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好奇。

都有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了，还要专门弄农业考古干啥？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并非如此。

动植物考古，从内容来看，跟农业考古是重叠的。

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动植物考古只研究与人类有关的动物和植物，而不涉及农业工具、灌溉设施、农田遗迹、与农耕活动有关的画像碑刻等。

因此，从涉及的内容来看，农业考古的规模远比动植物考古更加庞大，可以形成较大规模的学科优势和影响。

不仅如此，从国情来说，动植物考古没法跟农业考古比，前者极其小众，顶多就是一个研究方向，而中国是农业大国，拥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因此，农业考古在反映人类农业生产的历史全貌方面更具优势。

当然，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搞农业考古指向性更强，更加容易获得农业部门的经费。

要知道高校改革之前，大量的高校并不隶属于教育部或者地方，而是部委直属。

尤其是农业类高校。

搞动植物考古影响力太小，必须要弄农业考古才行。

这也是为什么陈文骅在南昌举办古代农业科技展的时候，获得农委领导重视的原因。

这些都是后话，现在最为重要的还是把文章弄出来。

搞学术的，文章著作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之前写石峡栽培稻遗遗存，查了不少资料，也看了不少丁颖教授的书籍，甚至一些跟农业相关的书籍也在翻看。

其中就有荆三林的《中国生产工具发展简史》和孙常叙的《耒耜的起源及其发展》，这两本书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但，有很大的参考性，尤其是荆三林的书影响力更大。

苏亦对荆先生也不陌生，前世还看过他写的《中国石窟雕刻艺术史》，据说这本书是五十年代写的，却直到八十年代才出版。

这书也算是他了解石窟寺雕刻的启蒙书籍，以前翻看的时候，多少有些阅读门槛，对于现在的苏亦来说，这书顶多算入门级的。

就算如此，这书也还没出版。

甚至，再一次翻看对方的中国生产工具发展简史》，苏亦觉得自己未来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写类似于《中国石窟雕刻艺术史》的书籍，甚至把他对石窟寺考古的理解融入美术史之中，到时候，也是算是他系统整理石窟寺知识的集合，甚至苏亦有自信，到时候弄出来的书比荆版更加详实且有深度。

现在嘛，先把稻作起源的文章弄出来再说。

整个七十年代，发现的最为重要的水稻遗存，就是在1972年河姆渡遗址，它的发现把中国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距今七千年以前，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水稻的起源地，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前世，因为初中历史教材的缘故，苏亦认识的第一个考古遗址，就是河姆渡遗址。

对河姆渡遗址上的水稻遗存，有着天然的亲切感。

此外，就是1977年在河南新郑发现了裴李岗文化遗址，这一早于仰韶文化1000多年的新石器遗址出土大量精致的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农具及陶猪雕塑，成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甚至去年，也就是1978年，又在河北武安发现了与裴李岗文化面貌相似的磁山遗址，除出土石斧、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农具外，还发现了大量贮藏有粟的窖穴遗址，据估算粟的储藏量可达10万斤以上。

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客观上都引起相关领域的学者的兴趣，进而引发他们对农业考古的研究。

但，苏亦是新人，写文章，立意要足够小，农业考古的其他方向，尽量不去触碰，只专攻水稻起源这一问题，不然写起来，没完没了的。

这期间，苏亦再次研读丁颖教授的文章《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以及他主编的大块头专著《中国水稻栽培学》，其中，后者的第二章标题名就是“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和演变”，这部分是重中之重。

这个章节也相当有意思，内容部分还引用唐兰、于省吾两位先生关于“稻”字的考释。

看一本水稻栽培学的书，突然跳出来几个甲骨文，还有学相关者考释，没一定的基础，你看得都懵逼。

好在，苏亦非同一般，他是专业的。

现在抄甲骨文都抄吐了。

这种考释，对于他来说，就很简单了。

只是，突然看到唐兰、于省吾两位先生的名字出现其中，倍感亲切，但这种引用，就去证明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存在栽培稻，有点牵强。

只能算一种说法，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

作为中国稻作学之父，丁颖教授在稻作起源问题上的探索及贡献是极大的，他的华南说，再过半个世纪，都还有捍卫者。

除了丁颖教授的文章，苏亦尽量收集这些年的关于栽培稻的相关文章。

其实也不多。

比如湖南农院的柳子明就写了一篇《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发展》，从文章起名来看，就知道受到的丁颖教授的文章影响极大。

实际上，也是如此。

这篇文章的参考文献就有不少丁颖教授的文章及著作。

一开始，苏亦对这位先生了解不多，后来才得知，对方是南韩人，1919年6月来到中国后，就开始搞革命，建国以后，被分配到湖南农院教书。

看他的文章，根本就想象不到这是一个外国人。

不过一想到老一辈高丽人都认识汉字，没啥学习障碍，也就释然了。

看对方的文章，也挺有趣的。

这篇文章是从马王堆出土文物切入西汉初期农业发展问题，再讲到水稻起源。

好端端的，马王堆汉墓跟水稻起源有啥关系？

其实也有，文章第一部分，最后一段就是这样说的，“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以两千多年前的丰富事物，提供了一系列历史研究资料，例如：儒法斗争史、农业发展史、手工业史、艺术史、汉字演变史等。从农业方面来说，稻谷在中国和全世界农业生产中，占最重要的地方。因此，稻谷起源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和争论。”

没法子，这篇文章是1975年发表的，74年马王堆汉墓才发掘完毕，热度正浓。

从某种程度来说，也证明苏亦的想法，就是写文章要蹭热度。

说回这篇文章，第二部分就是国内外关于学者关于稻作起源问题的看法，类似于文献综述。

其中就包含丁颖教授以及一些曰本学者的学术观点。

曰本学者，直接把水稻分为印度型和曰本型。

其实，1953年，洛阳烧沟汉墓发掘的时候，在出土物中就发现了稻谷。当时曰本考古学考察团来华访问，考古所还将这些汉墓出土稻谷20粒赠送给他们，然后经过检测，他们认为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稻谷属于印度型。

按照整个分法，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稻谷也只有印度型和曰本型，并没有中国原产稻谷。

这个结论国内学者自然不认同。

恰好，1955年的时候，考古所在湖北屈家岭、石家河以及武昌洪山等三处，发掘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有很多的稻谷壳。

然后又根据其他出土物判断它们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约4000年。

根据丁颖教授的考察，他以为这些出土的稻谷壳属于粳稻品种，还指出，洛阳烧沟汉墓的稻谷也属于粳稻品种。

一下子就推翻曰本学者的观点。

证明了，粳稻发生在曰本的见解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新石器时代的曰本尚未开始稻作栽培。

因为按照部分曰本学者的观点，曰本稻是在公元前1-2世纪才传入中国的。

典型不符合历史事实。

因此，丁颖教授根据广东、广西的西江流域分布的野生稻的事实结合中国稻作历史文献资料，提出了“中国的栽培稻起源于华南”这个说法，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稻作起源“华南说”。

并非丁颖是广东人，就认为稻作起源于华南。

当然，学者的观点也跟区域研究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柳子明就在文章里面提出，野生稻在西江流域、云南及长江流域发现，这对于京一部研究稻种起源及中国农业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

其实，这些发现都是苏亦写文章的事实支持。

然而，柳子明通过一系列研究以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稻种的起源可能是云贵高原。

他也引用丁颖教授的部分论述，证明早些年云贵高原存在栽培稻的事实。

还说，印度支那联邦三国、缅甸、泰国等地区的稻种来源也可能是我国的云贵高原。

甚至，觉得印度的稻种也可能来源于云贵高原。

这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也有事实依据。

然而，在国外，就有不少的学者认为，水稻发源地就是印度，中国的水稻就是从印度经过东南亚传入云贵高原的。

这就涉及到学术话语权的争论。

实际上，对于水稻起源于云贵高原这个说法，苏亦再熟悉不过了。

前世，他的师爷云大的李昆声教授就有一篇文章《云南农业考古概述》，里面详细论说水稻的发源“云南说”，他的观点跟柳子明的不一样，把云贵高原浓缩到云南地区，范围更小了。

不仅如此，苏亦熟悉的民族考古大拿汪宁生先生，也主张中国稻作起源于云南，他们通过对云南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生物资源几个方面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云南成为了作物的变异中心。

甚至，他们通过对云南稻种进行同功酶分析，发现其酶谱一致，表明云南现在栽培稻种的亲缘关系十分接近云南的现在普通野生稻，从而进一步确认，云南现在栽培稻的祖先很可能就是云南的普通野生稻。

这个说法，也符合事实逻辑根据。

其实，不止他两位，浙江农大的农史专家游修龄也认同了柳子明的说法。

游修龄的《对河姆渡遗址第四层文化出土稻谷和骨耜的几点看法》（《文物》1976年第8期），就写到“籼稻在从南向北以及从低地向山区的传播过程中，由于进入温带及山区以后适应气温较低的生态环境而出现粳稻的变异型，这个推断是从目前籼、粳稻的纬度分布以及海拔高度分布而得出来的，也符合历史上文献记载的状况。这次河姆渡遗址稻谷的出土，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说法。”

他文章里面认为，我国稻作起源是由南向北的。

这个南有多南，他没说。

但是他在文章里面反驳了丁颖教授的一个观点。

因为丁颖教授49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稻作起源》，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论说，外国稻作可能发轫于距今五千年前的神农时代，扩展于四千年前的禹稷时代，至少二千二百年前的周代，就相当广泛把我国在黄河流域栽培水稻的基础奠定了下来。

于是，游修龄在文章里面反驳说，“过去总认为长江流域的文化在历史上一向落后于黄河流域，稻作文化也不例外。而河姆渡遗址稻谷的出土，改变了这个旧概念，表明长江流域的栽培稻作可能要早于黄河流域，并进一步肯定了外国栽培稻已有悠久的历史。”

其实，他的话也没有错。

作为浙江农大的教授，游修龄必然要为发现于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正名。

也因为河姆渡遗址的存在，确实改变了学界很多固有的认知。

然而，游修龄的反驳，其实忽略了丁颖教授在1957的文章《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里面提出来的“著作根据我国五千年来的稻作文化创建过程并由华南与越泰连接地带的野稻分布和稻作民族的地理的接壤关系，特认定我国的栽培稻种是起源于华南。”

也就是稻作起源“华南说”的最初来源。

其实，游修龄的文章也有引用丁颖教授这篇文章。

因为涉及到稻作起源，就势必会涉及到丁颖教授为中国稻作命名之争。

丁颖教授在这篇文章里面否定了所谓的籼粳只是分别起源于印度和日本的说法，并给籼亚种和粳亚种分别命名为“o.satival.subsp.hsienting及o.satival.subsp.kengting。”

也就是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国从此不再称籼稻为印度型，粳稻为曰本型。

文章很长，根据中国野生稻的地理分布、古籍记载、出土文物以及关于“稻”字的语系等方面的考证，提出稻作起源“华南说”，日本的稻种是由中国传去的。

澄清了中国栽培稻种来自印度的谬误，并指出中国1800多年前已有籼稻和粳稻的分类。

而日本学者加藤，在19世纪20年代把籼稻定名为印度型，把粳稻定名为日本型，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应定名为籼亚种和粳亚种。

并从生态学的观点指出，栽培稻种都是由我们的祖先野生稻在不同的生态条件下和长期的人工选择下演变而来的。

对稻种的起源、演变及生态分类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该研究成果，论证了中国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为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生态分类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论文发表后，受到围内外的重视，被广泛应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

非要说这篇文章，有啥缺点，那就是由于时代的限制。

出土物不多，没法有效支撑丁颖的学术观点，只能从文献去证明。

这也留给苏亦补充发挥的空间。

他就是要从石峡稻作遗存去论述中国稻作起源为“华南说”添砖加瓦。

其实，现阶段的学者观点，都是支持稻作起源“云贵高原”的说法。

原因很简单。

这年头，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就苏亦提及的两三个。

李昆声以及汪宁生两位先生的文章都还没发呢。

同样，游修龄旗帜鲜明地支持稻作起源“云贵高原说”的文章也没发。

但应该不远了。

因为他跟陈文骅的通信中，对方曾经提及游修龄也对稻作起源的问题感兴趣，准备写相关的文章。

这一下子，就热闹了。

热闹归热闹，基础还是要打牢靠。

游修龄的文章比较浅显易懂，而丁颖教授的文章就晦涩难懂。

里面有大量的文献，古今中外，全部囊括。

又因为曾经留学曰本，文章里面引用大量的曰本学者的文章，如果不会曰文，对于这些外国学者的文章只能看译版，难免词不达意，不仅如此，很多文章也没有译版，只能看原文。

好吧，其实不少原文，苏亦也没有，只能托关系找。

他从上个学期开始，苦练的日文，终于派上用场了。

至于英文文献，他几乎上可以流畅阅读。

丁颖教授的文章涉及的文献太多，其中大部分都涉及到农史文献，因此，在他的文章还特别说明“本篇关于古典的文献和年代方面，得华南农学院图书馆主任梁家勉同志帮助很多，特此感谢。”

能够被重点提及的先生，肯定是大佬了。

实际上，梁家勉先生确实大佬，是研究中国农业科学史的先驱之一。

他不仅是华农第一个农业史硕导，也是国内第一个农业史的硕导。

这也是为什么华农后来会是国内农业类大学里面唯一仅存硕果拥有历史学硕士点的高校。

就是从梁家勉先生开始打下来的江山。

好吧，跟这个有关系，也好像没啥关系。

前世，华农的历史学硕士点也很晚才能申请下来。

但想要研究农业考古，就绕不开农业史，或者说，农业考古也算是农业史领域的基本盘。

其实，梁家勉跟丁颖教授属于师生关系，从中大辍学之后，因为受到丁颖教授的器重，聘请他回中大农院主持图书馆工作，这也给他的农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鉴于丁颖教授的文章晦涩难懂，自己又缺少古籍文献，苏亦只能到华农拜访梁家勉教授。

奈何他不认识对方，只好通过关系去拜访。

在省博，他所谓的关系，当然就是杨式挺先生了。

此前，他写石峡遗址栽培稻遗迹初探的时候，杨先生就曾提议到他去华农拜访梁教授。

当时，他时间有限，再加上只是浅谈初探之作，不需要那么兴师动众。

其实，他之前去省粮研所拜访水稻专家钱咏文，顺带在研究所的稻田上插了一天的秧苗之后，钱老师也打算带他去拜访梁家勉先生，当时，他也拒绝了。

现在，文章越写越深入，不再是游戏之作，就必须要有文献资料去支撑。

这个方面，不管是省博还是中大，都没有华农有优势，毕竟是专业对口。

……

因为历史原因，中大有很多旧址，但最出名的肯定国立中大石牌校区。

正是因为有石牌校区的存在，周边才聚集了不少的高校跟科研单位。

到了后世，华工华农已经不用石牌校区这个称呼，大家也习惯性称呼五山校区，唯一跟石牌沾边的反而是华师的石牌校区。

其实，国立中大石牌校区是按照中山先生的遗嘱，规划的新校区，当年除了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外，全部迁入新校舍。

1938年的时候，校园建设因为日军侵华，被迫中断，期间，校园被作为驻军司令部，建筑一度受到破坏。

战后，再次扩建。

可以说，从1932-1949年期间，先后建造了各类建筑和主要构建物182座，其中，农学院、博物馆等15座已规划好的建筑未来得及建造。

52年，院系调整，中大搬迁到康乐园，石牌校区一分为二，成为华工跟华农的校区。

院系调整的目的，就是把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式的高校体系。

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使专门学院尤其是工科类专门学院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

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人文社会被严重削弱。

几十年过去，不少人都怀念当年的辉煌，觉得这次院系调整毁坏大量的中国高校。

毁坏与否，不能简单地照搬高校规模去评判，综合性大学就一定是辉煌？

君不见后世985/211过后，又开始变成双一流。

于是，有人把南大、浙大、厦大、武大、中大并成为52年院系调整中的“五大母校”。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广东的著名高校，或多或少都跟中大历史渊源。

比如现在的中山医大，就是曾经中大医学院，当年没搬入新校园，拆分之后，也不需要去康乐园，才有后来中大的北校区。

而，留在原址的农学院跟工学院，又经过重组成为现在的华工跟华农。

这俩高校之间，一脉相承，之间的故事就很多了。

后来，千禧年，高校合并大浪潮的时候，这俩高校还一度想过要合并，有人调侃说可以组建一个新的“华南工农大学”，于是，有人不嫌事大，提议把回归地方的南医也并入进来，组成新的“华南工农兵大学”。

实在觉得这个名字太牛叉了，低调一点换成“华南大学”也行。

然而，你真这么搞了，中大的面子哪里搁啊？

石牌校区拆分为两个学校以后，慢慢地就逐渐开始建围墙，为啥建围墙，不得而知

其实，前世，中大旧址这批近代建筑保护现状并不容乐观。有学者对现存69座历史建筑的调查显示，本体真实性较高的21座，约占总数的30.4%；真实性较差的12座，占17.4%。

后来，国立中大石牌校区旧址成为省级文保单位后，曾经人有提议，要把两个学校之间的围墙拆除，恢复国立中大的“钟型”校区，这事，最终不了不了。

两个学校经过各自的扩建，围墙都有好几千米了，甚至，好些华工的学生在工农路走的时候，都分不清隔壁的建筑物，不是自家大学的。

有过实地考察长春吉大以及各大高校满洲式建筑的经验，苏亦到华农的时候，就忍不住重操旧业。

目前为止，他已经完成北大燕园的文物勘察工作，再加上之前的长春各大高校，回到广州，他正好可以继续这件事。

之前，在中大，他就把康乐园的民国建筑也弄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轮到国立中大石牌校区。

这些高校近代建筑的保护，现在，国内普遍不重视，后来有条件，才慢慢提上日程。

除在北大，苏亦能身体力行的去呼吁师生重视燕园文物的保护外，其他高校，他也没法呼吁其师生去保护这些近代建筑，因为客观条件真的不允许。

但，在它们还没有被严重破坏的时候，对这些建筑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勘察测绘。

未来不忙的话，可以写一本《中国近代大学校园与建筑》，相比较其他的领域，他在这个方面的资料已经收集了不少。

除了北大、吉大、中大，其他的教会大学，他也收集了不少的资料。

等哪天不那么忙了，就开始弄。

现在嘛，先勘察测绘收集资料。

好吧，测绘比较难。

但，绘图拍照，编写调查资料，他还是能够做到的。

民国时期，中大石牌校区建造之处，时任校长邹鲁野心极大，校园初步建成后，他将石牌校园跟国外高校比较，曾说过，“其规模不但求之中国不落后，即求之世界各国中，亦不落后。”

野心确实很大。

实际上，在戴季陶当校长期间，就先后聘请吕彦直建筑师和德籍海克教授做过校园规划，却不被采纳，后来建筑师杨锡宗才弄出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特色的方案，“其底案乃就周代辟雍之制度而扩大之。”

辟雍是个啥？

是古代帝王行礼乐、宣教化的地方。

于是，国立中大石牌校区的中轴线北端。设环形道路模仿辟雍，其寓意是显而易见的。

结果戴季陶在任的时候，政府根本没钱，等邹鲁到任之后，才能动工。

而且，真正动工之后，方案也随即调整。

校址原为丘陵荒山，建筑用地都是经过削峰填谷获得，建设难度极大。必须要因地制宜，早期的规划，钟形的平面图式和大量次要建筑按几乎团排列，与地形不符，于是，建设过程中多次调整方案，但，最终呈现出来的校园还是“依山就水”的校园格局。

跟地形地貌融合的很好。

结果，52院校合以后，整个布局，就乱了，五十年代还好，还基本按照南北中轴线来。

到了后面，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前世的时候，已经没有原来的格局了，庭院概念的强化弱化了最初“依山就水”的规划思想。

可以说，大量的水系被填平，山头被削平，依山就水的山水校园，只存在文献之中了。

苏亦不是学建筑的，中国近代高校与建筑，对于他来说，就是兴趣使然。

他到华农是过来拜访梁家勉先生的，调查勘探石牌校园建筑群是他的闲暇之余干的事情，不能耽误本职工作。

自从52年以后，梁家勉先生就开始担任华农图书馆馆长，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在这个职位待到退休了。

所以，苏亦跟杨先生到华农拜访梁家勉先生，并没有去他的寓所，而是直接到华农图书馆。

前世，华农的图书馆馆舍是1987年建成的，现在的图书馆是就是后来的农博馆，当年苏亦没少去参观，几乎一到华农就去农博馆跟民族服装服饰艺术博物馆。

这两个地方，可以看的东西还是不少的。

图书馆位于华农16号楼。共三层，馆舍于1935年建成，四四方方的红砖建筑，现在除了藏书之外，并没有后来农博馆布置的各种展厅。

华农图书馆的农史资料品种相当丰富，而且有不少珍稀品种，在梁家勉先生多年的努力之下，这里已经成为了全国著名的农史资料收藏中心。

为华农乃至全国的农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文献资源保障，许多专家学者都曾到华农图书馆查阅这方面的资料。

不仅，丁颖教授写文章需要过来这里查阅资料，就连大名鼎鼎的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也曾经过来这里。

华农图书馆农史藏书成为全国之最，离不开梁家勉先生的努力。

当年，华农建立，图书馆接收了原中大农学院、岭南农学院和广西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及病虫害系的藏书，组成了华农图书馆。想要捋顺这里面的问题，让图书馆能够快速投入试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老先生几乎以馆为家。

尤其是他创建了圈内极为著名的“古农文献特藏室”，苏亦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老先生在图书馆的办公室，见到苏亦跟杨式挺俩人到访，显得特别的开心，当场就露出喜悦深情，站起来紧紧地握住杨先生的手，然后让座，示意他俩坐下。

等杨先生说明来意，梁家勉笑道，“你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杨式挺笑，“您老别笑话我了，我这一天天的，几乎都在外面跑，不是下工地就是在下工地的路上。不然，您老这里，我天天来。”

显然杨先生跟梁老的关系不错，说话也很随意。

介绍苏亦的时候，梁家勉笑，“小伙子不错，你在《文物》发的文章，我看了，写的相当有见地，你能够过来我这里，我很高兴。”

苏亦说，“去年写文章的时候，原本打算跟杨老师过来拜访梁老您的，结果，文章刚写完，就要去考古工地实习，就一直耽搁到现在，希望您老莫见怪。”

梁家勉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介怀，当年丁颖先生写文章稻作起源文章的时候，缺少出土材料，只能从文献考究，你的文章就是为丁颖先生的学术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要是先生还在世，肯定更加欣慰。我这把老骨头要是能够给你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我的荣幸。”

杨式挺见状，说道，“这一次，小苏打算从石峡遗址稻作遗存继续深入的论证中国稻作起源及其发展问题，不过，他还在读书缺少资料，只能过来跟梁老您求援了。”

梁家勉望向苏亦说，“我一会让人给你办理借书证，当然，你要是有时间也可以过来我们图书馆写文章，到时候，整个图书馆都对你开放，其他方面不敢保证，但是要论农史藏书，你们北大图书馆的古籍室都比不上我们馆的古农文献特藏室。到时候，你来，我给你开证明，只要开馆时间，就可以自由进入。”

老前辈话语如此诚恳，苏亦都有些惶恐，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他下意识望向杨式挺。

杨式挺笑道，“你小子运气真好，才入行就得到梁老的帮助，华农的古农文献特藏室，这个书库凝结了梁老先生几十年的心血和汗水，农史藏书之丰富全国仅有，你们北大确实比不上。仅藏书已达五六万余册，这些书籍有相当一部分是古本、罕本、稿本、抄本和精刻本。其中单明刊本，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七十五部九百七十册以上。明刊本中，有一些是正统、成化、正德年间的刻本。此外，还有一些是朝鲜、曰本等国的古刻本或古抄本的中文书。”

苏亦憨笑。

北大在农学方面就是菜鸡。

没啥好否认的。

来之前，他也听过特藏室的一些事情。

比如，在特殊年代，梁老就因为这些古书，被戴上不少帽子。

当年，书成了老鼠打洞的材料，古农书库被称为“sj摊子气”，被封闭了，后来又成了pd的急救室。书被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边。

当时，梁老可谓是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担心有人会把这些书付之一炬，想到这些，梁老心急如焚。

他多次呼吁人们保护这些书，可是没人理睬，迫不得已，去函给竺可桢，请其就近商请郭老设法拯救这批国内所存无几，来之不易的书。

后来，梁老离开牛栏以后，在领导的帮助下，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才使这些书免遭大劫。

所以，苏亦很清楚，这批书还存于世，梁老功不可没。

兴趣是被触及记忆，老先生感慨说，“之前，特藏室在创设之初，确实不容易，当年我曾发函全国各地的书商、书店建立联系，请求协助收购农业古籍，只有我出差外地，每到一处，总是把业余时间用在书店里和旧书摊上。甚至，为了丰富馆藏，还想方设法搜集流失到海外、港澳等地的一些珍贵古籍。”

说到这里，老先生继续，“小苏，你要查阅资料的话，现存于特藏室的一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你可能会用到，这书包括各种古籍索引近70种，是研究我国古籍的一套重要工具书，当初我了解到港台地区尚有此书时，便千方百计设法配购，多方托人求购，购买不到的则设法复印，终于将该书配齐。”

梁家勉先生重磅推荐，苏亦当然不会错过。

不仅如此，对方还说，“小苏，你的文章写好了，要是《文物》不合适发表，你到时候就把稿件给我，我帮你推荐给其他期刊，实在不行的话，再等几个月我们华农筹办的《农史研究》，正式创刊了，也可以发表。”

苏亦突然想起来，再过一年，梁家勉创办的《农史研究》就要创办了，比陈文骅的《农业考古》还要提前一年。

单论学界影响力，梁老肯定比陈文骅更大，这点无容置疑。

现在学界，各个领域的学术期刊都开始复刊或者创刊，农史研究也不例外。

这些年，梁家勉先生就为这事奔走。

现在，能够给苏亦这样的承诺，说明这事差不多就是敲定下来了。

难怪来之前，杨先生望着他，脸色还特别古怪，还问他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了。

当时，苏亦没反应过来，原来对方是在指这事。

他真没想要在《农史研究》投稿啊。

甚至，他都没想过要投稿的事情，《文物》版面不够，他就不发。

而且，他连续两篇同一个题材的文章都发《文物》确实不合适。

现在全国文物系统不知道多少人的文章还排着队等待发表呢。

他之前能够成功发表，完全就是蹭着石峡遗址的热度。

现在，在写稻作起源的文章，篇幅肯定更长，版面有限的情况之下，肯定很难发表。

梁家勉先生显然也是想到这里，才主动提出要把文章留在《农史研究》刊登。

这年头，可没有什么影响因子一说，或者说国内期刊，都不知道这是啥玩意。

能够在行业内，仅有的期刊发表文章，就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从这点来说，梁老才看他的初稿，就给予这样大的承诺，可见老先生对他文章的喜爱。

这份喜爱，他可不能辜负。

不管如何，只要文章写完，就优先考虑放在《农史研究》发表，反正这玩意，也不讲究什么时效性，等个一年半载，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