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叶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曾国藩轶事】刚考中进士之时，和许多幸登金榜的士子们一样，曾国藩也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但他，一旦为官。由于治国平天下的志气一时无法伸展，也由于初入仕途缺乏为官经验，更由于耐不住翰林的清苦和孤寂，这时的曾国藩脾气极其暴躁，动辄申斥仆人。曾国荃被接到京城随他学习，也因无法忍受他的脾气愤而归乡。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拜了唐鉴和倭仁为师，精研理学。唐鉴首先就告诉他：“静”字功夫最为重要。曾国藩也由此得到了修身要诀。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唐先生言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余比告先生，谓素有忿狠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既而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先生两言盖对症下药也。务当力求主静，如使神明，如日之升，既此以求其继继续续者，即所谓缉熙也。知此而不行，真暴弃矣！真小人矣！唐鉴针对曾国藩“忿狠”的缺点提出了“主静”的建议。曾国藩听了他的教诲，也觉得“静”字功夫正是他所缺乏的。倭仁指教说：“心静则体察精，克治亦省力。若一向东驰西鹜，有溺焉而不知，知而无如何者矣。”

也是让他从“静”字下手。曾国藩听从两位师友的教导，首先遵照唐鉴指示精熟《朱子全书》，然后以倭仁为榜样，订立十二日课，使每天做事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三是每天反省自我，详记日记，检讨自己每日的过失。但是对于好动不好静而性情又刚狠的曾国藩来说，“静”字功夫也不是那么好练成的。在动与静之间，恕与忿之间，他忍受着巨大的煎熬。为了使每天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上面列出详细的表格，每天他都要在表格中相应填写“常课”的内容。此外，他坚持写日记，练习书法文章。以致这些成了他一生的习惯，从来没有放弃，直到去世。很多人视翰林为清闲之职，更多的人一到翰林院就放任自流。曾国藩担任了十年京官，几乎都是没有实权的闲职，但他却没有放弃。凭着“静”字功夫的修炼，他的人生旅途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十年正是他努力锻炼自我适应官场的时候，更是他立志自新的时候。诸葛亮不得志时躬耕南阳，却没有失去平定天下的大志，其中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志当存高远”，光有志气还远远不够，要想实现志愿，要有才智才行，而学习，又是需要一步步积累的，因此，“非静无以成学”“非学无以广才”。从这个角度去看“宁静以致远”，才是最好的诠解。而这一切，在曾国藩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在籍守丧，奉命编练团练，抵抗太平军。一开始朝中君臣谁都没有注意他。当他在无数个团练中异军突起之时，就连咸丰帝也意想不到，在他眼里，曾国藩不过是个迂腐的儒生罢了。而曾国藩所以能一枝独秀，与他在任京官时能耐得清静奋发自励有紧密的关系。在他身上，生动地实践了“宁静致远”这一句格言。【智慧解读】“静”不单纯是哲学概念，还是助益人立身处世的智慧术语。“静”之一字，蕴含着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诸葛亮最早体悟到“静”字的妙用，因此在诫子书中，他谆谆告诫儿子，无论修身、立志、治学，都要以“静”为本：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在这段话中，诸葛亮提出了“静以修身”的概念。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更进一步提出了“主静”说。曾国藩的“静”字功夫，就是从“主静”来的。其实，宁静淡泊并非单纯地安贫乐道。淡泊实为一种傲岸，其间更是蕴藏着平和。为人若能淡看名利得失，摆脱世俗纷扰，则身无羁勒，心无尘杂，由此志向才能明确和坚定，不会被外物所扰。淡泊不是人生的目标，而是人生的态度。为人一世，自然要志存高远，但处世的态度则应尽量从容平淡，谦虚低调，荣辱不惊，在日常的积累中使人生走向丰富。当人生达到一定高度时，再回归平淡，盛时常作衰时想，超脱物累，与白云共游。淡泊宁静所求的是心灵的洁净，禅意盎然。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有云：“尔来不得明心见心性，皆由忙乱覆却本体耳；古人云，静见真如性，又云性水澄清，心珠自现，岂虚语哉。”

由此可见，淡泊生于心的宁静，倘若内心焦躁，即便我们有心修行淡泊的境界，亦是枉然，更别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了。相反，倘若我们内心宁静，就不会流连于市井之中，不会被声色犬马扰乱心智。心中宁静，则智慧升华，我们的灵魂亦会因智慧得到自由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