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正义》一书里把今本《周易》内容分为上下，以“经卦”称之，即“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周易正义》（或称《周易注疏》）注疏的所谓上下经内容，就是六十四卦爻辞内容，而且在卦爻辞后面附有《彖》、《象》这些本属《易传》的内容。而属《易传》里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内容则分卷注疏，却以“周易系辞上”、“周易系辞下”、“周易说卦”、“周易序卦”、“周易杂卦”这种称法。总之，把原属《易传》里的内容，都称《周易》里的东西了。这就导致后来出现的一种新称法，即“周易经传”这种不伦不类称法的出现。到了宋代，南宋的朱熹也撰了一本名叫《周易本义》的书，实际也是对《易经》（即《周易》加《易传》）进行的注解，可名称却以《周易》称之。不过又给今本《周易》平添出了新的内容，即“卦歌”、“分宫卦象次序”、“上下经卦名序歌”、“图目（即“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方位图”等）。 《 周易本义》的注释体例，是把今本《周易》的六十四卦爻辞，按上下经分卷进行注释，不过朱熹并不像前人那样把属《易传》里的《彖》、《象》、《文言》附在所谓的“卦爻辞”后面一并进行阐释，朱熹则是把这些内容单列出来分卷进行阐释。《周易本义》卷一、卷二内容是把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分为上下经进行阐释，称其为“周易上经”与“周易下经”；《周易本义》卷三、卷四是阐释本属《易传》里的《彖》文，而《周易本义》里则称其为“周易彖上传”，“周易彖下传”；《周易本义》卷五、卷六，是阐释所谓的“周易象上传”与“周易象下传”；卷七、卷八是阐释所谓的“周易系辞上传”与“周易系辞下转”；卷十至卷十二是分卷阐释的是“周易文言传”、“周易说卦传”、“周易序卦传”、“周易杂卦传”。《周易本义》最后又分“周易本义卷末上下”，分别论述“卦象”与“筮法”。到朱熹时却把今本《周易》与《易传》称之为“周易经”与“周易传”，即把今本《周易》内容称之为“周易经”，而把《易传》内容称之为“周易传”。这似乎分清了“经是经”，“传是传”，给人看来“经”就是“乾”至“未济”六十四卦了，而“传”就是“彖”、“象”、“文言”、“系辞”、“序卦”、“杂卦”了，这岂不是“经”与“传”分的很清了么？可《周易本义》开卷这样写道“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从这段内容来看，伏羲之画是“经”，文王、周公之辞是“经”，孔子作《传》也是“经”，才够“经”凡十二篇的内容。那么，这岂不是与《周易本义》里所称的“周易经”、“周易传”相矛盾吗？同理《周易本义》应称之为《易经本义》，所解释时称《周易》与《易传》，才概念不相混淆。既然朱熹也认为“经”是四圣之为的那些内容，那么，《周易》只是所谓的两圣之为，又焉能冠名《周易本义》呢？有焉能冠名什么“周易经”与“周易传”呢？因《周易本义》一书内容，是分卷注释所谓的“周易经”与“周易传”，无疑认为“经”与“传”的内容都是《周易》的内容了。那么，要问何为《周易》？何为《周易》里的“经”？又如何回答呢？若认为《周易》是“经”，是所谓的文王、周公作的卦爻辞，那么，就不能冠以“周易本义”名称，而分卷去解释所谓的“周易彖上传”、“周易彖下传”；“周易象上传”、“周易象下传”；“周易系辞上传”、“周易系辞下转”；“周易文言传”、“周易说卦传”、“周易序卦传”、“周易杂卦传”这些本不属《周易》一书的东西。何况朱熹又把“筮仪”，“图式”也归到所冠名的《周易本义》一书里，而这些内容本属“易学”上的东西，朱熹却把这些东西，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总之，到朱熹时把《周易》说的乱七八糟，《周易》之称法和内容被搅得越来越混淆不清了。在朱熹之前的北宋时期里，一些学者的书籍里也有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我们来看是如何的称法。邵雍的《皇极经世·观物篇》：“《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这里的“《易》曰”内容是出自《易传·说卦》。《皇极经世·观物篇》：“所以圣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里的所谓圣人之言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而不说“《易》曰”，却称“圣人有言曰”。如：“所以圣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斯之谓欤？”
这是出自《易传·彖》文，不过这里也不称“《易》曰”，而是称“圣人有言曰”。 这是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为，孔子被尊奉为圣人，自然所引用《易传》里的文章，也就称之为“圣人有言曰”。总之，邵雍所引用《易传》内容时，既称“《易》曰”，又称“圣人有言曰”。又如：“《易》、《诗》、《书》、《春秋》者圣人之经也”。这里说的《易》为“圣人之经也”，从邵雍所引用《易传》内容为“《易》曰”来看，无疑这《易》“经”内容是《周易》加《易传》。《周敦颐集》卷二：“《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中华书局》）这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也称“《易》曰”。《张载集》“正蒙”里云：“如《易》所谓‘利用折狱’，‘利用刑人’”。这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也称《易》。又如：“《易》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此其之谓乎”。这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彖》文。通过宋朝人的所引用《周易》或《易传》内容而基本上是保持汉以来的称法，用《易》称，即《易经》的简称。但也有学唐朝的错误称法，即把《易传》内容归到《周易》称谓里，如朱熹就是这种错误的称法者。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又是如何对《周易》的称法呢？明朝王阳明《传习录》里云：“《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又云：“蓍固是《易》，龟亦是《易》”。这些是属于论述《易》的，而无法明晰是指《周易》，还是指《易经》。但从这论述的内容来看，似乎是指《周易》，即传世本《周易》（或称卦爻式《周易》）。这在王阳明眼里《易》是筮术，是占筮之用的东西，无疑王阳明所言的《易》，就是传世本《周易》。可《传习录》里虽无引用《周易》内容，而引用了《易传》内容，同样称《易》。如：“就如《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前一个《易》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于《易传·文言》，而后一个《易》称内容是出自于《易传·说卦》。通过王阳明引用《易传》内容称《易》，而论述《易》时，把《易》看待成是占筮的东西。难道在王阳明眼里《易传》也是“《易》之占”，也成了“蓍”吗？这正是称谓上的混淆，而必然导致对内容上的理解造成混淆。明朝袁了凡的《了凡四训》里也有以《易》称，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里的内容。如：“《易》为君子谋……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里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易传·文言》里的内容。如：“《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此句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又如：“《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这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彖》文里的内容。《了凡四训》一书里凡以《易》称，而引用的内容均是出自《易传》里的内容， 并无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后封建社会里做学问的人，多重视《易传》文章，而轻视《周易》内容，只因为是把《周易》看待成卜筮之书的缘故。李贽的《焚书·夫妇论》里也是只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同理以《易》称。如：“《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资始资生，变化无穷。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於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为夫，坤为妇。故性命各正，自无有不正者。然则夫妇之所系为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而可以如此也夫！”
这里“《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彖》文（但有出入）。清朝王夫之的《周易内传》一书里，也有论《易》及以《易》称所引用的内容。“《易》之垂训于万世，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故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学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筮也”。这些是论《易》，但从引用的内容来看，王夫之所称的《易》，应是《易经》（即《周易》加《易传》）。又如：“《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洛书》别与《洪范》篇中详之。而《河图》者，圣人作《易》画卦之所取则，孔子明言之矣”。这里的“《传》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而王夫之此处不称“《易》曰”，却称“《传》曰”。又如：“唯乾坤以纯为道，故《乾》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又曰：‘无德不可为首’”。这里的“《乾》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文言》是针对今本《周易》里的《乾》与《坤》所做出的阐释，应属于《周易》的学术，而不是《周易》里的内容，故不能引用《文言》内容时，称《乾》或称《坤》曰。又如：“《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学《易》者知其数”。这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又如：“《易》之精蕴，非《系传》不闻。观于《系传》，而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其异于孔子甚矣”。这里的《易》称，似乎又是单只《周易》，而不包括《易传》。因王夫之本身对《周易》（即今本《周易》）是个“亦筮亦理”的性质认识，所以才认为王安石和朱熹的认识是错误的。而王夫之所认“《易》以筮，而学存焉，唯《大象》则纯与学《易》之理，而不与于筮”。又说“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所以王夫之才嘲笑“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等同算卦之列)的作法，岂知这正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典型。王夫之认为《易》（当是指《周易》）有占（即“算卦”）的一面，也有义理一面，是墨守于《系辞》里的说法“《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而在王夫之感到可气的是，你王安石把《易》排除于《三经》（王安石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并亲自还组织撰写《周礼义》、《尚书义》、《诗经义》，合称《三经新义》，而《易》并不在《三经》之列。王安石虽把《易》排除在《三经》之外，但王安石并不像朱熹那样把《周易》完全当成同《火珠林》的那种算卦书看待。王摒弃象数解《周易》，而是专以儒家思想阐释《周易》，作有《易解》，而此书早已遗失）之外，而你朱熹却把《易》完全等同于算卦批命的《火珠林》那种卦书。而王夫之的《易》（即《周易》）认识只不过是受《易传·系辞》的影响，是“亦筮亦理”看待《周易》（即今本《周易》）。不过王夫之能认识到“《大象》则纯于学《易》之理，而不与筮”的这种看法，无疑是非常正确地。这些是王夫之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看法，而王夫之对《周易》的称谓已然是概念不清，其称法是混乱的。从他的《周易内传》一书的内容来看，其体例与《周易本义》是一样的，虽冠以《周易》名称，可内容包括了《易传》的阐释。清末谭嗣同的《仁学》一书里也有引用《周易》与《易传》内容，但皆以《易》称。如：“《易》曰：‘丰其蔀，日中见斗’，此去黑暗，其非名教之为之蔀耶”。“《易》虽有‘余庆余殃’之说”。“《易》明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仁学》一书里所引用的“《易》曰”内容，除“丰其蔀，日中见斗”是出自《周易》外，其它均是出自《易传》内容。但无论引用是《周易》里的内容，还是《易传》里的内容，谭嗣同皆称《易》，这正是后封建社会里的传统称法。即后封建社会里的《易》称，是《易经》（《周易》加《易传》）的简称而已。人们皆知《周易》是一部书，而《周易》之名是初见于《左传》一书里。自《周易》一书出现后，就有学者对其进行学术研究。研究《周易》的最早学术文章，当属《大象》文，而到西汉前期，研究《周易》的学术文章，才被筛选、编撰、汇集、定型，即“十翼”（又称《易传》）的出现。而最早以《易》称，反映的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是记载于《左传》一书里。《易》称是《周易》一书产生后的称法，是《周易》一书的简称。在战国时期，以《易》称，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见于《荀子》和《吕氏春秋》书籍。在西汉以前凡以《易》称，所引用的内容均是出自《周易》，而从无见有属“十翼”（《易传》）的内容。故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无疑是《周易》的简称。到了后封建社会时期（即帝王统治时期），无论在学术或在典章书籍中，所出现《易》这一称谓，既有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有引用“十翼”（即《周易》的学术文章）里的内容。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已与先秦时期里的《易》称不是同一概念。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已包括了《周易》与“十翼”这两种内容，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是《易经》的简称。但后封建时期里，也有一个变异的称法，即唐朝时期出现了把“十翼”内容归到《周易》的称谓里。如唐朝时期所对《昭明文选》的注释中出现的“《周易》曰”而引用的内容，既有《周易》里的内容，又有“十翼”里的内容。唐朝时期里出现的《周易》称法，已与先秦时期里出现的《周易》称法不是个同一概念。唐朝时期把属于《周易》的学术内容的“十翼”，纳入《周易》的名称里，是混淆了《周易》与“十翼”的概念，故这种称法无疑是个错误的称法。自唐朝到清王朝，所出现在一些书籍里的用《周易》做名称，而内容却包括了“十翼”内容，这种称法是唐朝的遗风，同理是个错误的称法而已。但在后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其主流是以《易》称，而代称《周易》与《易传》，无论引用《周易》里的所谓卦爻辞，还是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其主要称法是以《易》称，实乃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就是《易经》的简称。《易》称在后封建社会里没有中断而一直的使用。纵观整个后封建时期，所用《易》这一称法，已不再是《周易》的简称，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是等同于后封建时期里把《周易》与“十翼”尊奉为《易经》的简称。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经》内容就是《周易》加《易传》。故后封建时期里的“易学”与《易传》不是同一概念，《易传》是《周易》的学术东西，而“易学”是《易经》的学术东西。后封建时期里的《易》与《易经》是一种内容的两种称法而已，同理先秦时期里的《易》与《周易》也是一种内容的两种称法而已。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是指《周易》，因为那时《易传》还没有汇集成册附在《周易》一书里，所以我们要知道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与后封建时期里出现的《易》称，代指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弄清了古代里的《周易》、《易》、《易经》这些称谓与内容，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现代人对这些称谓又是如何的认识与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