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在新生见面会的发言，除了让他在历史系一众师生面前大大的露脸之后，也给北大历史系的诸位师长留下一个印象，就是他所学驳杂。

所学驳杂，就意味着涉猎广泛，不好的一点，就是往往点到即止，不成系统。

然而，不管怎么说，他在新生见面会的发言都得到了积极的肯定，就连邓广铭先生也觉得他的讲的好。

关于民族国家宋代生成说的观点，切入点尤为新颖，还鼓励他继续深入研究，最好能够写成系统的论文。

苏秉琦先生给予肯定，说他的发言即从考古学角度出发，也不忘梳理历史，兼得得当，把北大考古研究生的风采体现得淋漓尽致。

显然，苏秉琦先生对于他能在全系上露脸，还是很高兴的。

然而，全程黑脸的人，就是宿白先生了。

当晚，就直接把他喊到朗润园的家中，一通数落，整个过程持续了快有一个小时。

让陪同的许婉韵、姚华山、马世昌三人，也跟着遭殃。

用许婉韵的话来说，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宿白先生为什么数落他？

最大的原因还是他所学驳杂。

“树有枯死日，人有力穷时。你一生所学驳杂，最终的可能性就是耗费你毕生的心血，却仍旧在所学领域难有建树。”

“对于考古来说，你才初窥门径，直接考取研究生已是拔苗助长，然而，这个时候，你已经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晚近时期学术史的研究，甚至还涉猎思想史，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所学的是考古学？你是不是忘了你读我宿季庚的研究生，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未来所学的是佛教考古了？”

一连串的质问，让苏亦哑口无言。

他总不能说自己前世研究的方向就是考古学术史以及大众考古吧？

或者跟宿先生解释，宅兹中国不是我的学术思想是他照搬葛兆光教授的学术成果？

这些都不能说，只好乖乖挨训。

然而，宿先生训着训着，就有人偷笑起来了，是许婉韵，这大姐看着苏亦顶着一张苦瓜脸，宛如小学生站在墙角乖乖认错的模样，忍俊不禁，笑出声来了。

让宿白先生好不容易酝酿出来的严肃气氛消散一空。

枪打出头鸟，这个时候，许婉韵露头了，只能分担活力了。

果然，宿先生瞪她了一眼，就开始数落，“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呢，你还不如意这小子呢，他好歹参与完成了一部发掘报告，你呢？这段时间，连我交给你的读书报告都没完成，还好意思笑。”

许婉韵一糗，糯糯说，“前段时间要交接工作，耽搁了，老师，我会尽量完成这事的。”

宿先生哼了一声，不理会许婉韵，继续调转活力，“某些人自觉天资聪慧，啥都想学，难不成你还想自比援庵先生？如果你想要在史学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话，不应该拜入我的宿季庚的门下，而是应该拜入恭三先生的门下。这样一来，你可以继续研究你的民族国家宋代生成说了。”

这个时候，苏亦哪里还敢说话。

不过最后这句话，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

难不成宿先生吃醋了？

应该是自己想多了。

季庚，是宿白先生的字，所以，宿先生经常会自称宿季庚。

然而，他刚才提到的援庵先生，则是陈垣先生。

学的历史的，对陈垣应该不会陌生。

陈垣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在史学界二陈的成就之高，让后辈望尘莫及。

同样，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陈垣有多牛？

牛到伟人都称他是国宝。

其史学成就硕果累累，沾被蒙受，还指滋润庇荫后学良多。其于宗教史、元史、医学史、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进伟学、史源学、敦煌学诸史学领域的研究，均有承前启后和重大的开拓、莫基意义，深得海内外学界推重。

尤其是宗教史，被后人称为空前成就。

陈垣先生的元史研究，在深度上超越了前人，把元史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同时他也拓宽并铺平了元史研究的道路，以便后人能在这条道路，以便后人继续向前驰骋，他在元史研究方面实在是有着继往开来之功的。

至于医学史，他更有拓荒创新之举，陈因为早年陈垣还是一位近代医学事业的推动者。1908年他与友人合作创办了光华医学校，这是当时国人最早创建的私立医校。同时，又先后与友人编辑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等刊物，他亦为主要撰稿人。

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三方面细致论说陈氏的史学成就。在宗教史方面，陈寅恪高度评价陈垣在中国宗教史研究上的首创之功，称“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始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之著述始”。陈垣“古教四考”和“宗教三书”，不仅涉及基督教、教、佛教、道教等主流宗教，还囊括祆教、摩尼教等已消亡的宗教，均为中国宗教史相关领域的开山之作。概言之，陈垣的宗教史研究有如下四个特点：一是注重扩充史料，正史、文集、碑铭、政书、地方志无所不用；二是注重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关系以及阐明宗教盛衰与政治的关系如对摩尼教、也里可温教兴衰的考证；三是探索宗教文化传播的过程，考察宗教传播与相应文化扩散的情形；四是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褒贬是非，结合现实，考证史实，得出相应的历史认识。

“宗教三书”书影在历史文献学方面，陈垣将古人零散的考据手段，以科学方法归纳出义例和理论，使其成为可供传授和发展的各门专学。如其目录学代表作四库书目考异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年代学经典著作中西回史日历二十史朔闰表、避讳学杰作史讳举例、校勘学典范沈刻元典章校补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以及史源学代表性研究陈垣史源学杂文等书，尤其是他系统总结避讳学和史源学的理论，提出校勘四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建立敦煌学，为后人指明了治学门径。

陈垣先生的史学成就之高，就连苏亦这样的后辈都要仰望。

所以多年以后，宿白先生都在感慨，世间也难有二陈这样的人。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说苏亦要自比陈垣先生？

那是因为陈垣也是广东新会人。

好巧，就是苏亦的老乡。

同样是新会人，他并没有梁启超出名，完全是因为他不参与政治，只专注学界。

可就算如此，在52年的院系大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师大以后，因为陈垣先生的威望太高了，直接担任北师大的校长。

陈垣先生这样的人，千年一遇有点夸张，但百年一遇却毫不夸张。

苏亦哪有这样的底气自比援庵先生。

宿先生提到陈垣更多是对他的揶揄，也算是另类的告诫了。

“学生何德何能怎敢自比援庵先生。”苏亦勇于认错。

“你不敢？你要是敢了，说不定为师还高看你一眼，既然你不敢了，就老老实实，专注考古吧。”宿先生冷哼。

不过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已经缓和了不说。

苏亦多少理解，宿先生为何对他生那么大的气。

估计是恨铁不成钢。

又担心他浪费自己的天赋吧。

担心他在其他史学领域上分心，而忽略了考古本身，最终本末倒置，忘他学的是考古，甚至还要继承他的衣钵研究佛教考古。

毕竟，苏亦他们这一届研究生是被宿先生用佛教考古的名义招入北大的。

作为宿白先生的弟子，要是连佛教考古都忽略了，以后恐怕要逐出师门了。

好在宿白先生他们到家中做客，绝对不是为了呵斥苏亦那么简单，如果仅仅如此，也不需要让马世昌他们仨人陪同了。

他让苏亦四人过来家中做客，除了劝诫之外，更多的是传道受业解惑。

研究生的培养跟本科生的培养最终不一样，不需要想本科生那样老老实实地去课堂上课，被动的接受知识，更多是主动的去学习自己的所研究的领域。

而导师更多是指引方向。

苏亦他们这一届研究生，只有四人。

宿白先生在培养他们的时候，就要花费更多的心思了。

而且，这种还是精英式的培养。

跟苏亦前世在云大读书的大班培养还不太一样。

当时，他们专业就是四十多人，经常会有大班上课，尤其是研一的时候，公开课程一大堆。

从某种意义来说跟本科生没啥两样。

当然，具体到学术导师，一届招生，最多也就是三四个人。

像中文系王瑶先生一样一年招收七个研究生的状况，基本上没有。

不过这种情况虽然夸张，但这七个研究生肯定也不全是王瑶先生全部指导，还需要配上副导师。

而且中文系哪些没法招收研究生的老师，肯定都参与指导培养，毕竟这些都是宝贝。

那么在学生刚入门的时候，导师应该怎么指导的啊？

当然就是列书单了。

先让学生去读书，然后写读书报告。

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应该读书呢？

考古报告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还要读大量的文献。

尤其是佛教考古，各种中外佛教典籍都要熟读。

不过在研一阶段，却并没有那么苛刻。

尤其是典籍这部分，肯定是汉文典籍为主。

这个阶段要读的书，自然自家导数列出来的书单，而且，大部分都是早些年导数翻阅过认为有启迪意义的书籍。

在这个方面，就是导师的作用。

引领入门，然后指正错误，最后培养学生独立科研学术之路。

后世，有学者吐槽现在的学生过分听话，导师让干嘛就干嘛，没有一点自主学习探索之精神。

这种吐槽放到博士生或许合适，毕竟，如果博士生研究的方向跟导师偏离的话，或者说研究的方向更加细分不是导师关注的方向，那么反过来引领导师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硕士研究生，则没有这个能力。

除非花想多久的时间去专研自己的学术领域。

比如马世昌。

他待在敦煌十多年，要论对敦煌的了解，他肯定比宿白先生清楚。

所以在马世昌再次回到北大读研的时候，他研究的方向基本上就圈定在敦煌石窟寺考古之上了。

这种情况下，宿白先生最为放心的也就是马世昌。

所以他跟马世昌开的书单跟别人的不一样，更多是鼓励他学习法文，研究一下，巴黎的汉学著作。

比如之前苏亦提过的伯希和，他虽然从中国西域获取大量的佛教典籍以及壁画运回巴黎，但他在东方学上取得不俗的成就，被国际上誉为杰出的东方学者。

这个时候，苏亦才知道，宿白先生不仅懂日文，原来宿先生的法文也是相当不俗的。

这一点，等他离开朗润园，马世昌才顺势跟他提及宿白先生早年的求学经历。

出了朗润园，马世昌安慰苏亦，“宿先生，刚才的话，你不要介意，实际上，宿先生是担心你分心太多，生怕你走弯路，才告诫你要收心，但实际上，宿先生并非反对学生涉及广泛的。”

苏亦望向马世昌，有所怀疑。

马世昌笑，“这是真话，宿先生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宿先生兴趣广泛，涉猎学科颇多，先后从诸多先生受教。”

许婉韵娇笑，“这点，你倒是跟宿先生挺像的，爱好繁杂，喜欢史学，文献，考古，甚至还有美术。”

姚华山也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私底下讨论的时候，觉得小师弟你最能继承宿先生全部衣钵，因为，你跟宿先生太像了！”

苏亦听到，怎么感觉这不是啥好话啊？

他随孙作云雨庵学习中国古代神话及民俗学和楚辞等，在孙雨庵先生影响下撰写了若干相关文章；从容庚希白学习历史、古文字、金石学、卜辞研究和书法篆刻等，对容希白先生所授诸课兴趣颇浓；跟寿石工务熹学习篆刻，宿白印谱所收先生印作五百二十余方，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冯承钧子衡学习中西交通、西北史地和蒙元史，颇得冯子衡先生赏识。为了学习中外文化交流，先生曾在中法大学专门学习法文一年，后来撰写文章所征引喜龙仁osvaldsiren著作基本上都用法文版。1947年，先生兼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从向达觉明治中西交通和考古学。为此经太先生向觉明教授荐引，专门跟从董希文先生学习素描一年。1981年，宿先生应邀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讲授“中外文化交流考古学”，随堂所画示意图，连当时听讲的敦煌画家都说宿先生所画既准又快。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栖霞山考察时，宿先生近八十高龄还与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画萧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46年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宿先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源学，尤其佛籍目录，后来为我们开设汉文佛籍目录时，明确提出：“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二、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9087种售予北京大学，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1946年，名望甚高的汤用彤锡予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兼任文学院院长，在北大开设“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等课，宿先生从汤锡予学习佛教史、魏晋玄学等，与汤先生过从甚密。汤锡予先生自西南联大起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宿先生兼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时，原想做十六国春秋辑校，但汤先生认为没有太大意义，后来改撰麈尾考，不过此文誊抄后一直没有发表。读研究生期间，即1948年宿先生已被北大文科研究所聘为讲师，汤锡予对宿先生说：你现在已经是讲师了，就不要再做研究生了，故而宿先生的履历表一直都填“研究生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