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一年六月九日，是英国火车发明人乔治·史蒂芬的百岁诞辰，李鸿章特意选了这个日子举行通车仪式。但是他遇到一个天大的麻烦，清政府以“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的理由，禁止使用机车。李鸿章无奈，只好下令将火车头卸下，改为驴马拖着火车走。这荒诞的一幕很有象征意义，几乎可以看成是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生动写照。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人已经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林则徐开始“睁眼看世界”了；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宏观战略设想并撰写了《海国图志》；朝廷终于在外国使节下不下跪的问题上作了让步；向外国派出公使；引进了电报和铁路。上述几件大事可以看成是鸦片战争之后五十多年里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成果，然而，就这寥寥几项，推进的过程却有许多苦涩的故事。尽管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门户，但是中国的朝廷仍然不相信，或者说感情上不能接受国力衰弱的事实，仍然做着“天朝上国四方来朝”的美梦，把战争失败归咎于洋人“妖术”，寄希望于神仙帮忙。这种迷信，朝廷用于麻醉，百姓源于绝望。反倒是邻邦日本，替中国人反思这场战争。日本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指出，清朝失败是由于“不知彼之，熟练于实事，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经受这样的惨败，中国的朝廷仍然坐井观天，不仅不学习，而且“视外国为贼物”。一个名叫杉田立百的日本人甚至用轻蔑的口气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

坐而论道，热衷清谈，这是中国官僚阶层和知识阶层一个比较普遍的陋习。几千年来，中国的“文章”浩如烟海，而祖冲之、张衡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却始终未能在中国文化占据主流地位，这似乎也佐证了中国文化在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有着向虚向大向空、缺乏科学精神的特征，这个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晚清以来积弱积贫、屡弱屡贫的文化缘由。鸦片战争之后，日本人不仅把中国的底摸透了，也把自己的出路找到了。他们要征服中国，要“脱亚入欧”，要成为东方的老大。1868年，明治天皇明确宣布“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学习西方各国技术，学习西方社会制度，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派遣留学生，派遣使节团，兴办铁路电信，普及教育……凡是有用的，统统拿来。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五十四年间，日本的明治维新由上而下，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实行了深刻的改革。那些关于天皇节衣缩食、民众捐赠、万众一心购置军火的传说如今已为中国人熟知，“天照大神”“八纮一宇”的神话也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信仰，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狭隘民族情绪，加之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甲午战争前夕的日本，好比吃了激素，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曾经的东方巨人中国。同样在五十四年间，中国的洋务运动却是命运多舛，“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后，替朝廷背了黑锅，流放伊犁等地，客死他乡；魏源的观点被认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遭到清廷上下围剿，就差被杀头了。中国赴英伦第一个外交官郭嵩焘，不仅众叛亲离，甚至被家乡的学子宣布开除湖南省籍。刚刚在中国萌芽的电报被斥为“惊动祖坟”，只能在地下行走。至于铁路，就是我们曾经看见的那样，只能用驴马拉之。包括军事装备在内的西方现代科技，仍然被视为“奇技淫巧”，西方文化仍被视为“异端邪说”，科技发明被斥为雕虫小技，至于西方的社会制度，那是提都不能提的，提得不好是要杀头的。在这五十四年间，我们的对手窥视着我们，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隐秘地角逐，开放与封闭，科学与迷信，学习与守旧，积极扩张的热情和侥幸防御的态度，几乎构成了甲午战争胜败的全部先决性条件。公允地说，洋务运动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曾几何时，踌躇满志的李鸿章不惜重金从德国买回来“镇远”“定远”等十数艘军舰，甚至还耀武扬威地开到日本“访问”了一番，那两艘来自天边的黑压压的庞然大物也曾让日本朝野“无不骇然”，但是日本的军官代表团到北洋水师的军舰上一个“回访”，很快就发现了破绽。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中国海军，无论是舰船吨位还是火器配置，在当时确实不比日本海军逊色，然而指挥和操纵这些装备的官兵素质，却是一言难尽。泱泱大国的盲目自信和坚船利炮的行头，让相当数量的官员乃至直接指挥舰队的军官都生出十分可笑的傲慢，不惜重金请来的外国教官经常受到嘲笑和嘲弄，这同日本海军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日本海军军官在中国军舰上看到了北洋水师貌似威武的阵容，也看到了在这阵容背后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军纪废弛，训练没有章法，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官有骄矜，兵无斗志，军舰上也是声色犬马。日军一名大佐戴着雪白的手套往军舰的炮位上轻轻一拭，看着手套上的尘埃，嘴角露出轻蔑的微笑，回去就写了一份请战书，称中国海军“貌似庞大，实不足虑也”，一句话说到底，可以动手了。可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不是兵力差距的原因，也不是装备差距的原因，甚至不是战术技术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民族文化导致的民族精神的差异，是两个民族的国家意识差异，也是两个民族对先进文明的学习态度的差异。在这五十四年间，晚清讳疾忌医，病入膏肓，不能容忍先进的文化质疑朝廷的权威。在这样的环境里，无论是林则徐、魏源这样的“开放派”，还是李鸿章、沈葆桢这样的“洋务派”，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洋务运动只能局限于军备和器物制造方面，而并没有上升为真正的国家意志，更没有营造出全民族的爱国热情，而且朝廷对此还半信半疑，求全责备。在这五十四年间，封建专制的腐朽和腐败，导致政权威严尽失，即便是开放的洋务运动，内部也充满朋党之争，争权夺利，嫉贤妒能；朝廷借机挪用军费，官商勾结，唯利是图，就连军火制造行业也出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在这五十四年间，苛捐杂税横生，底层不堪重负，已经形成民不聊生的局面。在这五十四年间，偌大一个中国，千疮百孔，已经丧失凝聚军心民心的灵魂了，国家意志，民族精神，道德信仰，生活希望，已经滑落到最低临界线上。在这样一个精神对比中发生的甲午战争，胜败已经不是悬念了。诚然，我们不能把战争责任推卸给老百姓。朝廷不爱人民，人民一盘散沙。好在这沙里还有金子，还有邓世昌、丁汝昌、刘步蟾那样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英雄。没有谁能够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今天，**平***提出强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之心。我们要真正做到以史为鉴，直面屈辱和失败，客观总结深刻教训，深化改革开放，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爱国就是我们的信仰，学习就是我们的战略，改革就是我们的武器。学而时习之，在学习中知己知彼，在学习中取长补短，在学习中去伪存真，在学习中发展壮大，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敞开海纳百川的胸怀，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