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和殿。

王珪如老僧入定般，站在御座最前的位置，始终一声不出。章越若不是看着对方眼睛还睁着几乎以为对方乃木雕一座。

章越觉得王珪比自己还似人肉背景墙。

至于王珪身后的司马光，王安石则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起来。

大臣廷辩是很正常的事，但二人若没有什么大矛盾，差不多是一两句话点到为止，让官家最后有个裁断就好了。

而王安石，司马光二人初时还是一两句正常的争论着，但争论着争论着竟多了火气。

司马光因立储之功最大，从仁宗朝到今日一直是牛逼哄哄的，从先帝到当今天子都是要让他三分的。

当初濮议，其他反对的官员都被贬出京了，比如范镇，吕诲等也是建储有功的官员都赶出京去了，唯独司马光不能赶走，必须挽留在京里修书。

在濮议之事上，满朝官员都支持司马光。

如今新官家登基，为了曹太后的支持，彻底否定濮议之事，韩琦，欧阳修灰头土脸地下马了。司马光又一次赢了，他从始至终都站在了政治正确的一方。

人可以赢一次，难的是次次都赢。

如今司马光完全可以利用这声势聚集党羽，但他偏偏又不结党。司马光远比范仲淹当年面对的吕夷简更可怕！

如今则是又一次，当今天子要为一个有为之君，司马光再度反对，他是否能再度站在政治正确的一方。

而此番挑战司马光的，不是官家，却是他最好的朋友王安石。

南郊之礼是重要典礼，大礼泛阶，大礼荫补都是一回事

皇帝挂了可以官升一级，到了皇帝生日时，官员可以为子弟求官荫补。

嘉祐元年时，官家取消了圣节荫补的规矩，这也是减少冗官的举措。

但南郊大礼时，官员们仍可以奏请恩荫，这是官员本分合得的恩泽，所谓的既得利益，至于两府官员的赏赐也是情理之中。

司马光与王安石最开始争论的时候，还是十分平静的。

此刻官家还未浏览二人奏疏，对司马光问道：“学士院对于宰执请辞郊赐的奏疏，为何不早报上来？”

司马光道：“有人请假。”

王安石闻言看了司马光一眼。

官家又问道：“王卿怎么看？”

王安石直直道了一句：“臣所写的都在奏疏里。请陛下广泛咨询臣下意见，再作圣裁。”

官家听了王安石这话里异，抬头问道：“难道有谁不同意吗？”

王安石道：“除了臣外，都不同意。”

听到这一句，官家震惊了，他不由看向司马光。

他刚才问学士院关于宰执辞赏赐的批复，司马光说除了他与王安石上疏外，其他人都请假故而没有上疏。

但王安石回答的则是除了王安石外，其余的翰林学士如王珪，吕公著，韩维都不同意。

章越心想，按照王安石所说的，这是嘉祐四友第二次站在他一边了。

不过事实确实是学士院里上奏疏的只有王安石与司马光，其他人则没有表态。

王珪依然如老僧入定，他是翰林学士之首，他也不同意吗？

官家道：“两位卿家与朕议一议。”

依王安石所言，司马光似第一次站在了大家的对立面。

但司马光镇定如若，第一個发言道：“陛下，如今国用不足，灾害又多，理应当节约冗费，两府大臣可以作个表率。”

王安石反驳道：“如今国家富有四海，郊赐不过是九牛一毛。节约不过几个钱罢了，反而有损国体。昔唐相常衮当政，宰相饭食由内厨供给，可用十几人，常衮向天子辞之。然当时旁人纷议，宰相主国政，若不能，需辞位，而非辞禄。两府辞赏赐，不正是如此。”

“如今国用不足，不必从节俭来下功夫，此非当务之急。”

司马光则道：“常衮辞禄是知廉耻，难道不如那些不知廉耻，还拿着高官厚禄的人吗？自真宗皇帝以来，国用一直不足，如何不是当务之急？”

王安石道：“国用不足是因为国家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道：“何为善于理财，按照古代理财者，恨不得人人尽征其税，如此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是国家之利？”

王安石道：“这是横征暴敛，而非理财。善于理财的人，可使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说到这里，二人虽你一言我一语，大致都是正常的辩论。

但听了王安石这一句，司马光却突然变色道：“民不加赋国用饶，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司马迁曾因此讽刺过汉武帝。天地所生，财货百物，都有定数，不在官即在民。”

“桑弘羊所言民不加赋国用饶，不取于民，取于何者？君不见，汉武帝末年，群盗蜂起，以绣衣使者捕之。此事有史可察，不见前车之鉴吗？”

司马光色动，显然是有些上了火气了，辩出了几分真火来。

听了司马光，章越深切体会自己与曾布说的话，为什么要经史娴熟？

至于以史为鉴，不是说说而已。

正如当初踩过的坑，都成了自己人生智慧。

历史从不会忘记，但会不会矫枉过正就不知道了。

再说经，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的是，国家有钱没钱吗？

不是，他们之间是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经义之争，围绕着开源还是节流争论。

开源就是大政府，节流就是小政府。

儒家确实一直是主张藏富于民，只要百姓有钱，国家也会有钱了，这就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战国时，苛政猛于虎，很多诸侯横征暴敛，故而儒家规劝国君们，一定要藏富于民啊，这是没错的。

但司马光还用这个说法，就将问题给简单二元化了。

王安石面对司马光长篇大论，沉着地反击道：“我听闻欲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取财可以于天地，何来不在民即在官之说。”

“朝廷为何要鼓励农桑，修堰筑坝，此非取于民，亦非取于官，而是取自天地，官民皆得其利。”

章越听了频频点头，一个家庭要想富裕，必须取财于社会，社会要想富裕，必须取财于自然资源。

归根到底，除了分蛋糕还有作蛋糕嘛，发展生产力就是作蛋糕，也是财富增长的唯一手段。

司马光的想法，就是分蛋糕，零和游戏的思维。

比如股票市场，如果没有上市公司的分红，就是零和游戏。零和游戏无论怎么玩，最后都是割韭菜。

王安石又道：“我与君实之见不合，非仅所操异术也，而在名实之辩。君实所言征利之说，当我看来不过是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我之所为不是征利于民，而为国家理财。如今国用不足，不仅在于无节之费，更是失于理财之道。自真宗皇帝以来理财无法，故而国家虽俭约而不富。”

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就是把门关起来，父亲与儿子买卖作生意，外财不入。这样一个家庭如何能富裕？一个家庭要富裕必须取财于社会。

王安石用这句话彻底反击了，司马光之说不在官就在民的零和游戏思维。

司马光则道：“介甫，何为名？孔子曰‘必正名’。正名当以周礼为本。周礼除了征利，难道还有理财之说？这理财是何名？”

王安石道：“先有其实再有其名。周礼虽未有理财之名，但未必没有理财之实。管仲为国理财，摘山煮海坑冶，取财货于天地之间，未见孔子责也。孔子熟知周礼，反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之举又岂见周礼所载？”

司马光与王安石此番辩论是名实之辩。

司马光说得是儒家经典周礼，作为行为准则，读书人修身治国要看一切行为是否符合周礼，以实符合于名，就是正名。所以孔子说‘必也正名’，说白了理论指导实践。

王安石说不对，先有了事物，我们发现了，才给他命名，这就是先有其实后有其名。你没有看见他，不等于他没有啊。

司马光则道：“介甫所为，乃尧舜所未尝为之事而为之，并非是先王之道。”

章越感叹司马光厉害啊，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一句并非先王之道，就把王安石所言定性了，他方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何为先王之道？尧舜之时又岂有先王之道，难道就不治理天下了？”

眼见王安石驳斥，一直不吭声的王珪出面道：“陛下，司马光言省费从贵近始，所言极是，王安石言所费不多，亦是极是。惟陛下圣裁。”

王珪这话是废而不废的废话。

唯一的作用就是结束了王安石，司马光这场廷辩。

见王珪将皮球踢给了自己，官家非常高兴，他对这场辩论十分满意，两边意见得到了充分讨论，朕有所得。

至于裁断嘛，但见官家道：“朕的看法与司马光相同，今日学士院故而以不允答之宰执的奏疏。”

王珪听了一蒙，官家这是什么操作，朕与司马光看法相同，但朕选择王安石的作法。

正当这时一人言道：“启禀陛下，臣以为不妥！”

此话一出，众人皆惊掉了下巴，作为人肉背景墙的章越居然说话了！

ps:延和殿论辩是宋史里很重要的一章，这与汉朝盐铁之议一样，代表了国家经济制度，国策的转变。

但史书记载的辩论部分被史官拉偏架，只保留司马光说了什么，王安石说什么被删了许多，所以看得是司马光胜了。

但王安石那么会狡辩的人，岂会轻易败下阵来，故而本章王安石部分是笔者补完，皆有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