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云“三十而立”，即30岁时，能够立身、立家、立业，自立于世。而我二十出头就担任了厂办主任、建起了新房并娶妻生子，这又应了一句老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在唐旺镇工作的岁月

我的工作经历分为两段，前一段1987.6—1996.10在唐旺镇工作，后一段1996.10—2013.6在我的家乡龙桥村村委会工作。

从我财会班毕业到1996年10月，在唐旺镇工作了十年有余。其中在乡政府下辖的工业公司短暂地干了半年，其余时间都在唐旺乡最大的乡镇企业—邗城市管道工具厂工作。

1987年6月我财会班还没毕业，刚进入实习期，我父亲在世时的老领导、也是村支书、韩青峰伯伯此时正在乡政府工作，任工业公司常务副经理，由于工业公司经理由主管副乡长兼任，工业公司工作实际由青峰伯伯主持，所以青峰伯伯就把我安排进公司的计统科工作，并且还指派了一位老财务做我的师傅，指导我的业务。我在工业公司工作的时间很短，仅仅半年，而就在这期间，我结识了刚被调到公司任副经理的老大哥朱诗雨。

半年后，青峰伯伯将我调到唐旺乡最大的乡办企业也是邗城市的明星企业邗城市管道工具厂工作，起初在厂办上班，被推荐参加区委组织部举办的文秘班脱产学习，这个文秘班是为全区培养文秘人才的，每个乡镇只分配了5个名额，学习时间为一年，但我仅仅学习了8个月，于次年的7月份，就被厂里召回，原因是厂里的银行会计被调到另外一个厂里担任财务科长、总账会计，让我回厂顶班，于是我就回到厂子，干起了我的老本行会计。

管道工具厂是本乡最大的企业，厂里有职工近500号人。这个厂还挂着另外一个招牌“沪光深井泵厂邗城分厂”，生产车间六个，四个车间生产专供外贸出口的管道工具，两个车间生产内销的深井泵，另外还有几个单独的班组，如电工组、设备组、模具组等等，行政管理人员除销售、技术人员严格按照产品分工外，其余全部按照两个招牌一套班子的模式进行管理。

我刚到厂里，厂里对我的工资进行定级.当时刚进厂工作的年轻人，小学文化是三级徒工，月工资12元；初中文化是二级徒工，月工资16元；高中文化是一级徒工，月工资20元。而我因为是财会班专业出身，跳过了徒工、一级工、二级工，直接定为三级工，月基本工资40元，除工资以外还有各项政策性补贴如粮贴、肉贴和副食品补贴等累计18元，而最关键的收入部分是奖金，我是行政管理人员，奖金级别按照厂长的4.5折，第一个月我的奖金为73元，加上基本工资和各项补贴，我拿到手的工资是131元，这令我十分的兴奋，因为我的一班同学，普遍的工资水平都在六、七十元。

我在厂里一上来干的是银行会计，当时我们厂里会计人员总共6人，有总账、分账、材料、工资核算（厂里工人实行的是计件工资）、银行、现金，我当时做的银行会计工作是最繁忙的。首先现金会计归我管，每天现金会计需要从账上领备用金必须问我账上有没有钱，能领多少，而根据当时的财务规定超过300元不得支付现金，必须转账、汇款。

当时的结算方式复杂，而现在的结算方式就简单多了，同城的用转账支票，外地的用汇票。而那时的结算方式有汇票、转账支票、邮汇、电汇、电划、托收承付、托收无承付等多种方式。

我的工作重点主要有两项，一是跑银行办理到期还贷、转贷和新增贷款业务，二是结算各项应付款项。

银行还贷和转贷业务我一般直接和信贷员联系，如需新增贷款，小额的我去找农行行长或信用社主任，而新增大额的贷款我搞不定，就需要厂长亲自出马了。付款方面也是较为复杂，因为我们是外贸企业，当时没有自营出口，我们的产品都是通过外贸公司出口的，一般都是厂长或者销售科长将货款拿回交给我，然后资金由厂长安排，我是没有权力支付款项的，由于外协加工单位众多以及各项原辅材料、机床零配件等，厂长在安排资金时必须考虑轻重缓急，同事外面各家欠款太多，还要毛雨撒撒、均衡照顾，因此我每次拿到厂长的资金安排单都头疼，有时货款到账10万元，付款的笔数竟然高达二、三十笔。

所幸内销的深井泵部分基本专款专用，深井泵的回款用于购买深井泵的原辅材料，这就给我在付款时带来了少许的机动灵活。厂长一般安排大额的、急用的款项，零星的货款回笼，我可以便宜行事。我做会计，职务含权量极高。产、供、销、外协加工、设备管理等各个部门都要和我搞好关系。因此几年的银行会计我是做的有神有色。我的奖金级别在担任会计两年后升到了副科级待遇，就是那厂长的6.5折。

从担任会计之日起，厂长还让我兼任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营长，平常乱七八糟的事务和活动也十分繁杂。

1991年“沪光深井泵厂邗城分厂”从邗城管道工具厂独立出去，原厂办主任调任深井泵厂担任厂长，我被提拔为厂办主任，当时我年仅22岁，行政级别也被提升为8级（即奖金按照厂长的8折领取），在厂里的行政级别高于科室科长（7级）、低于副厂长（9级）。

干到1995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我们厂由于多年来没有搞新产品研发，长期依赖外贸公司和长期的产品单一，造成了经济效益的大幅下滑。我也逐步感到了危机，因此我主动向乡党委委员、组织科科长提出回农村基层工作的请求，组织科长明确跟我说，回去没有好的职位，一切归零、从头干起。

于是1996年国庆节过后我回到了我的家乡龙桥村担任一个小型村办企业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