷能拿到多少？　　不多，只有6钱银子。　　这是官方规定当下每引盐货需要缴纳给朝廷的赋税，至于其他，则全部算做消耗。　　朱塬觉得，这‘消耗’实在太大。　　参照元廷数据，按照当下人口5000万的规模，朱塬大致能够算出，整个中原每年的盐货需求大概是200万引。当然，是400斤的大引，因此，官方能够获得税收大概120万两。　　这倒是与朱塬之前了解到大明去年，还是西吴的时候，全年137万贯的盐税收入相差不大。　　然而，比之前朝，无论是元廷，还是宋朝，也低了太多。　　朱塬近期让人收集到的数据，宋时盐税最高可达到1700万贯以上。而记忆中，明朝盐税最高也才200万两白银左右。可以说，比前后各朝都要低太多。　　不得不说，这是老朱的又一个重要财政政策失误。　　就像另外一个朱塬恰好记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茶税一样，老朱的想法，朱塬能够看出，非常朴实的小农思想。　　朝廷少收一些税，百姓就能多几分财富。　　实际上，既是如此，也不是如此。　　如果真得惠及了所有百姓，朱塬也很乐意看到各种低税率，但，实际如何，朱塬也再清楚不过。　　总之，盐税的事情，今后有时间，还是要好好规划一番。　　当然，还有渔税。　　计算下来，510担税收，相对于民间总计2.1万担鱼获，税率四十分之一不到，这也太低。将来时机合适，同样需要重新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