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向来为君子所不齿，因为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而且也不是正当的竞争手段，但在雍正朝，告密则一直被视作为本职工作的一部分。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山西巡抚诺敏、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云南巡抚杨名时，正美滋滋地上着班呢，突然遭到胤禛严厉的批评，紧接着胤禛宣布：停止他们的奏事权！作为一名官员，除了降罪撤职，再没有什么比被剥夺奏事权更严重的处罚了。那么，他们到底怎么了？究竟是什么地方得罪了霸道总裁胤禛呢？原来，这四个家伙把向胤禛递交的奏折内容透露给了别人，这就犯了胤禛的大忌讳。在雍正朝，这种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能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叫——密折。密折，顾名思义，要旨就在一个“密”字，它必须由皇帝亲自拆阅，任何第三者都无权拆看，递折子的人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消息，保密性极强。胤禛在登基的第14天，就给密折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上递折子；密折按照内容的重要性和保密级别，分别规定用素纸、黄纸、黄绫面纸、白绫面纸四种，并使用统一规格的封套。密折必须本人亲笔书写，不得外人代笔，不得外传，否则严惩不贷。密折写完后，加以封套、固封，装入特制的折匣，用宫廷锁匠特制的铜锁锁住，坊间锁匠配制的钥匙是绝对打不开的。一个折子，为什么要整得这么机密呢？因为胤禛就是要给群臣以震慑——你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哪个人实名举报，这个人可能就在你身边，就是你的密友，所以大臣之间无法相互信任，不能拉帮结派，每个人也都慎独慎微战战兢兢，生怕哪天抱怨两句工作辛苦就被弹劾。在密折制度里，官员之间不分上下级地相互监视、检举，任何有密奏权的人都可以越级打小报告，他们只对胤禛一个人负责。显而易见，密折的作用就是使皇权高度集中化，增添皇权的神秘感，使每个官员都活在被皇帝支配的恐惧当中，不敢做什么违法乱纪之事。他们为保住官位和人头，唯一能做的就是对胤禛效忠到底。支配到了这个地步，胤禛觉得还不过瘾，他还经常提醒下属，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做事，你们都给我老实点——“朕事事不及皇考，唯有洞悉下情之处，则朕得之于亲身阅历。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皆朕所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胤禛是在警告百官：虽然我事事不如我爹，但论见世面，我爹可比不上我了。说得再直白一点：我爹是很牛，但是很傻很天真，总被下属忽悠。我就不一样了！我在社会上混了40多年，什么套路我没见过？你们骗我一个试试！结果有人不信邪，说试试就试试，然后暗中欺骗胤禛。再然后呢？海宁曹家了解一下。胤禛作风刚猛，手段强硬，对于那些国家蛀虫动不动就抄家索命，于是落了个冷血无情的名声。咱们的曹雪芹先生穷困到死，就是拜胤禛抄家所赐，导致曹先生在饥寒交迫中激发才思，胤禛也算无意中为中国文学造了福祉。在密折制度下，胤禛觉得自己俨然已经站在了上帝视角上，借此，他能够看清一切，掌控一切，这么好的东西，是一定要大力推广的。做个直观的对比，玄烨当了61年的皇帝，上过密折的官员只有100多人，而胤禛在位仅13年，上密折者达到了1200多人！玄烨宽仁，得饶人处且饶人，所以密折制度只是一个执政辅助，对政治的影响相当有限，而胤禛多疑苛刻，有错必纠，遂使密折制度逐渐成为行政主流，成为他鞭笞天下的重要工具。当然，胤禛不只是看折子，享受百官争先恐后告密的乐趣，精力惊人的他几乎每折必批，而他所做的批示也非常有个性化，有时斟字酌句一本正经，有时嬉笑调侃全成文章，有时拍案怒骂跃然纸上，有时铁骨柔情心意绵绵……而今我们喜闻乐见的“雍正语录”，比如：“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朕笑得了不得……”“该！该！该！该！只是便宜了满丕等，都走开了，不要饶他们，都连引在内方畅快！”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朕实在不知怎么疼你……”“朕亦甚想你……”事实上都是胤禛在密折上的亲批，并非段子手对他的调侃。透过这些批示，我们仿佛能看见一个将家事、国事、天下事一肩挑的帝王，他伏在案边，时而抚掌大笑，时而拍案而起，时而不住叹息，他有时是个九五至尊，有时只是个有喜怒哀乐的俗人……借密折治国，胤禛将国家政体牢牢控制在手里，只要他大笔一挥，整个大清都有可能为之颤抖。在自古君臣暗斗，皇权不断被分化的朝堂之上，执政者能把君权维护到这种地步，真是一种“理想”境界。当然，密折在胤禛眼里纵有万般好，但“明奏”仍有它存在的价值，是不可能完全被取代的，所以胤禛时期，实际上实行的是明奏、密折双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