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到大唐初建时期，李渊虽然称帝了，但国内各路军阀势力还不小，皇帝的恩泽还来不及普惠，人民生活还很苦，所幸还有道观寺庙寻求精神慰藉。621年，武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时任太史令的傅奕给李渊发了个电子邮件，主题是《请废佛法表》，也就是著名的“废佛法奏事十一条”，请求李渊大兴李、孔之教，排斥胡佛，开启了唐代的佛道之争的大幕。在表中，傅奕首先描绘了佛教传入华夏之前，在道教光辉照耀下的神州大地，处处都是老有所依、幼有所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忠臣孝子满地走的美好社会。当然，傅奕没有忽略同盟战友，表示这里面还是有儒学的功劳，但最重要的是——不能有佛教，这是佛教传入之前的事。接着就罗列了佛教传入华夏以后出现的种种危害和罪恶，要不怎么请求罢废它啊，诸如“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言辞锋利，拳拳到肉、字字见血，听傅奕这么一说，佛教的罪恶大了去了，打个折儿还够灭个十次、八次的了。最后的结论是“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勿度小秃，长揖国家”。傅奕还随表附上了“益国利民事十有一条”，可惜原文已亡佚，但由于当时很多和尚都极为关注这份奏表，所以在佛教的一些经籍有对这十一条的引用和批驳，通过对这些文献分析整理，大体上可以把傅奕的这十一条总结出来。比如说僧人都剃发染衣，不谒帝王，违离父母，这是说佛教的不忠不孝的这条大罪；全国有二十多万身强力壮的和尚，不上税不纳粮，而且还游离在法律之外，这是对国家发展建设不利的一条；和尚们太多了，而且个个都是人面兽心的家伙，拿起枪来就是土匪，随便三、五个寺庙就可以拉出一支强军，全国这是得有多少支潜在军队啊，到时候真的兴风作浪，国之大患啊……如此种种吧。傅奕表示，为了国家安全、人民幸福，更为了您的宝座能安稳，您要早点下决心，先把佛经全部销毁，禁止以后再有缮写的情况发生，再把和尚们全部编成民户，让他们好好去种地，能增加不少税收，这事得抓紧了。傅奕上表以后，李渊还没来得及怎么样呢，和尚们先坐不住了。傅奕这家伙是真狠啊，这是不给人——和尚留活路嘛，于是就推选法琳去李渊那里申辩，驳斥傅奕这个满嘴喷胡话的小人。见到李渊以后，法琳据理力答，前面讲过，法琳从小就有善于辩论天赋，那张嘴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圆的说成方的，最后说得李渊无言以对，总算让李渊没有完全听信傅奕的观点，暂时放下了沙汰佛教的念头，为佛教界化去了一场危机。傅奕一看邮件发了就没动静了，天天刷屏也不见李渊的回复，心说我不能放弃，一定要打倒佛教，经常跑李渊那里汇报工作，顺便说说佛教的坏话，向李渊抒发自己的对这个国家的赤诚之心，再不废除佛教就完了。眼看傅奕这老家伙咬住废佛这件事不放，非要把佛教赶尽杀绝不可的一副样子，这可不行啊，我们也得做些什么了，于是有人站出来发表一些文章批驳。如李师政发表《内德论》《正邪论》批驳傅奕，说傅奕就是一个“誉老子而毁释迦，赞道书而非佛教”的小人。法琳看了其他人的文章以后，感觉你们这些反击是什么啊，连句狠话都没有，没一句说到要害上，软绵绵可不行，还得我出手，于是就开始闭关写作，最后终于成就八千字的《破邪论》。这可以说算是心血之作了，法琳引经据典，就用傅奕的观点来批驳他自己的谬见。为了增加影响力和杀伤力，又请虞世南为之作序，最后于622年“上呈天听，启李建成、李世民，陈佛道优劣”。前面也讲过，熟悉那段历史的道友应该也知道，当时的太子李建成背后是得到佛教界支持的，所以李建成看了《破邪论》后，感觉不错就拿给了李渊，希望可以动摇李渊重道排佛的决心。623年五月，法琳上书秦王李世民，因为李世民是道教的支持者嘛，驳斥傅奕反佛的行为是如此狂妄浅薄，希望能说服李世民支持、理解和尚们。武德七年(624)，傅奕再次上了一份《请除释教疏》，很长，内容很多，大概内容如下：首先继续请求李渊除去佛教，总这么拖着不动手可不行啊，您看啊，佛教本来是西域的特产，言谈怪异和我们一点也不一样吧，他们离我大唐路途遥远，风俗习惯大大滴不同，语言文字我们也不懂，这帮和尚们在翻译佛书的时候，随便往里面随便添加私货，反正就是欺负我们不懂，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您听我给您逐一分析分析啊。第一，他们把头发一剃就对君王、亲属说bye-bye了，和你们没关系了，从此我的人事档案就转到佛祖那里了，心里只有佛祖了，如此不忠不孝您能忍啊？第二，和尚、尼姑们换上件僧袍就免税了，就可以不服徭役了，身强力壮有手有脚的却不劳动，四处游食，还请婢女伺候着，我们当官的还为了您的工资起早贪黑的上班呢，好多公务员还请不起婢女呢。第三，和尚们四处宣扬他们的妖书，传播他们的邪法，还编造了一套一套的虚假理论，诸如三种世界、六种轮回，恐吓愚夫，欺骗平民。您也知道，我们大唐的老百姓很朴实的，嗯，有远见的很少，也不会寻根究底，别人一忽悠他们就相信，比如和尚说你以前偷过别人的一只鸡，这可是造了老大罪孽了，死后会下地狱，只有相信他们的佛祖，才能免除那些罪孽，来生才能过好上日子。他们还忽悠百姓，说你把你的钱财都拿过来，我帮你献给佛祖，以后你就不愁吃不愁穿，过上小康生活了，这话您信不？他们这样传播教义，使愚昧的人妄求功德，不怕禁令，轻易犯法，其中有作恶犯上的人，身入监牢，还在监狱里拜佛，诵念佛经，日夜不息，忘记了疲劳，就是为了求赦免罪行。我们都知道，其实人的生死及寿命，那是由自然决定的，奖惩及威福，是由皇帝您来掌握的。说到贫富贵贱，那是根据你是否建功立业、功劳大小决定的，可是到和尚们嘴里，却成了这一切都是佛决定的，您听听，这不是在窃取您的权力，窃夺自然的威力吗，这样最终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和法治建设，现在不制止，等到国家被他们祸害完了您都没地儿哭去了。接下来傅奕还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国家长久、帝王长寿。从汉朝以后佛教传播以后，又是五胡乱华，又是昏君又是奸臣，又是暴政、又是国祚短，如此种种这些可都是佛教惹的祸。如果听我的建议，把和尚、尼姑配成夫妻，就能多增加十几万户，这对国家的税、役都有利，更重要的是从此消除了妖风，民心重新回归于皇室，淳朴的风气再次盛行，所以还是干脆、彻底的把佛教废掉吧。法琳为首的和尚们自然也要回应了，法琳发表《决对傅奕废佛僧事并启》，另外还有位明概和尚的《决对傅奕废佛僧事并表》，就是《决对论》，罗列了八大理由一一破解傅奕的论点，最后说傅奕这小人嘴太毒了，善于诬陷，“出语丑于枭音，发声毒于鸩响”，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声音，实在理解不了。对于被重点攻击的不忠不孝，明概结合法琳的忠孝理论，很骄傲地说，所谓的忠臣孝子，你们道教也好，儒家也罢，别以为只读过一本《孝经》就够了，要是不好好读读我们的佛经，也只能做到表面上的忠孝，那是小忠小孝，永远达不到孝的极致，没听说过吧，我们和尚称为至孝，就问你怕不怕！后来，法琳又在《辩证论》中进一步详细说了佛教的忠孝观，证明佛教不但有忠孝观，而且还要高出道教，甚至高于儒家，提出所谓的大孝、中孝和小孝的观念，把佛教的忠孝观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法琳表示，我们佛教的忠孝观不但有，而且是最高级的，适用于任何世界、任何领域，至于放到封建社会，当然更不在话下了。当然了，他还不忘记批判一番道教的忠孝思想，说他们那是典型的言行不一，毫无伦理、缺德、无耻，一派妖言惑众。法琳等和尚的忠孝理论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后来有道世、宗密和神清等和尚大谈佛教的忠孝观，发表《法苑珠林》《梵纲经》等，甚至说我们佛教是把“孝”视为佛教戒行的最最最根本的一条的。这是佛教教义发展上的一次极大的进步，从此以后，完善了忠孝理论的佛教就变得没什么漏洞了，道教也好，儒家也罢，都不好再拿忠孝说事儿了，少了攻击，三教关系也就慢慢缓和最终趋于一致了，这一功劳，归于法琳基本上是没有太大争议的，当然这是后话了。这一次佛道相争，在哲学、理论方面的争论相对较少，规模范围也有限，但并不是没有涉及。比如胜光寺和尚慧乘以“道法自然”为题发难，李仲卿参与辩论最后失败，一年后又发表《十异九迷论》；刘进喜发表《显正论》批驳佛教“弃义弃亲，不仁不孝”等。这些义理之争很明显地暴露出道教在义理方面的差距，所以引发了对《道德经》的注疏，从而促进了道教的理论的完善。在《辩证论》中，法琳批驳了李仲卿的十异九迷，为了更好地完成这篇文章，法琳还写信给当时的右仆射杜如晦，就是房谋杜断的那杜，向他借了不少经史子籍当参考书，然后又请东宫学士陈子良给作品作注、制序。前面讲到过，《辩证论》后来被秦世英拿到李世民那里告了法琳的黑状，说他讪谤皇宗，最后被流放，这已经是639年的事了。两教你来我往，想到之间的争斗逐渐扩大化，除了和尚和道士参与以外，各自阵营也有士大夫加入。李渊曾对李建成说打算废除佛教，但又担心控制不了局势。李建成是佛教的代言人，自然一力为其分辩，说佛、道都有问题，谁也不完美，如果贸然对佛教动手，怕会出大乱子。然后李渊又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结局很可怜，只有太仆卿张道源“附奕，称其奏合理”，别人全都说佛教的好话。中书令萧王禹与他争论道：“佛，是圣人。傅奕发出这种论调，攻击圣人者无法无天，请求给予严厉制裁。”
傅奕说“：礼义是从奉养父母出发，到为皇家服务为终点，这样就使忠孝的道理显著，臣子的行为规范。而佛教徒走出城镇脱离家庭，背叛其主，以一个普通百姓的身份与天子对抗，以继位来背叛亲人。萧王禹不是从佛门出来的，却信奉背反其父的教义。臣听说不孝的人不认父母，大概说的是萧王禹吧。”
萧王禹不能回答，只是合上掌说：“地狱正是为这种人设置的。”
终于在626年四月，即便在大家都反对的情况下，李渊还是决定采纳傅奕的建议对佛教动手，沙汰寺僧，宣布只在京师保留三千个僧尼，其余寺宇房地产都赏赐下去，可见其维护道教、提升道教的地位是有多大的决心，不过为了给大家点面子，宣布是同时沙汰佛、道两教，这你们总没的话说了吧。那些得了房子的王公大臣们都高高兴兴地准备着喜迁新居了可惜不久发生了玄武门事件，最终没有得到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