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改革开放后许多突破一样，这场盛宴也是从浙江开始的，李耒去浙江谈稻米收购业务的时候，从鲁冠球那儿听到了近期浙江悄然发生的一场集体企业的量化改革运动，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规模产权变革。 所谓“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乡镇集体企业的资产通过土法评估后，将集体资本全数或部分退出，经营者以赎买的方式获得企业的主要股权；这项改革最早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和温岭两县出现的，它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温州地区，继而在浙江全境的集体企业中被广泛试验。 这是一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改革运动，在具体的资产评估上，由于缺乏量化的标准和评估体系，各县市的量化手法千奇百怪；大多数企业采取的是“毛估估”的做法，有些县硬性规定，集体资产一律按账面数增值40％计算，而事实上，相当多的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其资产早已增值了几倍、几十倍。 温州地区的一家二轻物资公司将其属下二十多家企业全部量化改造，而资产评估值以1990年的不变价为准。 绍兴一家纺织企业的量化方案是：将企业的资产量化出10％，折算成50万元作为集体股，全厂200多名职工每人出资5000元，经营者出资100多万元，组成一个资本额为50万元的股份制企业；其后，新企业无偿使用着原有企业的机器设备，一切开支则由老企业承担，经过近一年的运行，新企业产生惊人的利润，而原来的集体企业则毫无悬念地陷入了亏损境地，又一年，新企业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将老企业“并购”。 到1996年前后，ZJ省80％的中小集体企业都完成了产权量化的改造，成批量地出现了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这样的量化改革很难保证公平、公开、公正，因此在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纠纷。 这场改革从来没有得到政府的公开肯定，而且在理论界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指责这是变相的私分集体财产，是走私有化道路；当时的ZJ省领导对此进行了有技巧的支持，说对于这样的改革要回头看，不过，不能走回头路。 客观上来讲，浙江的量化改革运动肯定牵扯有大量私分集体财产的案例，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那些通过产权改革把集体企业化为私有的老板比过去更加用心做企业，效率比以前不知道高了多少倍，带动了浙江经济的飞速增长。 不过这场变动一直处于地下运作阶段，同时涉及的也大多都是集体企业，而不是正经的国营企业，全国性的集体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改制，要到98年之后才会进行，眼下浙江的这场戏只是前菜，正儿八经的大菜还没上席呢。 浙江政策环境宽松，李耒和当地洽谈收购稻米的事很快就办下来了，然后李耒便去了湖南，先去袁老哪儿看了缓释肥的使用效果，袁老对这种肥料赞不绝口，“用了你们的缓释肥，每亩有效穗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千粒重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化肥施用量反倒减少了百分之十八到二十四！效果比我们以前用的化肥好多了！”
“就是价格还是太高了，我们做育种都觉得有点吃力，更别说给老百姓用了，要是价格能降下去就好喽！”
这是袁老唯一觉得遗憾的事情了，缓释肥好是好，但普通老百姓还是用不起啊。 “任何新产品一开始都是这样的，以后就好了，前两天焦老师给我打来越洋电话，说新一代缓释肥已经搞出来了，等过段时间他就回国把样品带给您，这一批样品的价格更低，效果更好！等多研发几代，迟早能让老百姓用上！”
日后缓释肥甚至能让试验田里的水稻产量提高百分之三十以上，化肥施用量降低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眼下的效果算啥啊！ “好，高亮啥时候来长沙？到时候我去接他！”
袁老一听高兴坏了，只要是能提高水稻产量的好消息，他都非常重视。 “用不着，我们长沙分公司的人去接就行了！”
李耒那好让袁老亲自去接？可推脱再三也没推开。 说完了化肥的事儿，李耒又说起了此行的正事儿，袁老一听也很高兴，“现在水稻产量是上去了，但农民卖粮却是一年比一年难，你愿意收粮那是好事，我肯定得支持！”
有了袁老的支持，HUN省也非常欢迎李耒的到来，在长沙待了几天后，把在湖南收购稻米、小麦、玉米的事儿也定了下来；临走前李耒又拜托了袁老另一件事儿，然后拿着他的亲笔书信在湖北、江苏、江西等地走了一圈儿，将自家粮食收购点四处铺开。 等他到达广东的时候，粮食价格果然如同他预料的那般涨了起来，近两个月粮食平均价格由0.935元/公斤上升到1.080元/公斤，涨幅约16%，一些城市粮价出现一日一变甚至一日几价情况，为改革以来所仅见。 这场粮食价格暴涨会一直持续到95年，最终达到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2.155元/公斤，比放开粮食收购之前翻了一倍还多，然后由于供给过剩，粮食价格在97-98年又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但是涨价最大的好处并不是让农民拿去了，而是归了流通环节，这也是农业领域惯有的事儿，生产者消息最迟钝、议价能力最差，实在是耗不过那些商人，超市的食物一年比一年贵，农民却依旧贫穷，这不仅仅是只有中国才有的事儿，全世界都是一样，利润都让中间环节拿去了。 就拿咖啡做例子吧，根据乐施会对咖啡流通环节的调查报告可以看出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中间经过了多少环节，价格又翻了多少倍。 非洲乌干达的小咖啡种植园以14美分一公斤的价格将咖啡豆卖给当地的二道贩子，二道贩子再以19美分一公斤的价格卖给加工厂；然后，经过加工的咖啡豆每公斤加价五美分，低于这个价格他们就没利润，高于这个价格，他们的咖啡豆就卖不出去，市场已经将他们的利润钉死了。 经过加工的咖啡豆被装进塑料袋里以每公斤两美分的运费运往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此时一公斤咖啡豆的价格是二十六美分，比种植园出售的价格近乎翻了一倍；然后乌干达咖啡出口商可以拿到每吨十美元，也就是每公斤一美分的利润。 在正式出口之前，这些咖啡豆还需要经过挑选、销毁劣质咖啡豆、分级、确认等环节，等这些咖啡豆送到雀巢公司位于西伦敦的加工厂时，这些咖啡豆的价格已经升到每公斤1.64美元，超过了初次收购价的十倍。 而等这些咖啡豆被磨成粉末、包装完毕摆上货架时，呈现在最终消费者面前的价格赫然高达26.4美元，几乎是小咖啡种植园售价的二百倍！ 通过这个流程可以看出，食品供应体系是一个漏斗状的模型，再从耕地到餐桌的供应链上，最初的生产者和最终的消费者人数最多，而位于中间的加工商、生产商、分销商逐次减少，人数最少的是大买家和批发商。 长途运输、加工等工序需要大量资本，准入门槛极高，一般企业玩不转，同时企业规模越大，运输仓储业务越多，平均成本就越低，所以粮食流通领域的最终权力就掌握在他们手上，ABCD四大粮商、联合水果公司、雀巢等巨头企业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当掌控种植者到消费者之间通道的企业越来越少时，他们就拥有了掌控种植者和消费者的双重权力，用垄断将种植者和消费者拿捏地死死的，赚取了最丰厚的利润。 所以才会出现农民越来越不赚钱，有些时候宁愿水果烂在地里都不愿意去收，而超市里的水果却越来越贵，消费者随便选几样水果就会遇到价格杀手背刺的现象，就算是网络时代，消费者可以直接和种植者对接也避免不了这一现象。 这时候掌控种植者和消费者的又变成了网站、物流公司、推广商......不然市场上有那么多同品种的水果，为什么你的可以让消费者看见？这些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黑布林大李子甜不甜”这句话可不能白说，那些在网上带货的主播大多数也不会免费为种植户服务。 好在国家对主粮种植户还有保底价格收购的这项政策，要不然主粮种植户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但保底收购只针对特定的产品，商业化种植就没有这么好的事儿了，于是就有了砂糖橘变杀人橘的案例。 李耒也无力改变这一现状，他顶多能让自己的企业稍微有良心点，赶在其它企业之前实现规模化，然后再稍微照顾一点儿种植户和消费者的利益。 到达广东后，通过和自家企业的职工还有王石他们聊天发现，这边也在进行着改革，在广东第一次出现了“下岗”这个词，有些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开始裁员，他们或是只给员工发基本生活费，或是采取直接买断的模式，比如无线电厂就和三百多名工人签署了买断协议，以一千三百元每年给工人发放工龄补偿，拿到钱之后这些工人就和企业完全没关系了，以后他们都得自谋生路。 这项政策在广东倒是没遇到太大阻力，一来工龄补偿如数发放了，说是多少就是多少，很少有扣的；二来这些有技术、有经验的工人其实早就在外面兼职打工了，就算离开工厂，不管是去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赚取更高的工资，有些甚至拿着补偿金自己创业，个别幸运儿便乘着风口而起，若干年后成了大富翁。 但等日后这项政策转移到北方，尤其是东北一带的时候，却引发了工人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些地方，尤其是老工业基地的工人，早已习惯了以厂为家、世代传承的生活，突然把他们从厂里丢出去，他们根本就无所适从，更重要的是这些地方经济不够活跃，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可以让他们重新就业，再加曲婉婷她妈这种人，让东北的下岗工人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他们自然不会支持。 李耒还去见了小马他们，小马今年已经毕业了，在家里的安排下进入润迅公司做编程工程师，眼下看来似乎还没创业的打算；张志东去了华南理工读研深造，许晨晔也考上了南京大学计算机系的研究生，他们几个想要重聚估计得三年以后了，腾讯五虎的传说尚未开启。 在广东待了一段时间后，李耒直接飞往HLJ，在哈尔滨降落，然后上了当地分公司的车，简单地了解了下HLJ分公司的运营情况后，第二天便去了位于哈尔滨西南一百二十公里的五常。 五常才刚刚撤县设市，这里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非常适合种植稻米，从唐初渤海国时期便有人在这里种植水稻，清代道光年间这里出产的大米成为贡米，五常大米的名字第一次为国人所熟知。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投入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开拓东北，五常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五十年代就达到十万亩并逐渐成为中国水稻生产第一县，而现如今五常的水稻种植面积已经占到整个HLJ的十分之一。 日后，任何一家大米企业都想占下这块黄金宝地，现在李耒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但现如今，日后大家所熟悉的五常大米其实还没有培育出来，所以李耒来到五常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找当地领导谈，而且前往龙凤山乡农业技术推广站，他后世吃过的那种香气四溢的五常大米就诞生于这里。 “请问田站长在么？”
李耒拿着袁老写的书信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