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道教开始衰颓，特别是明清易鼎之后，由于顺治崇佛，康熙尊儒，道教失去了统治阶级的扶持。随着西方文化的流入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道教自身在义理方面又无所发展，最终的结果也就只有衰落了。可能有的道友会说了，正统道教衰落，不是还有民间道教嘛。虽然民间依旧有很多人信奉道教，但也仅限于炼丹、求神、驱鬼之类了。其实带着一点个人情绪来说，不只道教，在满清统治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很多方面基本上都是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道教的衰落，虽然是大势，但是也是有很多值得再总结几句的地方。首先是正统道教，正一和全真，当然还包括武当。正一道之所以千年传承不绝，最最重要的是龙虎山有传度授箓的权力。传到明、清时，龙虎山的授箓方式都是参照53代天师张洪任写的那本《天坛玉格》。其实流程如何并不是重点，重点是只要经过了张天师的认证，就可以得到国家的承认。这说明国家对龙虎山的重视和信任，千百年来一直如此，这是龙虎山声望和经济收入的最大保障。但是这种近似于垄断的买卖却因为乾隆四年（1739年）皇帝一声令下结束了：“嗣后真人差委法员往各省开坛传度，一概永行禁止。如有法员潜往各省考选道士、受箓传徒者，一经发觉，将法员治罪，该真人一并论处。”

招生发证的财路没有了，龙虎山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您说什么？偷偷招生，那要是被发现了张天师也得关小黑屋，那还是轻的呢。正一道的衰落，山上的弟子数量锐减，基数小了，人才也就少了，出现高道的几率自然也就降低了。江湖嘛，没有高手的门派自然就没有地位，没有地位谁还给你奉上香火钱？为了生存，张天师只好放下尊严，以前都耻于接的捉鬼、红白喜事的单子也要接了，为了肚子，面子真不算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文人清高。辛亥革命后，江西都督府取消了龙虎山的天师称号，也就是说龙虎山张家已经没有了官方关系和背景了。袁世凯称帝后曾恢复了龙虎山的天师称号，并且重新发了一块正一真人大印，不过这家伙都没风光几天，他的那道圣旨张家也不会好意思拿来说事儿。当然了，张家自己还依旧传承着天师的位子，民间也有不少人承认。1912年，传教士李提摩太和梅殿华等在上海筹建世界宗教会，给62代天师张元旭送去了份邀请函。6月，张元旭应邀来到上海参会，就是这次会议决定在北京、上海成立“中央道教总会”和“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之所以要分成两个组织，因为北方全真和南方正一这种观念还存在，大家也曾经尝试整合道教，抱团取暖，可惜一没官方支持，二无扛鼎的人物响应，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1925年，张元旭在失望中羽化在上海，儿子张恩溥接任63代天师。1928年，《神祠存废标准》公布，大量道观被毁，有的变成了学校，有的变成了机关、军营，道教受到全面重创，龙虎山同样受到重大损失，令张恩溥五内俱焚。抗战期间，张恩溥频繁往来于上海权贵之间，为重振道教努力。比如在1945年，他在苏州、无锡两地为抗日阵亡将士举行和平大醮，还经常搞些义卖法物、赈灾捐款、祈祷世界和平的法事活动，可惜大势如此，回天无力。正一道如此了，全真教如何呢？北方白云观处境就好得多了，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嘛，谁不知道首都好啊。龙门派自己也争气，从王常月开始严持戒律，龙门派不但在北方呈现出中兴态势，甚至在江南也打开了局面。由于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偶尔也有皇族、太监等人去白云观里面坐坐、散心也好、上香也好，双方和平共处，关系一直不错。清政府对全真教放心，为龙门派在西北、南方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所以才有了娄近垣、刘一明、闵一得。前面没有讲到江浙全真教领袖李理山（1873-？），他民国八年（1919年）主持的杭州玉皇山福星观，是全真教在江南五省（苏浙皖赣闽）的第一座子孙丛林。1937年，日军入杭，李理山改造玉皇山，先后收容了7000多难民避难，是著名的抗日高道。1874年，沈阳葛月清（1854-1934）来到北京白云观，由19代律师张宗璿授天仙大戒，操守严格。1904年他出任沈阳太清宫监院，开办“粹通学校”，招收一些学道的学生，先后在太清宫传戒700多人。不过全真一脉也出过败类，光绪年间，白云观有一个汉奸道士高仁侗，也叫高云溪。相传慈禧的母亲去世后，需要找个寺庙停灵，于是就派心腹太监刘诚印去附近寺庙联系这事。这个刘诚印其实名气还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慈禧身边的李莲英，但实际上那只是慈禧用得比较顺手的太监罢了。刘诚印对于慈禧，相当于诸葛亮之于刘备，是给慈禧大事小事都出谋划策的身边人。当时慈禧还没有权倾天下，所以寺庙对这件事都不太感冒，这令慈禧很生气，要是换了她当权后的那副德性，估计整个寺庙都变平地了。还好，当刘诚印到白云观时，受到了全体道士的热烈欢迎，这也是后来慈禧极为宠信白云观的原因，刘诚印也顺势就在白云观皈依了道教，拜了方丈刘宗玄为师，甚至被挂了个名誉方丈的头街。高仁侗这个道士就是看到了刘诚印的身份，于是刻意与他交往，很快就和刘诚印称兄道弟了，而这位道士的心思也就慢慢变了。八国联军侵华时，高仁侗甚至成为了一个间谍，当年八国联军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就是在白云观后花园里签订的。除了结交权贵，玩政治以外，这位道士一生对道教事业没做过一点贡献，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道教内部的思想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道教衰落的必然。最后是，武当山，虽然明代由于朱棣和张三丰曾经兴盛一时，江湖地位一度还曾超过龙虎山。后来，武当山有叫徐本善（1860-1932），统管整个山上的宫观，相当于总道长吧。那段时间，在他的领导下，武当山强内修、定规矩、清整、严律，还在太和宫开办学堂，把紫霄宫发展成为十方丛林。当然，武当山同样不可能独善。以上是正统道教的大致情况，民间道教处境则好一些，一直稳定发展着，主要是道教已经成为了百姓生活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了。当年王常月从北向南复兴戒律，龙虎山的道士下山，进一步刺激了道教的世俗化，陆西星、李西月、柳华阳等人在丹道理论上的发展。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三一教、太谷学派、槐轩学派，也说明了儒学对道教思想的接受。鸦片战争以后，国门大开，西学的流布，西方宗教的大举进入，太平天国起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出现赛先生，德先生，科玄论战，五四运动等几次思潮，道教也成为了封建落后迷信的靶子备受批判，其衰落速度更快了。但是，在历史大变革的潮流下，不乏“睁眼看世界”的学者。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过，“中国根底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这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说明什么？说明道教不但与政治紧密相关，而且早就深入到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之中，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郑观应（1842-1921），被称为是近代最具完整维新思想的理论家，他曾经批注整理过大量丹经道书，对道教的价值、弊端认识得非常深刻。陈撄宁（1880-1969），出身于左宗棠开办的安徽高等政法学堂，1908年开始四处游历，精研道教的养生方法。1912年到1914年，他在上海白云观通读《道藏》，接着在上海开办了《仙学月报》和《扬善半月刊》，还办了一个仙学院，希望通过仙学救国。萧天石（1909-1986），1935年从军队改行从文的，在南京开了东海书店。1942年病重，四处求医过程中遇到了南怀瑾，于是从1943年开始跟随南怀瑾四处访道，期间病就渐渐治好了。此后，他致力于道学研究，成为“新道学”的开创人，著有《道德经圣解》《道家养生学概要》《道海玄微》《大学中庸贯义》《禅宗心法》等，晚年开办“自由出版社”，专门做道教经典校本。现在道教的情况就不多说了，至于未来的道教如何发展，何云何从，找准定位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