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季羡林一样，金克木也是北大东语系的创始人之一。

只不过，相比季羡林的鼎鼎大名，同在北京大学东语系、同样研究印度文化的金克木，并不那么广为人知。

或者大多数人听过金克木的名字，就是从未名四老开始。

未名四老，燕园曾经住着4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4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还曾经被卞毓方在文章中称为朗润园四老。

其实，也可以称为燕园四老。

那时候，这四位老爷子都很喜欢在未名湖畔散步，后来搬家就很少回燕园了。

前世，苏亦去北大的时候，这几位先生都已经全部离世。

甚至在苏亦接触的这些老先生之中，宿白先生是最为长寿的，就算如此，18年的时候也走了。

除了张中行先生，苏亦对未名四老的三位都不陌生。

不过唯一打过交道的就是邓广铭先生。季羡林先生也只有在开学典礼远远见过一面。

啥时候，能私底下见到对方未可知。

苏亦这一次过来东语系蹭课，主要是奔着金克木先生过来的。

说起金克木，这位老爷子的一生颇为传奇，尤其是他的求学经历。之前苏亦感慨于贾兰平高中毕业获得院士头衔，其实这位老爷子更狠，初中没毕业就能够称为北大的教授，这样的人才从北大创立以后其实也没有多少个。

唯一跟金克木经历相似的就只有沈从文先生了。

不过沈从文先生现在已经离开北大被调任历博。

巧合的是，他俩都当过北大的旁听生。

民国时期的北大旁听生，日后成为大师的不在少数。那个年代能去北大当旁听生本来就不是普通人，嗯，这个制度好像在08年还是什么时候被取消了。现在去北大蹭课，没有熟人带过去，就困难的要命了。

苏亦曾经听到一个好玩的故事，那个时候，北大除了旁听生之外，还有偷听生。

因为旁听生是需要向学校方面申请，办理相关手续；偷听生却不办理手续，直接就混入教室听课。

甚至有传闻国学大师陈汉章讲过一个轶事：有一年，他开了一门新科，平时总有十几位学生听课。到了考试时，台下只剩下1人参加考试。原来，那些听课的学生，都是“偷听生”。

这就好玩了。

民国时期，蔡元培执掌北大，很多制度都颇为开明。放在前世的北大几乎不可想象。放在78年的北大，好像也挺正常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北大管理并没有那么严格，对于旁听，几乎是没有一个老师禁止的。可以说全校各个院系的课程都是开放的，只要你不扰乱课堂秩序，你想去哪里蹭课就去哪里蹭课。

这种制度放在国外也是稍有。

因为国外的大学，学生能不能蹭课，是教授说了算，有的教授嫌弃蹭课的学生扰乱秩序，严禁学生蹭课。

实际上，前世，在国内这样的老师也不在少数。

好在苏亦当年在北大蹭课并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他被北大有熟人，当年一起跟奋战北大的研友，不少人都考上北大了，甚至好多研友摇身一变就成北大学姐了。这种情况下，作为小老弟跟在学姐后面蹭课，一点问题是没有的。

不管前世还是后世，苏亦对于蹭课都不鲁莽行事，他去东语系蹭课之前，肯定是先弄到本科生的课表，然后提前去教室等候，而不是临到上课时间或者已经上课了才踩着时间过去。

反正，作为研究生他的时间比本科生自由多了。

跟历史系不一样，东语系的教学楼放在外文楼。而，外文楼的历史甚至比五十年代新建的文史楼还要久远。

外文楼靠近北大西门，位于华表之北，原名“m楼”，后改名“穆楼”，由银行家穆拜亚捐款10万美元所建。建成于1925年，建筑属仿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依清代宫殿式建筑为蓝本设计。在燕大的时候，就作为教室使用。

建筑坐北朝南，唯一原燕大东西中轴线北侧，与办公楼、化学北楼形成一个“品”字形的院落。建筑形制采用了中国古建筑式样，庑殿顶，素色墙体，深红色柱子与格栅窗以及条石基座。

甚至，到了后来，外文楼和办公楼北侧的民主楼，以及1991年增建的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也构成了一个品字形建筑群。八壹中文網

相比较贝公楼、化学北楼，这个品字型，绝对是大大的品字。

前世的时候，外文楼被用作北大外国语学院的教学办公场所。

实际上，外文楼之所以改名，还跟钱穆有关系。

司徒雷登问诸人到校印象。钱穆先生就直接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

众人默然，后来燕大还特意遂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这故事并非捏造，在钱穆先生的师友杂忆就有记载。

当然，改成外文楼是后面北大搬入以后的事情了。

其实，北大西语、东语、俄语三系，苏亦感觉最豪横的还是俄语系，因为北大五十年代新建大楼的时候竟然特意建立了一栋俄文楼。但为啥有俄文楼，谁都清楚，没啥好说的。

从学术宿舍到外文楼，还要穿过朗润园，这里环境幽深，这里小径交错，这里花草盛开，这里还有很多会外语的小姐姐。

不过跟在文史楼大本营不一样，苏亦到外文楼的时候，一个小姐姐都不认识。

不对，认识一个。

苏亦习惯性地拐到后排苟着的时候，竟然愚见了多日不见的张绣予，这个中文系的大姐，竟然跑来东语系蹭课。

这是啥情况？

她也爱上了梵语文学？

张绣予解释，“我有一个长辈认识金克木先生，前两天他过来北京办事，去拜访金克木先生的时候把我也带上了。所以才认识的金克木先生，有些好奇他的课，今天就过来天天了，没想到竟然碰到小师兄你。”

得，现在苏亦这个小师兄似乎已经出圈了，他已经不再是考历史系的小师兄，已经开始变成中文系的小师兄，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成为北大人人称道小师兄？

真的有一点，自己都变成北大人的“小师兄”，那样才好玩。

人怕出名猪怕壮，现在啥成果都没有的情况下，苏亦还是希望自己的名字不要出圈。

苏亦望向张绣予，“绣予姐，你别调侃我了，直接叫我苏亦吧。”

张绣予笑，“好吧，就苏亦，你呢，怎么突然想过来听金克木先生的课程了？对梵语文学感兴趣？”

苏亦摇头，“我想学梵语，然后历史系的先生就推荐过来先听金先生的课，至于梵语文学倒没有什么研究，主要还想看懂梵语记载的佛经。”

张绣予恍然。

苏亦是宿白教授的研究生，张绣予是知道的，甚至还知道他研究佛教考古，只是一时之间联想不起来而已，苏亦这一解释，她就啥都明白了。

张绣予说，“那你要努力了，梵语可不好学。”

苏亦说，“我看绣予姐，你对梵语也挺感兴趣的，要不要组团一起学习？”

之前周一良先生教授他的学习外语的方法，让他从文学上入手，直接学外语，这样就可以锻炼自己的文献阅读能力。

还提议他可以通过电影去建立语境。

对于前世五花八门的学习外语方法来说，这两个都不算是多深奥的方式。

很多人都这么说。

但不同人说权威性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四级都不过的渣渣跑过来告诉你这样的方式，估计你会嗤之以鼻。

然而，周一良这样的大师都这样说了，那么这样的方式肯定没有错了。

可要论对普通人来说，学习外语的方式肯定不止这两种。

比如，找一个会外语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好方式，但条件不允许。甚至苏亦还知道一个最好的学习一门新的外语的方式，就是去教别人这门外语，没有错，就是去当老师教别人，一个半吊子去交一群半吊子，听说，就促使自己有无限的动力去学习。

不过这个方法，苏亦觉得很是不靠谱。

那么剩下的一个相对来说，还算正常的方式，就是组团学习了。

也就是后世常见的组个兴趣小组，找一波志同道合地小伙伴一起学习，就跟考研找研友差不多。

好不容易在这里碰到张绣予，他当然不愿意错过，先忽悠了再说。

没有想到这姑娘嫣然一笑，却拒绝地跟干脆，“我只是对梵语文学感兴趣，对学习梵语，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得，这干脆利落的劲跟她干脆利落的短发又得一拼。

甚至在她的身上，苏亦都可以看到许婉韵的影子，似乎对一门陌生的语言，这些姑娘都有着天然的抗拒。

或者说她们的野心并不在这里。

在她俩的身上，苏亦是看不到白槿那样迫不及待地向上攀登的野心。

这估计就是北大才女们的底气吧。

不过张绣予是中文系的，她感兴趣的是文学本身而非梵语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而，金克木先生在东语系开设的课程就是梵语文学史，而分梵语。

毕竟东语系的全称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人家也是要学文学滴。

当燕园的钟声响起来的时候，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就出现在教室，走上了讲台。

跟这个年代的北大老先生一样，都是一身灰白色的旧式中山装，然后配上黑布鞋，很朴实，不高也不大，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头，然而，就是眼前站在台上的这样一个普通的小老头，却隐含着务必巨大的能量。

被世人称为举世罕见的奇才，靠自学精通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世界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文字。

跟季羡林先生秉承东语系的扛把子。

他对外语的掌握，虽然没有陈寅恪先生掌握的杂多，但，也真不少。

梵语就不说了。

知道金克木这个名字的人都知道他会梵语。

而拉丁语，还是在傅斯年的建议下学的。

当年，金克木在湖南大学当教授，去昆明拜访傅斯年，傅斯年就想让他去学希腊语，因为傅斯年觉得国内的学者研究希腊史却不会希腊语，研究什么希腊历史。

于是就建议金克木去学习。

不过金克木还是婉拒了。

因为他觉得按照他的德语基础还不足以通过德文教材去学希腊语。然后这个时候，李济先生突然出现了还跟傅斯年带来一本大二学生用的拉丁文教材，傅斯年顺手就把这书递给金克木。

这书就是有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记。金克木试着匆匆学了后面附的语法概要，就从头读起来，一读就放不下了。一句一句啃下去，越来兴趣越大。据此，他掌握了拉丁文。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苏亦也只能感慨大佬就是大佬。

至于金克木学习梵语的故事，其实也很传奇。

1960年，北大开设第一届梵文巴利文班，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先生交叉授...

北大东语系教授金克木，在梵语文学和印度文化研究及比较文学方面有突出成就。

金克木擅长多门外语，他曾经凭借历史学家傅斯年被人称作“傅大炮”赠送的一本书，掌握了拉丁文。在忘了的名人一文中，他生动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上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吴宓任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又是校务委员会委员，他推荐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当时，武汉大学找不到教印度哲学的合适人选，而这门课程又是必修课，文学院长刘永济就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