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一书中讲述的“君子”，归根结底是给“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周易》作者希望的是君子共存，共治，而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这表面上类似于近代的“联邦制”。《周易》在论述君子之道时，自然给君子赋予了种种的政治内涵，即君子如何的去安邦治国。君子遵循什么准则去治国安邦。《周易》并不像西周初所建构的“以德配天”的治国理念。而《周易》作者为“君子”（统治者）设定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即“有孚”思想的建构。“有孚”作为“君子”治国安邦遵循的最根本的行为准则，是贯穿着“君子”之治以“民本”为政治核心。《周易》一书产生的时代是在西周后期，也是西周王朝走向衰落的时期。作者向往的君子治国，正是希望那些有国有家者(君子)共同治理好这个天下。即希望西周的整个统治集团成员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共享太平。作者建构出一个政治理念，即“君子”之治，并赋予“君子”治国新的政治内涵。正是《周易》作者建构了君子的理论体系，突破了西周初“以德配天”的政治理念。《周易》里政治核心是“以德配民”即“君子有孚于小人”的政治内涵，正是《周易》作者想力挽西周社会衰败，即诸侯争战局面，希望“君子”之治遏制时局的混乱，以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而《周易》建构出了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即君子之治。是让整个统治集团成员（君子）担当起安邦治国的责任，共同维持氏族家天下的社会局面。然而，《周易》一书的政治理论并没有挽救西周氏族“君子”共治‘天下’的局面，君子之治的理想并没有实现，西周的分封制并逐渐被诸侯争霸建立起的王权专制下的官僚体制所取代。《周易》一书的本义既被遮蔽，也被淹没在王权专制理论和神秘主义思想的尘嚣里。《周易》一书更被后世，乃至今天被支解的七零八落及面目全非。但无可置疑的是《周易》里建构起来的“君子”理念，对后儒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周易》里建构的君子是个政治概念，其包含着君子治国安邦的一系列的政治策略。这策略包括着政治谋略与行为道德两个方面，用现在的话说，君子应该具有德才兼备的政治素质。即安邦治国的“君子”，是才德兼备型。《周易》哲学体现的是让君子成为德才兼备的治国者，而不是让德才兼备的人选拔成“君子”（统治者），更不同于后封建帝制时代里的科举入仕，这一点我们要明确。也不同于现在在选拔领导干部，倡导的是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而认为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的体现执政为民的原则。而《周易》里的“君子”是个血统身份概念，是继承“有国有家”的统治者。是世袭的在位者。《周易》作者是让这些世袭在位者的“君子”们自我修养出“德才兼备”型的治国者，这是不同时代的两种归路。《周易》作者是让不具备“德才”的世袭在位的“君子”而经过自我修省，而转化为德才兼备的治国者，能更好地“爱民如子”的实现安邦治国。而现在的“干部制度”，是选拔“才德”兼备的人，即把有政治道德素养和领导才能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认为才能更好的“执政为民”，认为不会蜕化变质。可现在的一些干部，一到权利岗位上就蜕变，变得贪婪。而《周易》时代的“君子”已在权力的位置上，一样的蜕变，变得阴谋与专权。“道德”在专制政治权力上成为一块遮盖布，“道德”变成了虚伪的东西，“道德”不具有对无限权力制衡的砝码。可传统的哲学理念是这样，《周易》哲学也是这样，“君子”治国总是把政治策略与行为道德纠结在一起。只讲“德才”兼备，而不讲程序与体制，终是一种虚无而无章可循的东西。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质。而这传统哲学之源，不无与《周易》相关。当然《周易》哲学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周易》对君子这一政治概念具体表述：即“君子”的“道德性”建设始终与政治谋略纠结在一起。如《乾》篇无疑对君子讲，既要懂得政治策略，又保持道德性，表述的淋漓尽致。《乾》里从“潜龙”，“见龙”、“飞龙”、“亢龙”的描述，寓意君子掌握政治谋略。而《乾》里“君子终日乾乾，夕愓，若厉，无咎”。这又是给“君子”讲述时刻修省，保持道德性。《周易》一书既给君子讲述治国谋略(即经验，方法，策略)同时又纠结着道德的完善（即 恐惧、修省、谦和、仁爱）。《周易》里“君子”的政治内涵，既是君子治国安邦的政治策略，又是统治之术。是包括了政治谋略与道德结合。也就是说让“君子”施政（或统治）全建立在道德上，即“道德性”变成了施政上的总路线。“道德性”变成了施政检验的标准，这就是《周易》建构君子道德治国的哲学核心。所以《周易》里阐述的政治原则，既是道德行为，又是政治方略，两者互为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