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雷福又举例劝慰石大庆，他说：

“我给你俩讲一个事儿，你俩一定要保密啊！”

石大庆说：

“你说吧，别卖官司了。”

雷福压低了声音，说。

“咱们单位的黄大侠，那是一个人物吧？无论在科级干部里边儿，还是在社会上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前几天听说，他老婆和办公室对面桌的一个同事在家里做苟且之事被他撞见，解决的详细过程我就不讲了，我只讲结果。那个男人主动提出给五万元私了，也没狠打老婆一顿，他也没提出和老婆离婚，而是接受了那个条件，他也知道这钱的耻辱，把这些钱全部买了彩票，结果中了一百万。用这一百万买了一只藏獒养在家里，说是喜欢藏獒，其实是防外人到他家来。他说了，‘我老婆也是贱逼嗤嗤的，愿意和人家扯，我也没有管教好，我也有责任。看在孩子的面上也就原谅她了，这年头这点事儿算个啥？咱们这些爷们儿吃喝嫖赌的还少干了吗？什么女人没玩过？得饶人处且饶人。’你看人家处理的多好。老婆还是老婆，孩子还是孩子，家还是那个家。”

雷福停顿了一下，拿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接着说：

“老石，你听我的。过日子，过日子，就是数天数。老百姓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平平安安度过每一天，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咱们这个年龄的中年夫妻，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不为对方考虑也要为双方父母和孩子维持家庭的完整性，尤其是孩子。不能为了面子、一怒之下，来一个‘宁可玉碎，不为瓦全’，做起来容易，其副作用不可估量，咱们寻常百姓家难以承受家庭解体的后果！瓦全的婚姻也远比玉碎的婚姻更适合寻常百姓。”

张卫东赞许地说：

“黄大侠这样人，女人肯定都赞扬他够爷们，男人也得称他有度量。古代，妇女裹小脚的时代。女人童年时，脚就被生生缠起来，不让长大，甚至把女孩脚的骨骼掰骨折，缠成‘三寸金莲’。让女人只能围着锅台转，供男人发泄性欲，为男人家传宗接代。我们祖先自然科学毫无建树，意识形态花样翻新。这缠足，那真是我们先人一大奇葩发明，也是汉族女人在人类史上最为悲惨经历，好好的一个女孩子，硬生生把她搞成残疾。从北宋开始到清末民初，中国女人一千多年的悲哀，多可怕呀！没有西方文化的侵入，不知道还有多少代中国妇女继续悲惨下去。”

雷福不解地插嘴问道：

“庆东，你说，女孩好好地一双小脚，怎么就要把它给弄成残疾了呢？古人当时出于什么目的？而且这种没有人性的风俗还能延续千千年之久？”

张卫东喝了一口茶水，得意地表情接着又说：

“说来话长。中国女人为什么要缠足呢？这还要从五胡乱华说起。所谓的“五胡”，主要是北方五个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这个“胡”字在某个层面上有贬义的意思，比如：“胡说”“胡扯”“胡什么什么”，就是指北方胡人的胡。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无节无常无文化，弑父杀兄、欺兄霸嫂、长幼无序。中原地区甚至大半个中国在北方三四百年统治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把整个中华传统礼仪、文化、所谓的孔孟之道、三纲五常遗失殆尽。到了隋唐时期，就连皇族、贵族们也都有着胡人的血统和习俗。隋唐到五代女性的自由度还是很高，妇女改嫁、再嫁已习以为常。宋朝初年推崇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对女性也控制越来越严苛。所谓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张妇女“从一而终”压抑“人欲”，对女性贞洁的道德要求极端化。明清时期甚至用法律形式褒奖妇女守节，贞操观念普遍化，制度化。用所谓立贞节牌坊束缚人性展示的自由。缠足之风正迎合的程朱理学的思想，也迎合了中国男人对女人的控制欲。这种合情合理的被父母积极推崇残害骨肉的传统习俗能够传承千年，试想，男性的控制欲是何等强大。”

雷福赞许地连连点头，说：

“似乎有点道理。没想到，你张庆东历史研究得还挺透彻。”

张卫东不无骄傲地端起酒杯，打哈哈说：

“你还不了解我，我的文科当年可是班里第一的好学生。”

他和石大庆碰了一下杯子，仍然轻松豁达的样子说：

“大庆，咱们回不到那个时代了，妇女已经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男人有能做的事女人也同样能做，能做任何事，包括找情人。”

石大庆痛苦地摇了摇头，一仰头，满满的一杯酒进了肚。其实听出他俩的意思，就是不主张他离婚。这种极端的劝说，极其要面子的石大庆是不能接受的。

对于两性关系混乱的人来说，“不就那点事嘛。有什么啊。”

把话说穿了，把事儿看透了，确实就是“那点事”。但是，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石大庆说：

“是呀。如果一个人若抛弃了道德、情感、责任，抛弃社会舆论，那就完全可以随随便便了，一味追求‘那点事’，这种人另当别论了。可是，婚姻是一种责任，一种契约。”

张卫东抢过话来，掰着手指头说：

“大哥你听我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范围增大、交通便捷、信息发达、空间私密、音像传媒诱导等等，性观念已经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再过一百年你看，女人生孩子都是新鲜事儿，四五十岁才结婚的人很可能普遍。中国汉字‘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会意字，意思就是男女在一起就叫好，其实中国古人也喜欢‘好’，人人都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