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信的是小青年李惟鸣,本庄出去的娃子。惟鸣5岁时父母先后病亡,寄住在二叔李在周家。原有父母遗留的两间芦柴笆子房,算是最大的财产。一年后,柴笆房倒塌,那真叫无家可归。土改分到田地,只能让二叔代种。前年13岁被推荐到芦集区公所做通讯员,区里发给一点生活费,再每年跟二叔取个口粮过活,从此以区公所为家,倒也乐天自在。陈有德觉得他本分机灵勤快,有事习惯叫他跑腿。这次确定上工程,就跟周副教导员提出,让他跟着做通讯员。惟鸣像拾到一个欢喜团子,高兴得又蹦又跳。晚饭后,有德叫他陪同来大李庄布置一个任务,他一路哼着《拔根芦柴花》小调。进入村子,先哧溜一阵跑来报信。建民、胜我、先礼出来迎接部长。其他坐着的人纷纷起立,小声交流。一人说:“陈老虎来了,你们当心些。”
有人答:“我又不犯法,怕他什么?”
原来,有德17岁就参加了抗日武工队,以胆大、心细、勇猛著称,得到一个老虎的外号,让宝应运东地区的日寇汉奸非常头疼。就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1945年6月,攻打王通河鬼子炮楼时,为踢开一颗冒烟的手榴弹,他被炸坏一只脚、半截小腿。组织舍不得这员猛将,帮他安装了假脚,让他随县武装大队参加解放战争,吃的苦头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下去的。本地解放后,他被任命为芦集区人民武装部部长,因镇压坏人铁面无情,老虎的外号就一直流传下来。他还有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随身携有“三宝”,被人们戏称作“3个棍子”,一是木棍子,一根枣木棍,做拐杖,走远路必带,既能扶手探路,又可以打狗;二是“金棍子”,手电筒,晚上出门必带;三是“火棍子”,一把黑亮的手枪,时刻不离身。他虽是中等身材,一脚不便,但一身旧军装,显得英姿勃发,依然走路生风,说话铿锵有力,笑起来爽朗动人,保持着军人的本色。他跟几个人握过手,跟两边的人招呼着,踢嘟踢嘟地走进堂屋,看见文道,连忙上前握手,说:“你老也来开会,难得难得!”
“部长到场,草民荣幸!哈哈。”
太爷也读过私塾,会说几句文乎话。众人跟着发笑。有德说:“太爷啊,农民如今不是草民,是主人啦!”
“部长说的不错,老朽说惯了,一下子改不掉。”
建民替部长戗好枣木棍,让他跟文道同座,胜我的叔祖郭有文主动离开八仙桌,跟别人去挤蒲团,让先礼坐他的位置。听建民介绍了前段会议内容,有德叫一声好,接道:“我先给大伙讲一件事。去年夏天,淮河发洪水,受灾990余万人,淹死489个群众。毛领导读《人民日报》,看见灾民爬上一棵树,被毒蛇咬伤送了命,当时就流下了眼泪,还挥笔写下‘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8个大字。乡亲们,在他的督促下,去年10月,政务院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周总理还特批一亿斤大米,专门用于帮助治淮。大伙想想看,新中国成立才一年多,国家十分困难,又在举全国之力抗美援朝,还这样重视治淮,不是们这一带人的福气吗?”
堂屋内外响起一阵感叹、议论。有德干咳一声。李徐氏端来一碗热水,放在他面前,小声说:“部长喝口水,润润嗓子。”
有德点头道谢,端起碗“咕嘟咕嘟”几大口,然后拿手抹了一把嘴,继续说道——“因为去年初步加固淮河大堤,没有洪水,我们芦集区也大丰收。百分之九十以上乡亲生活改善了。不相信看看你们大李庄,有多少人家今年结婚、砌房子、添新衣服的?有几个伢子进学的?”
西厢传来一个女人响亮而又有点沙哑的声音:“报告部长,连村长在内结婚的4个,肚子大起来的有3个了,不相信你去查查。”
四周哄起一片笑声。建民的笑容含着羞涩。有德瞅瞅建民也笑了。李文通接道:“砌房子的7户,杠庄房、脱土坯、买砖头、木料,准备砌房子的——一、二、三、四……共计9户。‘芦柴门、芦柴墙,芦柴把子当中梁’的日子就要过去喽!”
西厢里有人喊:“上学的3个。”
过道里传来一个声音:“今年,哪家不要添新衣裳过年啊?连瞎三爷田仁兴也请他嫂子做了一套新棉袄新棉裤呢。”
陈有德笑着叫好,脸色忽然严肃起来:“昨天,我在街上看见有不少妇女买香炉,就故意问她们买香炉做什么,她们说靠菩萨日子好过唻,要好好的敬敬菩萨。我说,你们拜那些泥塑木雕靠不住,得靠活菩萨。你们镇东村过去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贫困户,靠土改才分到田地,也是靠淮河平安才得到丰收。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今天,肯不肯参加通海河工程,就是问不问良心,要不要报恩的问题。”
文道不禁赞叹道:“啊呀,部长说到我老头子心里去了,没有良心,那算什么人呢?我带个头,代二孙子李惟定报名,他要是敢说不去,我打也把他打去!”
文通站起来接道:“老哥哥都带头唻,我能不响应吗?”
他拍着胸脯表态:“虽说我40岁了,身体不比年轻人差,河工算我一个。大前年支前打老蒋,我挑130斤东西,还走五六百里路呢!”
有德笑着朝他竖大拇指。建民借机叫唤:“好,那个接着来?”
李洪周低声说:“算我一个,我土改得的好处大,该去。”
走廊、天井、过道,接连有七八个人跟着报名。红脸汉子李惟耀、大力士秦玉武等人又重新报了一次,说防止漏掉。李惟和也正式报了名。建民拿铅笔涂去他名字后面的问号,飞快地记录其他人的名字,有的字一时想不起来,只好先以符号代替。胜我大声招呼:“大伙报慢一点,建民哥来不及记。”
记完这些名单,建民抬头问:“还有那个?”
堂屋门口闪出一个人影,发出低沉的声音:“我,报两个。”
有人惊讶地问道:“王讷民,你那来的两个?”
讷民解释:“我一个,侄儿王继根一个。他、他脸嫩,不好意思说,让、让我代报。”
建民想了一下,问:“继根今年多大了?”
讷民答:“十九岁。”
坐小凳子的李文达拿下烟斗,以怀疑的口气说:“讷民,继根好像跟我跑了(夭折的婉语)的闺娘同一年生的,该派才17岁吧?挑河不是能当玩意账的呀,农民三大苦,收麦、撑船、䈒泥,挑河的苦不亚于这三行。”
有人附和说:“这话在理,说不定比这三行还苦些呢,万一挑下个大卵仔(腹股沟疝气),只怕连女将也难找。”
有人说这是实在话,有人“嘿嘿、哈哈”地笑。讷民只好替侄儿辩护:“大爹爹,你、你记错了。我嫂子说、说他十九,不会错的。”
有德问道:“继根人来了没有?来了就到门口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