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亦上李仰松先生的《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课的时候，已经是十一月份了。
这么课程，如果放在后世，应该叫着人类学或者民族学了。
而这个年代则不提人类学这个说法。
这门课程，原本是林耀华先生讲授的，不过那是五十年代，北大考古专业五十年代的课程大部分都是从外面聘请教授开课。
北大自己的教授，也就俩，宿白以及阎文儒两位先生，就连苏秉琦先生都从考古所借调到北大担任考古教研室主任。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北大自己培养的学生慢慢成长起来，可是授课了。
比如邹先生，就是59年开始接替郭宝钧先生讲授商周考古。
当时，严文明先生，吕遵锷两位先生也都已经留下担任讲师。
此外还有李仰松先生。
李仰松先生是50年开始进入北大考古专业读书的，比吕尊锷先生晚一年，比严文明早两年（53年），之前去严先生的课堂蹭课之后，苏亦才知道这位先生是跟粤博的杨式挺先生是同班同学。
难怪严先生会对自己的论文情况有了解。
那是因为杨式挺先生跟严先生通信的时候，曾经聊起自己的情况。
而且，严先生还是杨式挺先生他们那一班，唯一一个留校北大的学生。
而且，还是北大考古专业唯一一个研究农业起源方向的师长。
从这点来说，杨式挺跟严文明两位先生的私教比苏亦了解的还要深厚，难怪严先生会对自己的情况那么清楚。
也难怪他会任由自己在他的课堂上瞎胡闹。
除此之外，北大诸位师长是同班同学的还有李仰松跟俞伟朝先生。
他俩都留校北大。
所以，邹先生，吕尊锷，李仰松，俞伟朝四位先生都算是北大考古专业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师资力量，这四人在各自的领域上都是绝对的权威。
实际上，新石器时代考古这门课程，就是李仰松跟严文明两位先生轮流讲述的。
然而，就跟严先生在研究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时候偏向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一样，李仰松先生也有自己的研究方向。
而，民族考古就是他的专业领域。
而李仰松先生跟民族考古结缘，跟他当年给林耀华先生经常担任林耀华先生助教的经历是有关系的。
可以说，李仰松的民族考古的启蒙者，就是林耀华先生。
那么林耀华又是什么人呢？
这位是中国民族学的创始人之一，跟费孝通齐名，1978年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还担任首任所长。
而李仰松是学考古学的，由受到民族学大佬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李仰松先生会成中国民族考古学创始人之一。
上这门课程之前，苏亦做了不少的功课。
基本上把近现代从事中国民族学以及民族考古的学者都差不多捋了一遍。
从第一个提出民族学这个名词的蔡元培先生开始，到著名的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这位先生是我国最早注意到运用民族学材料解释考古遗物的学者之一。
此外，连卫聚贤也没有落下。
卫聚贤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也是国内最早研究考古学史的学者之一。
早年他去山西创立大学的时候，就曾经邀请王国维先生去教书，被拒绝之后，静安先生第二天就投湖了。
甚至，这位先生跟北大不少师长关系都不错，比如，周一良先生早年在青岛的时候就曾经住过卫聚贤先生的家。
这事，一般人都不知道。
同样，以前卫聚贤在重庆的时候，没事干就喜欢去找汉墓研究，同行者还有郭沫若先生，这两位的有过交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
甚至四十年代，一些考古学家，如夏鼐、曾昭、冯汉骥等人都提倡用民族学材料解释考古学遗物。如夏鼐先生对寺洼文化的墓葬研究，“据此分析了寺洼文化的内涵，并提出将出土遗物和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以研究少数民族早期历史的方法。”
然而，以上这些先生都不算真正研究民族考古的学者。
国内真正有学者专门从事民族考古或者提出来民族考古学这一概念，是建国以后。
到了五十年代，林惠祥跟梁钊涛两位先生都算是国内最早研究民族考古的一批学者了。
原因很简单，这俩位都是人类学家。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人类学家能够研究的问题也就是民族相关的课题了。
除了林惠祥跟梁钊涛两位先生之外，还有川大的童恩正先生也是从人类学转到民族学考古的。
六十年代，冯汉骥跟汪宁生两位先生则开始运用如对云南晋宁石寨山文化的研究，首先运用考古学方法，认识到这是一种有别于其他的地方性文化。但对这一文化所反映的社会面貌和族属等问题的讨论，正是运用民族考古学方法才使之深入，获得今日之成果。
实际上，这个时候，汪宁生先生也开始到云南从事民族考古的研究了。
李仰松先生也是如此。
不过相比较，其他先生，李仰松跟汪宁生两位先生研究方式则不一样。
他俩是北大考古专业出来的。
研究民族考古更多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然后跟民族志做对比，相互验证。
跟汪宁生先生齐名的宋兆麟曾经把他们的研究民族考古学的方式称为民族学与考古学比较研究。
他还把民族考古分为两大类。
第一个类，就是边疆地区民族考古，如吴越考古，匈奴考古，滇文化考古，南诏考古，辽金考古等这些才是真正的民族考古，在我国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队伍很大，人员很多，贡献卓著，这是我们首先应该重视。
跟李仰松，汪宁生两位一样，宋兆麟一样都是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的。
非人类学背景出身的他们洒，都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比较民族学，然后从事民族学考古。
甚至早些年，国内还有一个巨大的争论，就是民族考古它是不是一个学科？
认为民族考古是一门学科的学者，不受，比如中大的梁钊涛就率先提出民族考古学的概念。
甚至国内第一个民族考古方向的研究生就是中大人类学专业招收的。
后来到了八十年，中大人类学招收的研究生，全部都要去从事民族考古研究。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中大会在国内众多高校里面成为民族考古学的扛把子的存在。
跟它们用全校之力去创办民族考古学专业有关系。
所以，这个年代的中大民族考古学还是挺牛逼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跟北大起名，想要学习民族考古，去中大就对了。
苏亦对于民族考古是有感情的。
他前世读博的时候，就读这个。
因为他留在云大，也只能读这个。
研究生阶段弄着玩似的研究公众考古，并不足够支撑他去读博，因为国内就压根没几个博导找这个方向的博士。
同样，考古学读博留在云大也很困难，除了民族考古，也很难研究其他方向。甚至到了后面只能跟民院的导师混。
在云南，民族考古的一面旗帜就是汪宁生先生，在云南从事民族考古学的学生根本就绕不开这位先生，而这位先生同样也认为民族考古学他就是一门学科。
然而，民族考古学真按照一个学科来分类，它的理论著作，代表作品以及相关的学术期刊以及相关学科建设都相对薄弱。
但是，到了后世，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民族考古他是一门分支学科，甚至把它定义为是考古学与民族学交叉的边缘学科。
研究边缘学科，就说明它不热门，需要坐冷板凳。
不过李仰松先生的这节课，终究不是民族考古，而是《原始社会史与民族志》，讲义是北大考古教研室新编的，这个新编是真的新，因为是今年十一月份才编写出来的。
78级学生入校的时候，这门课还没有讲义，所以77-78级两个班的学生都是需要来上这门课程的。
这样一来，教室就变得热闹不少。
不过这种热闹是别人的，相比加之下，苏亦这边就安静了不少。
除了喜欢到他旁边蹭座位的北大考古谐星王讯同学之外，他旁边的学生都显得比较安静。
大家跟苏亦熟悉以后，也逐渐了解苏亦的风格，知道他喜欢坐在后排不习惯别人打扰。
尤其是在其他先生上课的时候，他们这位小师兄就更加喜欢安静了。
如果不是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苏亦一般都不会主动站起来。
并不是之前许婉韵调侃的那样，说他喜欢在历史系专业的诸位师长课堂上蹭讲。
那么多门课程，非要说，哪一门课程是他的研究方向的话，李松仰先生的这门课程比较像。也是他比较熟悉的一门课程。
这门课程最开始的讲义就是林耀华先生编写的，后面经过李仰松先生不断的完善，成正成为教研室印发的讲义。
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林耀华先生《原始社会史》，这本书可以说是整个讲义的一个扩充。
因为十年的关系，各行各都受到印象，出版业也是如此，这个年代大部分文科教授的著作都是八十年代以后陆续被出版，不然，就是六十年代。
整个七十年代，除了编著的各种教程之外，个人专著几乎没有机会出版。
所以苏亦想要找相关的专著过来看，也也不容易。
只能跟着讲义走。
跟严文明先生一样，李仰松先生讲授这门课程的时候，也都是从讲义的目录开始。
“咱们这门课程啊，主要分成七部分，
第一部分也就是绪论部分，这个部分就似乎告诉大家这门课程到底将了什么东西，第一章则是学习科学课的对象，任务和目标。所以，不管什么教材都一样第一章第一节都非常重要，它相当于告诉我们，你学完这门课程以后到底掌握了什么知识，这些东西在第一章里面都有讲述。”
“那么第二节，它重不重要呢？它其实也重要，因为第二节则是告诉你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果你连研究方法都不知道，又怎么能够很好的学习这门学科呢。第三节，就算是进入正题部分了，因为原始社会的年代与分期都在这一节里面讲述的清清楚楚，也是未来给大家打基础的最重要的一节课程。”
其实，整本讲义，除了绪论，第二章是原始社会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第三章是原始社会母氏氏族的发展。
李仰松先生没给苏亦上过课，但经常担任林耀华先生的助教，也给我们不少指导，更
为重要的是，他曾参加过1956年云南佤族社会历史调查，对我影响较大，总结起来基
本有三点。第一，李仰松搜集了许多佤族的历史文化现象，利用活态的民族学资料去研究，印证考古问题，如制陶术、酿酒起源，把考古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互相印证，相得益彰。这种新的、民族考古比较研究，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对我的教育是很深刻的。
当然，民族考古比较研究过去不少学者都提出过，可惜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实践，而李先生是真正吃螃蟹的人，使我们后来者少走了不少弯路。第二，李仰松先生是考古学出身，对绘画、插图比较重视，在他参与编写的《佤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有不少精美的插图，在同类调查报告中开了好头。事实上，一般人对物质文化比较忽视，有插图者更寥寥无几，李仰松把考古学的绘画方法带到民族学研究，这是难能可贵的。第三，一般搞民族学的人，不大重视拍摄民族文化照片，留下的民族学照片极少，这是很遗憾的。过去李仰松先生在佤族地区还拍了几百张照片，有些极为珍贵，如房内壁画、
人头桩、制陶方法，这些是后来者所看不见的，听说李仰松先生将其捐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令人们敬重。实际上，照片应该是民族调查的记录方式之一，必须大力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