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当康熙全盛之时，而天主教已盛行中国，自京师至外省名城，几于无处无天主堂。以今日比之康熙时，则传教一事犹为患之小者，故鄙意不欲过于纠缠，正欲留全力以争持大事耳。【曾国藩轶事】办任何事都有全局与局部、小处与大处的区别，如果不加区分，有些事就很难办成。为此，曾国藩提出，为了达到大目标，保证全局利益，有时在小处应当放松，以使自己有回旋余地，掌握主动。这是曾国藩“松字诀”在处理具体问题上的应用。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十三日，他给曾国荃写信说：“弟论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晰微茫。”

但是有些人为了眼前的、小处的利益，看不到大局。结果贪了小便宜，却遭受了更大的损失。曾国藩把这种情况视为一大弊病。1851年他给咸丰皇帝上疏，激切批评了这一积习，说现在人才不振，皆因谨小而忽于大。针对这一弊政，曾国藩提出了“舍小图大”的观点。宁可放弃局部利益，也不能使全局受害。“天津教案”中，曾国藩同意洋人的要求，逮捕并准备处死20名中国百姓，以图平息事端。他认为，当时国家实力与列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也无力与之争锋。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大局是整个国家得以保全，小处是20名百姓的性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曾国藩作出了这个痛苦的选择。尽管当时人和后人对他的批评非常激烈，但事情仍是按照他的思路进行的。李鸿章接办“天津教案”，方法与他相同。清政府也因此避免了一次更加严重的危机。“小事放松”的做法典型地体现在曾国藩的外交活动中。他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也。”

当时中国正力图自强，在外交中处于被动地位。为了争取时间，应在坚持遵守条约的前提下，随机应变，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所以他又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

在曾国藩眼中，一些礼节性的事情属于小事，他在给一位办洋务的官员写信说，不要在此细枝末节上费心思。他认为，关系到百姓生计和国家发展的就是大事，是不能放松的。他对外国商品在中国的倾销极为关注，对于洋人恣意扩大条约以外诸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贩卖剥夺百姓生计等行为，他都进行了激烈抗争，保持了民族气节。他激愤地指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久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蹙，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场商贩之生路穷矣，听洋人设机，则行应囤积之生路穷矣，听小轮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

铁路、轮船、行盐、商栈等事，若由洋人进行，则害中国百姓生计，所以应竭力相争。与此同时，曾国藩急迫地认识到自己发展这些事业的要求，倡导自强的“洋务运动”，使中国步入了近代化的艰难进程。【智慧解读】做人虽不能玩世不恭，放荡人生，但也不能太较真，太面面俱到。太较真，什么事情都想扛在肩上，什么事情都非要分出个是非曲直，这未免活得太累。狄士雷曾经说过：“生命太短暂，无暇再顾及小事。”

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必要把所有事情都放在心上，做人做事有时不妨糊涂一点，将那些无关紧要的烦恼抛到九霄云外，如此你会发现，生命中突然不再那么沉重。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凡能成大事者皆是如此：善于求大同存小异，团结大多数人。他们极有胸怀，豁达而不拘小节，大处着眼而不会目光如豆，从不斤斤计较，纠缠于非原则的琐事，所以他们才能成大事、立大业，使自己成为不平凡的伟人。我们虽未必成得了伟人，但在细枝末节上粗糙点，留着精力、留着体力去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人生岂不是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