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道教发展大势，已经和政治分不开了，寇谦之在不长的余生中，所能做的也非常有限，表现出来的更多的则是一位老人的无奈。在他人生的最后八年里，在崔浩的极力推动下，太武帝发动了残酷的灭佛行动。虽然寇谦之实际上并不支持太武帝如此做，但由于寇谦之在北魏确立了道教的国教地位，很多佛教徒自然地把罪名也安在他的头上，以为是他的原因才导致了皇室对佛教举起了屠刀。实际上，在寇谦之北上来平城之前，佛教在北魏经营得还是挺不错的，很多王公贵族也都是佛教的信徒，就连国家的老大太武帝也信奉佛法，礼敬沙门。随着寇谦之的努力，新天师道得到了皇帝的崇奉，使道教成为了北魏的国教，为了和上级保持一致，一些官员自然也就改弦易辙，抛弃了佛教，改信了道教。就算如此，太武帝对佛教还没什么意见，更谈不上仇视，当然已经不再信奉佛教了，表面上也不会再做出信奉的样子了。太武帝对佛教的心理变化，实际上是有深层次的原因。从春秋以来，华夏对蛮夷就有了排斥心理，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内诸夏，外夷狄，佛教这个来自印度，带来了一位胡神的宗教，显然是在挑战华夏人民的忍受力了。不过鲜卑人本来就属于夷族，从他们主张汉化，又自诩为黄帝的后代来看，他们对胡、夷这类说法是极其敏感、脆弱的，他们还是很想有华夏民族那样悠久的文明的。包括后来太武帝接受太平真君的年号，进一步说明了鲜卑人实际上天然对佛教就不会亲热，只有利用，这也可以从给高僧封将军之类的细节上表现出来。佛教自身方面呢，同样存在问题。佛教进入中原以后，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谶纬学说，常弄出些神神秘秘的理论出来，这对没有文化的百姓来说很具有蛊惑力，对鲜卑人的统治产生了影响，触及着了统治阶级的底线。佛教发展势头非常强，僧人增加迅速，实际上有大量的假慕沙门，实则为了逃避赋役的人进入了佛门，加上有意收纳农户为他们种田生产，这种和国家抢夺人口的行为，进一步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发展和军事扩张。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为了推行儒学治国，急需消灭佛教，在崔浩等有心人的推动下，极力在太武帝面前说佛教的不好，一些不利于佛教的大事小事时不时的传到太武帝的耳中。比如一些和尚、尼姑守不住清规，发生一些在那时属于伤风败俗的事，这就令太武帝渐渐对佛教有了厌恶心理。公元438年，太武帝就下诏，命令五十岁以下的僧人必须还俗，并且应征入伍，从而解决了第二年西伐北凉的人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皇权第一次对佛教表达出的不满。在太武帝尊奉道教后，对佛教的容忍力就更低了，而佛教界依然没有意识到危机的到来，反而继续毫无节制地扩张，大搞土建，豪华装修，生活奢靡。僧人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人口大量流入寺院，享受着免税政策，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大量的僧兵，整个一个国中之国。终于在公元444年，太武帝下诏灭佛，理由是“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规定上自王公贵族，下至百姓庶人，有偷偷供养沙门的，限你们二月十五日前把他们遣送官曹。如果藏匿，过期不送，嘿嘿，你明白的，一经查实，“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根本没有免费的盒饭吃，直接就灭你全家了。所幸这次灭佛行动不是很迅速，所以很多僧人及经籍没有遭难。但是不久，公元445年，就发生了盖吴起义，太武帝在镇压过程中，发现关中地区的佛寺内藏匿了大量武器，就怀疑这些和尚和盖吴有勾结，是一起谋反的，对佛教的厌恶和敌视就更加深了。北魏在打天下，治理国家的过程中，社会一直不太安定，起义并不是新鲜事，所以盖吴起义就不多说了。还有一点，这些寺庙里藏的金银酒器等数量庞大，以万计，这还不算他拉的人口、土地这些财富，心说你们哪来这么多钱，比我这个皇帝都富有。公元446年，在崔浩的推动下，太武帝终于下定决心，彻底解决佛教，第三次下诏灭佛，宣布佛教为邪教。《魏书》中甚至称佛教为“鬼道”，说佛教的兴盛，造成了“生民死尽”、“千里萧条，不见足迹”，所以，谁敢再信仰佛教的“门诛”，谁都不能私藏佛图胡经，发现的都要烧毁，至于那些和尚，不管是老是少“悉坑之”，全都挖坑活埋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武灭佛，佛教史上的太武法难，这次灭佛运动，佛教几乎彻底从北魏消失。历史上对太武帝的灭佛的原因研究者众多，有佛门的不知节制，在军事、经济、人口、信仰等诸多方面与统治者发生冲突，也有儒、道方面的压力和引导及鲜卑人对宗教的利用而非信仰等原因，得出的结论也五花八门，诸如宗教说、经济说、民族说、军事说等等，通过上面分析，实际上这些方面的原因都包括，但本质上还是政治行为。除了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意识外，佛教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法 轮等义理方面与儒、道存在差异，与统治阶级发生直接冲突。经过这次打击，反而刺激着佛教能够更好地融入华夏文化中并传承至今。作为此次灭佛的积极推动者的崔浩，从维护北魏统治角度力主灭佛，由此也得罪了大量信奉佛教的鲜卑贵族，包括太子拓跋晃，太孙拓跋濬，就是后来的文成帝，也是文成帝继位后，颁布了复佛法诏，佛教才得以复苏。在整个灭佛事件中，寇谦之并没有头脑发昏，跟着崔浩对佛教再投落井之石，反而多次劝崔浩收手，从宗教的立场上“苦与浩争”，反对这种极端的灭佛行为，所以佛道之间虽然有矛盾，但这次灭佛并不是佛道之争。寇谦之之所以如此做，原因很多。作为一个年近八十岁的老人，人生的阅历和对时局的把握，都不会让他有过激的想法和行为，在打击佛教的过程中，难免会造成政局的不稳，这对道教发展也不是好事。加之道教已是事实的国教，佛教无力竞争，而且佛教的义理自己也吸收了不少，二者能相互融合更好于把它灭掉。更重要的是，太子为首的一大批贵族还是崇佛抵道的，绝不能为了一时之快，为后来埋下祸根。但是，寇谦之过深地介入政治之中，加上与崔浩的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崔浩实现个人的野心，虽然在灭佛事件中没有积极支持，但新天师道的兴盛终究还是会受到信仰佛教的鲜卑贵族及佛教的怀恨，这也是新天师道后来衰落，百年后北齐佛道辩论失败后被废，教团散亡的主要原因。不得不说，在这件事上，寇谦之睿智的决定不是偶然的。他不仅看到了崔浩一意孤行必会招致大祸，更对自己及新天师道也必会受到太子一党的打击有了预感。自己年纪太大了，这群弟子不论新老，来到京都后个个被花花世界迷了心智，自己后继无人。自己的静轮天宫已经修了十八年了，基本上成了烂尾楼，太子也多次参他劳民伤财，眼看着自己是等不到竣工那一天了。终于，深感无力回天的天师大人招来众弟子，开始交代后事了。我活着时，有我罩着，你们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可是我不久就要飞升了，你们要早作打算吧，管不了你们了。不久，公元448年，寇谦之在未完工的静轮天宫中悄然仙去，享年八十三岁。而崔浩在主修国史的时候，毫不留情的把北魏先辈的同族相残、各种不光彩（这里涉及到了禁用词，弄得改了两天才知道，所以只能用这种词来表达了）的史实曝光揭秘，这还不算，又花了三百万两白银，把国史刻成石碑，打算让皇族的丑恶历史流传万代。崔浩的行为，一方面说明其文人的正义感爆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得到皇帝的信任和这种膨胀得昏了头。国史修成后，崔浩也被太子参了一本“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被诛杀，全族尽戮。关于崔浩被杀的原因，学者们也专门有考证，表面上有三种原因，一是陷入佛道之争的漩涡；二是与南方政权有联系；三是修国史的原因。至于深层次的原因，也有不同说法，但崔浩传中有一句话，“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致力鲜卑汉化，以恢复儒家的治国之道，终于只是鲜卑人的工具，连自己的几大族的姻亲也被牵连夷族。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找找逯耀东的《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王志刚的《北魏崔浩石经石史考》、陈汉平的《崔浩之诛与民族矛盾何干》、赵义鑫的《崔浩研究综述》等文章看看，各有新意，当然还有大量相关的文献研究崔浩的死因，貌似已经没有什么新观点再出现了。寇谦之死后，公元450年，太武帝下令拆除静轮天宫，公元451年，终止用了十二年的太平真君年号，改元“正平”。十个月后，太武帝被近待宗爱杀死，这个宗爱因为煽动太武帝杀了太子拓跋晃，怕被太武帝秋后算账，才先下手为强弑君。至此，寇谦之、崔浩和太武帝三人都成为了历史，属于国教的新天师道的辉煌也成了历史。新天师道并没有因为寇谦之的飞升而立刻遭到打击，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鲜卑人需要它来证明自己的正统，并可以利用其思想加强封建统治。直到东魏武定六年（公元548年），高澄把持朝政，奏请取消道坛。最后，简单解释一个问题，就是有关静轮天宫的名字。很多学者考证了寇谦之与佛教的关系，这个已经从很多方面得到证明了，比如成公兴与鸠摩罗什门下的释昙影有来往，《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与佛教律部经典有关系等等。在佛教的步步进逼的压力下，道教方面忙于重组自己的组织体系和神学体系，同时也汲取佛教的有用成分，这同样也可以从寇谦之身上得到体现，而静轮天宫一词又是一个证明。静轮一词是有佛教的色彩的，佛教中有“转寂静法 轮”，所以静轮天宫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从侧面证明寇谦之与佛教的关系。更详细的内容道友们可以看看陈寅恪、刘昭瑞等人的相关论著。不同时代，道教也好，佛教也好，起起伏伏，都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自己，主动去适应社会发展，只有能生存下去才有资格谈未来。纵观道教的南北发展，自汉末起，南方道教发展中政治的影子要淡一些，似乎更具有活力和想象力，这就是我后面要聊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