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如今成了皇帝，而朱棣禅位后当起了甩手掌柜。

　　朱棣连太上皇帝的尊号也不要，一心谋划着出海巡洋之事，近几日常常与海外诸王回忆往昔，了解诸王在海外建国的趣事。

　　朱高煦知道若要推行新政，改革朝廷体制，必须一步步来。

　　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出现不可控的局面。

　　朱高煦要的是大明越来越强，而不是内乱、内耗、内斗不止。

　　因此，他决定先从皇帝每日皆要批阅的奏章开始改革。

　　奏章，也叫奏疏、奏议，是历朝历代臣僚向帝王进言使用文书的统称，属于上行公文。

　　战国以前臣僚向君主进呈文字统称上书，秦统一六国后始称为奏。

　　汉代臣僚上书有时也称上疏，疏是疏通的意思，引申为对问题的分析。

　　唐宋以后上奏文书统称奏议，多数称为奏疏。

　　奏疏的文种名称，汉代有章、奏、表、议等，魏晋南北朝时期除沿用章、表、议等外又增加了启文，隋、唐、宋时期一般用表和状两种，宋代增加札子，是大臣上殿奏事前先期呈递的程式比较简便的文种，元代有奏、启和表章。

　　历史上的明代，有题本、奏本、表、笺、启四种奏疏。

　　洪武年间，臣民言事于皇帝只用奏本，永乐二十年以后规定，诸司有急务不能面陈，许具题本盖印投进，专用于公事。

　　即例行公事用题本，个人私事用奏本，题本要加盖官印，奏本不用印。

　　凡遇朝廷举行庆典，内外臣僚皆需照例进贺“表”或“笺”，“表”用于皇帝和皇太后，“笺”用于皇后。

　　至于臣工言事于太子、诸王则用“启本”，其程式与奏本基本相同。

　　题本的外形是用纸折叠而成的折子，内中每幅六行，每行二十字，平写十八字，抬头两字，首幅上方正中写一“题”字，是为本面。

　　自第二幅起为正文，首书具题者官衔姓名及题报事由，接叙所报事情的缘起、情节及处理意见，文尾以“谨题请旨”或“谨题奏闻”结束。

　　末幅正中写具题年月日，月日下列具题者官衔姓名，封面及文尾俱加盖官印。

　　明代的奏疏与以往朝代的奏疏相比，显得比较高档。

　　因为大都用的是昂贵的蜀锦、杭缎做底子，将要写的东西裱在上面，至于丝绢的颜色则是根据官员的品阶来决定。

　　通常情况下，一品至四品用绯色丝绢，五品至七品用青色丝绢，八品至九品与不入流皆用绿袍色丝绢，这也与官员的官服颜色相符。

　　之前朱棣曾晓谕天下臣工规定，官员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凡至任、升转、加级、记录、宽免、降罚，或降革留任，或特荷赉谢恩，或代所属官员谢恩等事，概用奏本，其余钱粮、刑名、兵丁等地方例行属公事者，皆用题本。

　　但因公私事务难以明确区分，官员上奏时往往错用文书。

　　故而，朱高煦登基数日后，再次向天下臣工谕明题本与奏本的使用范围，规定凡钱粮、刑名、兵丁、马匹、地方民务，所关大小公事概用题本，用印具题，至于本身私事皆用奏本，虽有印信之官，亦不准用印。

　　他本想规定题本只限于五品及以上文武官员使用，准许少数负有言责的科道官也可以具题谏言。

　　不过，仔细思量之后，朱高煦发现，若是这样规定的话，将来会使得基层官员失去具题谏言的机会。

　　最后，他打消了这一想法，决定还是允许所有官员上题本奏事。

　　朱高煦鉴于不限题本字数而至文字过长，命内阁作贴黄式样，令进本官员自撮本中大意，不过百字，粘附本尾，以便皇帝阅览。

　　这便是后来逐渐形成定制的题本贴黄制度。

　　对奏章进行分门别类之后，接下来便是批阅奏章的流程。

　　依照朱棣批阅奏章的惯例，凡地方官员的奏章须先送通政使司点查验收，同时上奏者要备揭帖送往关联衙门，其中揭帖为奏章的抄件，内容与奏章基本相同。

　　通政司点验之后，会把奏章送去内阁，经内阁票拟后再呈给大明皇帝裁定。

　　所谓票拟，就是内阁顾问对奏章中所奏之事提出处理意见，写于小纸票上，夹在或粘在奏章之中上呈给朱棣御批。

　　一般情况下，朱棣批示后的奏本，会由通政司送回给上奏者。

　　至于经过朱笔御批的题本，会被称为红本，之后会由通政司转送六科，由六科发抄关联衙门施行，并别录二份，分别成册。

　　一份送往内阁，供史官记注，称史书，另一份送储本科以备编纂，称录书。

　　六科会在年终，将红本的原本汇交内阁，存于红本库。

　　其中，凡是朱棣御批的题本、圣旨等谕令，内阁当值中书官皆要逐日逐件汇抄成册，名“丝纶簿”。

　　永乐年间，朱高煦多次监国，期间他批阅奏章的流程与朱棣一样，并没有做过多的改动。

　　这套批阅奏章的制度，目前来看并没有什么漏洞，反而利于大明皇帝腾出时间去主抓军国大事、要事。

　　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特别是过去，如唐宋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机构，就有中书、门下、翰林院，比较分散。

　　洪武年间，随着丞相制度的废除，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内阁众顾问成为了皇帝的私人秘书。

　　内阁有了票拟权，便相当于把唐宋时期分散的审核奏章之权归拢到了一处，这就极大的提高了皇帝处理政务的效率。

　　若是有皇帝惰政、懒政，直接对着内阁票拟批示即可。

　　毕竟，此举十分符合儒家“君逸臣劳”、“垂拱而治”的理想治国模式。

　　但若皇帝想要按照其个人意志行事，内阁众顾问也无力阻止，因为采不采纳票拟，皆由皇帝决定。

　　永乐年间，朱棣但凡有空的话，通常会亲自批阅奏章，并不需要内阁票拟，只有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才会询问内阁顾问。

　　朱高煦监国期间，与朱棣一样，大多数时间都是亲自批阅奏章。

　　除非奏章挤压太多，或者他要外出巡视，才会把奏章分给内阁顾问票拟处理。

　　再有就是建立一套题本副本的收存制度，以防止档案遗失或被人篡改。

　　永乐二十五年，九月吏部文选清吏司失火，所有档案被毁。

　　因此，朱高煦当时下令，凡内阁收存的题本和各衙门应存的档案，皆应于正本外另立一副本，分别收贮。

　　题本之副本应按正本的批红用墨笔抄录存案，其他档案之副本可另用钤记，以与正本区分。

　　在京各衙门卷牍收贮处所均派笔帖式轮班值宿巡查。

　　各省三司题奏之件，另有副本送通政使司，事后一并送往内阁，待朱批之后，内阁将副本遵照红本的批字用墨笔批录，另外存档。

　　在京各部院复奏本章，亦照此办理。

　　各部院一切档案，应另立一册，将全案备录，印信钤盖，挨次编号，其贮存之所，亦酌派笔帖式值宿巡查。

　　这项制度与寻常文书拟办过程中的副本制度不同，目的在于对档案的安全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