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满招损，亢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至当不易之理也。【曾国藩轶事】清人朱柏庐劝诫子嗣说：“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曾国藩在家书中也说：“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满招损，亢则有悔，日中则昃，月盈则亏，至当不易之理也。”

曾国藩特别欣赏“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是“惜福之道，保泰之法。”

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这是曾国藩时刻警诫自己的一段话，他认为，“常怀愧对之意”可使自己保持不自满的状态，从而不放纵自己，争取上进。当曾国藩在与太平军较量中稳操胜券，声望达到最高峰时，他不喜反惧。他深知满清朝廷对汉员掌握兵权时时疑忌防范，任用自己不过不得已救急。尤其后来清廷在江西争饷上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在湘军内部拉拢扶植曾国藩的部属，使其地位相当，互不统属；打压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清廷一面褒奖曾国藩“慎终如始，永保勋名”，一面敲山镇虎“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寥寥数语，暗伏杀机。曾国藩忧谗畏讥，未雨绸缪，在湘军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奏请裁撤湘军，明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曾国藩为“善其末路”，忠心将权位“掐让少许，减去几成”。裁减湘军12营，将赴江西的援军归地方统辖；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减少利权，再让攻克天京、“骤胜而骄”的曾国荃挂冠归乡，自己则在解除兵权后继续留任两江总督，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这些正是使清政府感觉绝对放心的最好办法。曾国藩能够功成身退，保全声誉。就在于他富有预见性。曾国藩裁撤湘军的后手是保留李鸿章的淮军，以做到缓急可恃，警防清廷兔死狗烹。李鸿章也致函表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

由是，曾、李在裁湘留淮上达成默契。此后曾国藩接手剿捻事务，淮军就是其主力部队。淮军也是勇为将有，攻捻战场上的淮军，都看李鸿章的脸色行事，对曾国藩“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

李鸿章也数次干涉阻碍，曾国藩在攻捻战场上不能得心应手，一度有“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错”的悔恨。但究其实质来说，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时方壮年，处于仕途上升期，雄心勃勃，跃跃欲试，是不甘寂寞的。曾国藩盛极而衰，加上精力不济，仕途走缓，势力的新陈替代使然。所以不久两人和解。李鸿章誉曾国藩为中流砥柱，曾国藩则视李鸿章及其淮军为依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能够捐弃前嫌，重新走到一起。历经两年剿捻无功而回，曾国藩又有所省悟：“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萎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

这是自保性的“悔”。“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曾国藩至晚年仍在检讨自己心志的偏差：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及兄弟子侄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曾国藩找到了自己病根及治疗方法。【智慧解读】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全其德而神不亏。”

曾国藩身处功名，又善处功名，要点就在于“悔”字，时时使自己不逾矩，抱残守缺，知足常安，能够进退自如，临难不危。明朝人洪应明的《菜根谭》指出“人生减省一分，便超脱一分”，不去减省而一味增加的，可谓作茧自缚：“知地之大而我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这段话与曾国藩的“悔字诀”是同样道理。曾国藩以“悔”字自立，以“悔”字自新，也把“悔”作为维持自己常保不败的保险阀。“常怀愧对之意”，就是说要常提醒自己不可自满而生骄奢，应慎独慎微。一个人，要想办惊天动地的事业，就要有像在薄冰上行走一样谨慎才行。“真正英雄，都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做出来，血气粗卤，一毫用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