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虽然出身在农村，但在附近的十里八乡也算是个名人。我爷爷的职业有一个，就是农民。但我爷爷的手艺有两个，一个是裁缝，一个是厨师。

解放前我爷爷与本庄的一个本家兄弟远赴上海学裁缝手艺，由于我爷爷聪明、悟性高，仅用了一年半就满师了，而本家兄弟三年也没能满师，于是我爷爷成了他师傅也是裁缝铺老板的得力助手，而这个裁缝铺所做的服装是高端的，服务对象都是一些达官贵人阔太太，由于师傅的信任，我爷爷在上海的日子也过得比较滋润，但好景不长，不久全国解放，由于他的师傅结交的国民党达官贵人多，怕共产党秋后算账，于是去了台湾，临走前给了我爷爷一大笔钱，同时将房契、地契一并交给我爷爷，说是赠送给我爷爷，要知道，那是一幢上海闹市区沿街二层的楼房，楼下三间是裁缝铺，楼上三间是住宿用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爷爷胆小怕事，居然思虑再三后房子也没敢要，包袱一卷回老家了！多年后，我问我爷爷，你不要师傅的房子后悔不后悔？如果现在我们家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拥有那幢房产，我们岂不是大富豪了？我爷爷说，他从来不后悔，因为那房子本来就不是他的，他信奉老家那句话：财要自挣，儿要自养。再说句，在解放后到文G期间，惟成分论，说不定因为这幢房产被划为资本家、富农什么的不得遭罪呀。

回乡后不久，大概是五十年代中期，我爷爷在南门工校（也就是现在的邗城工学院）谋了个烧饭的差事，一直干到文G开始，那段时间我爷爷从一个从炒大锅菜的普通厨师成长为为学校领导炒小锅菜和办学校接待宴的专业厨师，那厨艺可以说是与日俱进。文G开始后，学校停课，我爷爷饭也烧不下去了，于是无奈之下，回乡务农。

虽说是回乡务农，但由于我爷爷有一手的好厨艺，十里八乡找我爷爷办酒席的人是特别多。那时候，没有什么饭店酒馆，农村人遇到婚丧嫁娶等大事，习惯在家里搭场子办酒席。由于耳濡目染，我对爷爷的办酒流程十分熟悉。一般主家要在办酒席三天前找到我爷爷，我爷爷根据主家的要求仔细斟酌开出菜单，并根据主家推算的出席酒席的人数，开出需要买的菜以及配料清单便于主家采购。那时炒菜跟现在不同，现在炒菜习惯用色拉油，而那时炒菜一律用荤油。所以开列的菜单上第一个便是大油，大油需提前一天买回来熬制成荤油，油渣可以烧菜。在农村办酒一个厨师是无法应付的，最低配置也需要两个人，一个站锅掌勺的和一个切配的二把刀，如果桌数多了还需增加厨师。我爷爷办酒有一个几十年不变的搭档，就是隔壁的恒寿爷爷，恒寿爷爷跟我爷爷是本家兄弟，一脸的菩萨像，为人和善没脾气，他不但厨艺好，跟我爷爷配合也很默契。而我爷爷手艺虽然好，脾气却不怎么好，他做事及其讲究，比如菜单上列出的刮鱼片用的鱼不能少于5斤的草鱼，你买了2条3斤的那就不行，那时海参没有发好的，需要将海参买回来发，我爷爷需要指定海参的品种和重量，不能出现误差。记得有一次我爷爷，到一户人家发觉这户人家买回来的猪肉不对，我爷爷开的菜单是25斤五花肉，于是吩咐这家人拿来称一称只有21斤，气得把厨刀、砧板一夹就要回家，说酒席不办了。主家那个急呀，左打招呼右打招呼，差人赶紧去买肉补足分量，说了半天好话才平息我爷爷的怒火。

我爷爷办酒的酬劳也不多，当时办个酒也就五块、十块钱，我爷爷从来不跟主家开价，都是由主家看着给，不过在当时工人工资只有二、三十元的时代也算是不错的收入了。但是一条规矩是铁定的，办完酒后，一条烟两瓶酒是必不可少的，那时的烟一条也就两三块钱，一般是华新的或玫瑰的，大运河的就算好的了，如果遇到出手阔绰的也能奉上一条大前门的，我爷爷那就舍不得抽了，留到过年招待客人。

我奶奶生了两个儿子，我父亲和我叔叔，我叔叔因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智力有点底下。我爷爷这一辈没有亲兄弟姐妹，仅有两个嫡堂的妹妹，也是我的姑奶奶，跟我爷爷关系特别亲。

我出生于1969年，我下面还有个比我小两岁的妹妹。爷爷有着浓厚的重男轻女思想，对我这个长孙溺爱的不行，当龙蛋一样惯着我。我一周岁多一点，刚断奶，我爷爷就把我从我爸爸妈妈身边抱走，跟他一起生活。尽管当时生活比较艰苦，爷爷从来没缺过我吃的、穿的、玩的。以至于几年下来，我眼里只有爷爷奶奶，而跟父母亲感情十分淡薄。导致后来我父亲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