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本日见许仙屏与沅弟信中多见到语，如云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解也。【曾国藩轶事】仁者爱人，曾国藩要求把这一原则推广到全军上下，除了加强对部队的管理，要求将领们爱兵如子、呵护部下之外，还对整个部队的作风提出了要求，这就是“爱民”。曾国藩出身于民，受长辈们教导，曾经亲自参加农田里的劳动，对农民的疾苦比较了解。后来在日记中说：“四民”之中，农民最苦。他还曾经写《劝诫州县》一文，说：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希望州县的官员们体谅农民的辛苦，这一方面给农民可以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也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需要。曾国藩十分看重官兵爱民的特点，多次强调治理军队要爱民：以爱民为行军第一义，庶为仁义之师。用兵之道，总以不扰民为第一义。本部堂频年教人，首重“爱民”二字。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勿视为要结粉饰之文。爱民是关系军队生死存亡的重要原则，要真正重视，并且落实到军队的实际行动之中，而不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毫无意义的宣传口号。为此曾国藩亲自起草了要求全体将领和士兵都要遵守的《爱民歌》。曾国藩的这首《爱民歌》，第一条讲安营扎寨，第二条讲行军打仗，第三条讲军营纪律。从这三个方面要求自己的兵将，非常明确具体地规定了爱民的要求。只要严格按照这些要求去做，仁义之师自然可以练成。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军队是以杀人为业的，心中回想起来，常常感到恐惧，只有把爱民的想法落实到实际的带兵打仗中，才能够稍稍安心。曾国藩一次在给自己的几个弟弟写信的时候曾经说：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作为传统儒学的受益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曾国藩自然是满口仁义道德的。但是可惜的是，他出生在王朝的末世，国家积贫积弱，人民生活困苦，自己还不得不投笔从戎，亲自走向战场，日日以杀人为业，他心中的苦闷、矛盾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仁义之师的想法应该就是由此而来。同时，曾国藩也清楚地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行军打仗也是一样，战场上的胜败是一方面，民心的得失又是另一方面，如果得不到民心，就是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也是没有用处的：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为此，曾国藩除了严整军纪、禁止扰民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各地民众疾苦，赈济灾民，与当地百姓共渡难关，以此来获得当地老百姓的拥护。曾国藩将这种做法称之为“仁术”。咸丰八年（1858）正月，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救济灾民，即孟子所称‘是乃仁术也’。”

曾国藩以“仁术”为施政原则，随时考虑国计民生，这体现在他内政、军事、外交各方面中。【智慧解读】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属下。领导仁义，属下们就不敢不仁义；领导奸诈，属下们就会群起效之。曾国藩正是用自己的榜样效应影响着他的团队，从而建立起了一支军纪严明、骁勇善战的仁义之师。其实早在很久以前，我国著名军事家孙子就曾为将帅列出“五德”，即“智、信、仁、勇、严”，而在此其中，“仁”又是核心要义。可见他对军队道德管理的重视。这是因为，只有君主、将帅有德才能服众，才能发挥表率作用，继而下属、臣民效之，若举国上下皆能做到，那么这个国家想不称霸都难。就现代管理而言，谈论道德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个很过时的话题，可能很多管理者都认为时尚的管理理念是重才不重德，对于管理者的要求更是只要达成目标，管理有效率就万事大吉，管理者自身道德要求这个务虚之举似乎成了多余。事实并非如此，管理道德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已成为管理者切实提高管理能力的重要内容。殊不知，道德缺失甚至是道德沦丧，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就好比药性迅猛的毒药，极易斩伤企业的“元气”，导致团队的整体“沦丧”。道德是一个人成事所必备的素质。企业若不重视道德管理，那么只会使团队变成乌合之众，一盘散沙。尤其是管理者，自身更要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如此才能对团队成员产生榜样效应，才能使他们信服，才能更好地约束他们。所以说，道德管理才是团队管理的重中之重，管理者很有必要在这方面多加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