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我们来看出现在青铜器铭文里的两个“六联体”符号的用意，即“安州六器”里“中方鼎”上出现的两个“六联体”符号的性质问题。对于“中方鼎”上的两个“六联体”符号与铭文关系的说法，在前面已举例李学勤的说法，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李先生的说法：“数字符号最早一次发现，是北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孝感出土的安州六器中一件方鼎的铭文。铭文除数字符号外计五十五字，释文如次： 惟十又三月庚寅， 王在寒次。王令大 史（贝兄）塥土。王曰：中， 兹塥人入事，锡于 珷王作臣。今（贝兄）畀 汝塥土，作乃采。”
中 对王休令，将父乙樽。 惟臣尚中臣，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 鼎铭内容：中（人名）在周武王时期就归附周，西周昭王现在把塥土（地名）封为中的采地，中想知道塥土的人是否臣服于他，通过揲蓍筮得：七八六六六六（按周易为剥卦），八七六六六六（按周易为比卦），即遇剥（本卦）之比（之卦），五、上二爻变。 《左》、《国》并无二爻变筮例。宋代朱子云：两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占，仍以上爻为主。经传无明文，以例推之当如此。我们看方鼎铭本卦是剥，两变爻是：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方鼎铭载中受昭王恩宠，赐以采地，占问当地之人是否臣服，这用上述《周易》爻辞来占，再合适也没有了。剥六五爻辞云受宠得当，无所不利；剥上九爻辞又说君子居之，民赖以安，如得乘车舆，与命辞对照，也是大吉大利。中把这一占筮铸于彝器，是合乎情理的”（摘自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1月第1版 第216页）。这是李先生的说法，后来朱伯崑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一书里对“中方鼎”上的铭文和两个“六联体”符号也有论述，现摘录如下：“在卦爻象起源的问题上，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学者屈万里和张政烺提出的两种看法，他们的看法与考古发现有关。屈氏认为易卦源于龟卜，比较注意易卦的结构与龟卜的相似之处。张氏则认为易卦源于数字卦......张先生只所以提出这种主张，是因为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发现了许多用数字表示的易卦。这易卦以前学者都未能认出。如宋代湖北孝感曾出土六件周初铜器，其中一件中方鼎，铭文末尾有“ ”，……中国古代数目字的写法，从一到八一次是：一、二、三、 、×、∧、︳、 。目前发现的由它们组成的‘奇字’共有几十个，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全部由三个或六个数字构成。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易》的卦象，八卦由三个单位构成，六十四卦由六个单位构成。而且从筮法来看，《易》的卦象又是来源与数字，因此和数字也有密切关系。当然，仅仅如此还是不能说明它们就是用数字表示的卦象。但我们可以通过与这些‘奇字’联系的文字来进一步证实。如发现与周初的史斿父鼎上的铭文是：＂中斿父乍（作）宝‘ ’彝，贞‘ ’。＂从上而下以此是数字八、五、七。依铭文，这是讲一个叫斿父的史官作宝尊彝。＂贞＂应该就是＂贞卜＂之＂贞＂，而贞字后面的也应该就是卦象。我们知道，周代的占筮活动是由史官来负责的，这与＂史斿父鼎＂的铭文内容正好可以相互参照。若依奇书为阳爻，偶数为阴爻的转换原则，就是 ，即八卦的巽卦。铭文中存在由三个数组成的卦象，说明在周初也流行只用八单卦占筮的行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看一下中方鼎上的铭文内容：“唯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次，王令大史兄‘ △ ’土，王曰：中，兹‘△ ’人入史（事），易（锡）于武王作臣。今兄（ ）畀女（汝）土，作乃采。中对王休令，鼎父乙尊。隹臣尚中臣。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十三月庚寅这一天，（昭）王驻军在寒地。他命令大史把 地赐给一个叫“中”的人。昭王说：中！这些△地人归附，武王准许他们作臣民。现在我把△地赏赐给你，作你的采邑。中为了报答昭王的赏赐，制作了供养父乙的祭器。最后一句贞问△地的臣民臣服于中吗？这之后就有数字组成的两个符号，它到底是不是《易经》的卦象呢？李学勤先生对此做了一个检验。他按阳奇阴偶的原则把“ ”还原为“ ”和“ ”，即剥和比两卦。中方鼎上刻写这两挂，依《左传》和《国语》的筮例，它们之间应该是变卦的关系，即占筮得到剥之比。其中剥是本卦，比是之卦，剥卦的六五和上九爻属变爻。按朱熹的说法，一卦中有两个变爻的，就根据这两个变爻来占筮。而且以上爻为主。我们看，剥卦六五和上九的爻辞分别是：“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庐”。其大意是：受宠得当，无所不利。而且君子居之，人民赖以安定，好像乘上车輿一样。这与要贞问的事情正相一致，而且大吉大利。这种情况说明数字符号无疑代表的就是《易》的卦象。”
（《易学基础教程》朱伯崑主编 九州出版社 2004年版31页——33页）《易学基础教程》里对中方鼎上的铭文以及两个“六联体”符号的说法结论，既是引用李学勤的说法，又是认为中方鼎上的两个“六联体”符号是算卦的卦象符号。因为《易学基础教程》得出的结论认为中方鼎铭文的最后一句是：“贞问“ △”地的臣民臣服于中吗？”
所以“这之后就有数字组成的两个符号”，并通过引用李学勤的说法来证明中方鼎上的两个所谓的数字符号组合“就是《易》的卦象”。那么，也就是说中方鼎上的铭文与其后的两个“六联体”符号是个算卦（卜筮）的标记了？就是说这则铭文里所记的“中”得到昭王赏赐的封地时，还担心封地的百姓是否同意自己做他们新主子，就算了一卦（古时称“卜筮），所算的一卦是《剥》卦变《比》卦，也就把这两卦的卦符号（或叫“卦象”）刻铸在鼎上了。《易学基础教程》通过对“中方鼎”铭文的大意解释而做出的认为铭文最后一句是“贞问”的卜辞，并通过李学勤的检验得出“中方鼎”上的“数字符号无疑代表的就是《易》的卦象”的这种结论。这也是当今的权威学者们一般认为“中方鼎”上的两组所谓的‘数字’，表示是“中”得到“△”地作为采邑以后，对“△”地的百姓是否臣服于他所作的一次占筮，即所谓的“《剥》之《比》”变卦，就是这次占筮的结果和记录了。那么，“中方鼎”上的铭文与两个“六联体”符号是否能认为是卜筮关系呢？而这两组符号能否说成是“剥”与“比”两卦吗？能否通过《周易》一书里《剥》的文辞，而证实与中方鼎所谓的“贞问”事情正相一致呢？即神启示的很准呢？我们也来看一看中方鼎里的铭文。已知“中方鼎”是北宋年间出土的六件青铜器之一。原件早已不复存在，今天所看到的“中方鼎”上的铭文是流传下来的摹本。此铭文摹本前面已举例过，对此铭文一般释文为：“唯十又三月庚寅，王才寒次，王命大史兄△土，王曰：‘中，兹△人入史，锡于武王作臣，今兄畀女△土作乃采。’中对王休命，鼎父乙尊。唯臣尚中臣。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
（此释文里的“△”是一字，应是古代一地名，无法打出此字，故以“△”作记。笔者注）若是将这一铭文译成现代文就是：“在十三月庚寅这一天，王在寒地，王命太史把△地赏赐（给“中”）。王说：‘中！昔△地人归附为武王的臣民，今把△地赏赐给你作采邑’。中为答谢王善美的使命，制作了祭祀先人父乙的尊器。希望△地的臣民应服从这命令为中的臣民。”
以上“中方鼎”里的铭文译文，是笔者的译法。对于此铭文最后的一句话，即“唯臣尚中臣”，《易学基础教程》则认为是“贞问”辞（即“卜辞”），是卜问周王所赐之地的臣民是否会臣服于中。那么，要问是谁卜问呢？是“中”吗？通过“中方鼎”里的铭文来看，不是“中”的口气。那么，是制作这次册封文书的太史吗？太史制作册封文书有必要进行卜筮吗？而从铭文内容也根本看不出进行过卜筮的行为。“中方鼎”铭文属于“册命”文告，“册命”文告的格式包括：时间、地点、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等内容。经学者研究，西周青铜铭文格式分徽记、祭辞、册命、训诰、追孝、律令、记事等。“中方鼎”是太史记录王家赏赐采邑的册命事件，类如颁发的行政执照。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以记载器主的功绩，君主的赏赐和册命为主。以说明自己的权力地位的来历，并世袭给子孙，即为贵族世袭权力地位和财富凭证。西周进行的分封是“封土授民”，即受封者不仅得到土地，还连同得到土地上的民众。“赐田”、“封土”多以“邑”、“采地”为单位。授封是要举行册封仪式，天子向受封者颁布册命，宣布封地。《说文解字》：“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册”是作为赐赠名号，赏赐爵位等的文书凭证。故称封册。西周青铜器铭文，常见册命记载。在西周时代，太史是掌管文书书写，册命等简牍文字的职官。天子在册命时是由史官代宣“册命辞”的。《周礼》云：“内史......掌叙事之法，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册命之......内史掌书王命。”
西周册命铭文文字原书竹简，册命时由太史宣读受命者接受册命后铸器铭记。史官是代王宣命的操作主体，王是册命之辞的主意主体，铸器者是保持王的立意主体。西周早期少数册命铭文，形式还不规范，而到了西周中期册命行文就非常规范。如毛公鼎铭文是一篇形式完整的册命文告。铭文首先追述文王、武王立国时君臣相济，政治清平的政局，跟着记载周宣王册命毛公治理邦宗内外，并授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行使权力的内容，之后还有宣王的告诫、勉励之词。西周册命一般内容是从时间、地点、宣命、赏赐、称扬、作器、祝愿或告诫等环节组成。而“中方鼎”铭文内容，就是官方文书的规范格式，是西周中央政府的册命文告。铭文中有时间、地点、赏赐、称扬、作器、劝勉内容。“中方鼎”铭文最后一句“唯臣尚中臣”，实属告诫、劝勉之辞，而不是卜筮之辞。这一句五个字中出现两个“臣”字，而这两个“臣”字都是指臣民百姓。前一个“臣”是指“△”地的那些作为周王的臣民百姓，而后一个“臣”是指“△”地的臣民百姓而有周王封土授民给“中”，应作为“中”的臣民。这五字中的“尚”是个关键字，“尚”字是祈求、劝勉或命令的含义。如《书·汤誓》“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意思是“你们应当帮助我，完成上帝对夏人的惩罚，我将重赏你们”。这里的“尚”是当“应当、只要”讲。而“中方鼎”铭文里的“尚”也是指“应当服从命令”的意思。“唯”是语气词，这五字中的“唯”是表示“希望”的含义。所以这“中方鼎”铭文里的最后一句话，是属希望、祝愿之辞。那么，这是谁的劝勉祝愿话呢？自然这不是“中”了，而是作册命的西周中央政府了。那么，权威学者们所认为“中方鼎”上的两组所谓的‘数字’，表示是“中”得到“△”地作为采邑以后，对“△”地的百姓是否臣服于他所作的一次占筮记录就站不住脚了。事实上“中方鼎”铭文里的最后一句话，是制作这次册命的西周中央政府希望所赐给中的△地臣民应当服从周王的命令作为中的臣民，这岂能看作是卜辞呢？这一句本不是卜辞，而“中方鼎”上出现的铭文内容和两个“六联体”符号，本身是根本看不出与卜筮有关。更不能把这两个“六联体”的符号，既说成是“筮数”，又联想为《易》卦符号的矛盾说法。总之，《易学基础教程》里所言“中方鼎”里的最后一句话为贞问之辞，即认为是卜筮之辞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易学基础教程》里这种认为是把“六联体”符号（六十四画符号）的早期流传运用，而联想到后来的“八卦”筮术里的卦符号来作解释。这也是当今易学界所犯的通病，把晚出的八卦筮术里的卦符号去解释这套“六联体”符号的早期性质。殊不知“卦符号”是从“六十四画符号”（即以两个基础符号而组合出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蜕变出来的东西。这套符号在《周易》成书的前后应是个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虽然《周易》成书前后这套符号的组合没有变，但其表示的含义完全不同了。这与六十甲子符号的发展史是一样的，甲子干支符号在商代时期是用于记历的一套使用工具，可到后封建时期里同样演变成了占卦问事、批八字算命、看风水占地气这些巫术迷信上的工具。正如“中方鼎”里的两个“六联体”符号确属“六十四画符号”中的两个符号。《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也确实是西周从商代传承下来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若把“中方鼎”里的两个“六联体”符号与《周易》一书里所用的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对比，也确实可看成是后出的《周易》一书里的《剥》、《比》所用的两个符号。但是凡把《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个“六联体”符号演变成卜筮工具后皆带有六十四名称，即《周易》里的每篇文头，如“坤”、“师”、“大有”等。这是有考古发现的《归藏》及改造版卜筮《周易》所证明，每个“六联体”符号后面跟着名称的。可在考古发现不同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均不见带有名称，岂能与《周易》挂上勾，岂能释成是《易》卦符号。因《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并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原创，《周易》里所用的那套符号与商代和西周前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确属一个体系，是谓“六十四画符号”而已。故不能把“中方鼎”上出现的两个“六联体”符号称之为“卦符号”，也不能称是《周易》里的《剥》与《比》两卦符号。因为“卦”说与“八卦”术是《周易》一书产生之后逐步演变出的学说与筮术，所以说“六十四画符号”与“卦符号，应是不同时期有不同含义的区别。把早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属“六十四画符号”里的某些符号，而联想为“卦符号”，实属是受《周易》为卜筮之书的错误说法之影响。那么，《易学基础教程》里所引用李学勤的那个“检验”的说法正确与否，似乎不辨也就自明了。不过我们也来检验一下《易学基础教程》里所引用李学勤的那个“检验”说法的错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