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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火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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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见到陆璐的第二天,陆仁逸互监组就被积委会安排干出砖的活了。在3中队,除了教研室、小哨、值星员、卫生员和伙房这些非生产的改造岗位,生产上的分工都是积委会几个人安排的。“改造需要”嘛,队长(警察)要的是产量,只要产量可以完成,其余的就放手给积委会了。在砖窑里向外面出砖,不是砖场最累的活,但绝对是最辛苦的活。六七十度的高温,弥漫的烟尘,每呼进一口炽热的空气,像滚烫的刀子重重地剌一次肺叶,砖的温度有一二百度,厚厚的石棉手套也阻挡不了砖的燥热,一次双手要夹住5块砖。二十多斤,然后迅速地把它放在板车上,按要求摆好,重复200次动作后,板车正好装满,然后双手扶着车把,用板车内胎做成的板带斜挎在右肩,大喝一声,借助爆发力,缓缓拉动板车,踩过脚下的砖头块,用吃奶的力气向外拉。你若站在砖窑口看里面装砖的,你隐隐约约看不清楚,只能感觉随着他们的动作,热浪滚滚袭来,他们远远地,就像在热浪中,在火中,跳舞。有几句话在玉阳市广为流传,就是说劳改犯拉砖的“头伸的像挨刀一样;汗水像尿泡一样;眼睛瞪的像灯泡一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论严寒酷暑,不论刮风下雪,拉砖的犯人的标配工作服永远是一个大裤头,一双橡胶拖鞋。因为其它材料的鞋子在砖窑里容易起火。砖拉出来后需要自己迅速码好,然后再去拉下一车。每人每天的任务是不低于5万块,也就是说至少需要每个人拉50趟。这个任务是互监组成员一个人一个板车,各码各的砖堆,会收工时有计分员考核。第一天收工,陆仁逸干了52车,累的不想说话。互监组中,杨晓超只拉了三十多车,何少宁收工时对他提出了警告,让他晚上不要打饭了。杨晓超喘着粗气,没有做声,因为他累的连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第二天,陆仁逸拉了55车,杨晓超拉了不到30车。收工时,带工队长拿着电警棍,把杨晓超叫到了一边,道“你不用解释,我现在只让你回答我,明天能不能完成任务后把今天拉下的任务不出来?”望着电警棍,杨晓超迟疑着,吞吞吐吐。带工的薛队长毫不迟疑,“跪下说!”

杨晓超跪下之后,话语反而顺溜了“就是打死我,我也完不成任务。”

“为什么别人都能完成,你越干越少?”

薛队长质问杨晓超。“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没有偷懒!”

杨晓超话里也带上情绪了。薛队长火了,拿起电警棍对着杨晓超脖子来了几下“消极怠工!对抗政府!……”杨晓超受着处理,一动不动,薛队长也没有脾气了,“不按时完成劳动任务,杨晓超扣本月考核分3分,他们互监组取消改善一个星期。晚上他们互监组开会。”

晚上吃了饭,第17互监组四个人陆仁逸、李贵银、任国伦、杨晓超四人每个人搬个小板凳坐着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开会。杨晓超道:“对不起,我实在是完不成任务,自己受处理无所谓,就是连累大家,心里不是味。”

李贵银道“杨晓超,劳改队唯一的盼头就是改善,你给我们整没有了,到时候你改善了肉得还我们几个。”

陆仁逸不如李贵银往下说了。“杨晓超,你也不要紧张,人刚来,政府干部也不知道你是偷奸耍滑或者是的确身体弱,如果的确是身体弱,找积委会或者是干部谈谈,换个岗位就可以了。不要有太大的心里负担。”

任国伦在一边接着话说“你倒是想得开,干部和社会上的人都对咱们这些犯了法的人有成见,就认为我们出工不出力,除了积委会和特岗的犯人是人,咱们都不是人……”“老任,话不要乱讲。咱们在看守所时,都听说劳改队怎么黑,减刑怎么的不好减,你也看着的,该减刑的漏了谁?就像社会上学开车,都说驾照难考,但是最后是不是都拿到了驾照?”

“对!我拿驾照,用了不到一个月。”

李贵银自豪地说。“我们把兄弟刘奎,是玉阳市的都听说过吧?到交警队一趟,我的驾驶证就出来了!”

提起刘奎,知道他的人无不说他是个传奇人物。83年“严打”始于1983年8月16日晚,为了体现出“从重从快”都是联合办案。有个故事就说的这个速度:同时进监号放风场两个人,透过窗户递判决书,其中一人说:某某,你因盗窃罪被某某法院判刑十年,上不上诉?这哥们一听急了:太狠了,我就偷二三百…不等他话说完,另外一人不耐烦地摆手:不要再说了,我就是中院的,现在宣布,驳回你的上诉,维持原判!9月底第一批死刑执行。玉阳当时是县级市,一次性上宣判大会19人,18个死囚都是插着亡命旗,被公安兵(武警前身)架着。唯独第一个是被搀扶着,坐在凳子上游街示众后枪毙的。都说是因为他嘴太硬了,打到这个地步,啥也不说。此人就是刘奎。是玉阳当时20万人口小城当之无愧的枭雄,所以被枪毙时“理所应当”地坐头把交椅。其实那个时候在社会上混无非就是大鱼大肉喝个酒而已。没有生意做,没有娱乐消费场所,有工作的好一点有死工资,在社会浪荡的往往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而刚才说的被枪毙的这位“大哥”刘奎,确实比较义气,不管是市区还是乡下的朋友找他,竭力帮忙,所以在混混中名气大,威望高。80年左右的一天中午,像往常一样,刘奎家中聚满了人,他说出了自己的烦恼:亲友给他介绍一个姑娘,挺合适的,他也快30岁了,想结婚了,却一分钱没有。狐朋狗友们一商量,其中一个大包大揽说:哥,你放心吧,明天让你结婚。于是先有毛遂自荐当管事的,拿笔列单,逐一进行分派:去姑娘家协商明天结婚流程的的;负责借吉普车接亲的;负责糖烟酒的;负责蔬菜和肉的,负责锅碗瓢盆的,负责调料的,负责床单被套的…事无巨细,逐一安排。那个时候结婚酒席没有在饭店摆的,都是在家门口临时做个灶台,自己备料找厨子做。当天晚上这座城市的盗窃案件上升到了峰值。百货店,烟酒店、菜店,居民家里,近郊蔬菜队的菜地、鸡窝…第二天终于把大嫂娶回家了,摆了二十多桌酒席。让人惊讶的是,酒席上的所有东西都是昨天晚上偷的,包括瓜子,糖果、烟酒、茶叶、摆酒席的酒壶酒杯、餐具,新房的开水瓶脸盆;做菜的鱼肉和青菜,调料乃至厨师用的刀。现在看起来真的不值多少钱,可那个时候人穷啊。陆仁逸有时候想,可能判他死刑不是因为他盗窃的价值,而是这一案的恶劣影响和他们可怕的组织协调能力。这么多年能和他相提并论的大概就是90年代玉阳市辖下一县级市,一村庄举行婚礼的新郎,新郎过来喝喜酒的小百十朋友被武警包围,两省铁路公安(分属两个铁路局)在地方公安配合下把参加酒席的人基本都抓光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扒大轮(铁路盗窃)的,那一段时间,铁路部门的盗窃案件至少降低了百分之八十。玉阳农村有很多传说,神神道道的,有几个是说命里应当是个人物的,却生不逢时,最后都成了傻子,郁郁而终。有些人就应该生活在冷兵器时代,有些人应该生活在战争年代,而刚才说的这位刘奎,他晚生20年,起码是一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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