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师尊传

我一生中有过三个人作师傅。

我今天在气功医疗以及武术上的造诣和取得的成绩，与他们对我的精心培育和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

岁月流逝，时至今日，虽然他们都已作古，离我远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仍历历在目，未能稍忘，好象他们还时时在点拨我的武艺，指导我的做人。

杨少云是我的第一个师傅，按武术界的行话，叫“开手师傅”。

1945年我拜杨少云师傅学武，共学了两年。

杨少云是我父亲在军队上的朋友，二人是广州黄埔军校的同学，因为都爱好武术，结拜为异姓兄弟。

我的母亲死得早，父亲担心让我进一步习武，在操练要求上他下不了狠心，决定易子而教，把我送给杨少云师傅作徒弟。

杨少云师傅的小儿子和我差不多岁数，二人正好结伴学武。

由于我当时年龄太小，对杨师傅的情况和经历知之甚少。

只知道，他也在旧军队里干事，还当过武术教官。

他人长得敦厚结实，性格刚强。

不知什么原因，他脱离了军队，离开了四川，听说后来在海南岛一带卖药行医。

我记得他离开四川时，我和父亲一直把他送到成都才分手。

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音讯了。

虽然杨少云是我的第一位师傅，但对我习练气功、医疗和武术影响最大的不是我的开手师傅，而是我的父亲和李杰大师。

在我看来，他们两个都是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们的生平际遇和经历，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旧中国武林中人的情况，把他二人的经历写出来，想来不是没有启迪的。

我的父亲本不姓王，而姓邓。原籍是山西省忻县。他大约于1896年出生于山西的一个武林世家。

我的高祖曾于1770——1786年乾隆在位时作过朝廷的武将。

听父亲讲过，因为高祖武艺不凡，当时还颇有名气。

后来，高祖的儿子——我的太祖也作了清朝廷的武将。

到了我祖父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朝廷，遭来横祸，弄得家贫如洗，日子艰难异常，只得举家南迁，逃到了四川的剑阁住下来。

祖父后期，穷困潦倒，子女又多，生计维艰，无法支撑，迫于无奈将我父亲给了剑阁王家作养子，改姓王，字子光，号联玺。王家是当地的大户，人丁不旺，收养我父亲就是为了增加劳动力，所以很快就给他娶了一个21岁的大妻子唐氏。

唐氏出身贫苦人家，为人心地善良厚道，对比她小了许多的丈夫非常关怀体贴。

当时我父亲在读私塾，每天都要来回行走十里的崎岖小路才能到学堂，很是艰苦。王家虽是大户，但对我父亲和下人却十分吝啬刻薄。

父亲因为从小跟着祖父练功习武，入又长得高大，王家给他的饭不够吃，总是感到饥饿，因此不愿意到学堂去。

又因为饭食油水太少，营养不良，晚上老是尿床。

好心的唐氏每晚都耐心地照顾他，并在白天做饭时偷偷将一块玉米饼子藏在枕头下，晚上上床之后，给丈夫吃。

不知怎么的，这件事露了风声，让狠心的王家婆知道了，她认为唐氏的行为大逆不道，派人把唐氏架到王家祠堂内审问。

唐氏怕我父亲受到连累，便矢口否认偷过玉米饼子，因而被王婆当着众人之面百般谩骂凌辱，掌嘴罚跪。唐氏痛哭流涕，受尽人格侮辱，一气之下，于当晚跳下堰塘自尽了。

我父亲目睹了这一切，这一切也深深地刺激了他。唐氏是为他而死的，唐氏死得太冤枉！

他感到悲愤万分，绝望已极。

为了给唐氏报仇，他放火烧了王家的房子，逃出了剑阁，到了绵阳，后来又到了成都，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

在成都，15岁的父亲参加了凤凰山的新式军队，走上他的漫长的军旅生涯。

那时候，他从军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生计，混碗饭吃。

当时的军队训练以国术(即武术、气功)为主，由于我父亲自幼跟着邓家祖父习武练功，学过一套套完整的武术、气功和伤科治疗本事，具备了相当好的武功基础，加上他聪明伶俐，体格强健，心灵手快，很快在军队的系统训练中脱颖而出，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兵成了一个武术超群、引人注目的人物。

旧军队请来传授国术的教练也有一些功夫不凡、确有实在武艺的人物。

在军队受训的这些年，对我父亲武术、气功的精进，是大有裨益的。在祖传武术、气功的基础上，我父亲的技艺从广度到深度都有了极大的拓展。

在以后几年的战斗中，我父亲骁勇善战，机智灵活，受到了军队的重视，当上了敢死队的班长，后又被提升为敢死队队长。

他不怕死的拼命精神、高深的武功和直爽豪放的性格得到了上司的赏识，被送到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开办的黄埔军校第二期受训。

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我父亲立即参加了闻名中外的北伐战争。

作为一名军官，他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累立战功，颇有名气。

到了北伐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升任国民党某军的参谋长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调到冯玉祥将军部作军官，率军在豫、鄂、皖一带抗击日寇。

他仍然亲自参加一次又一次的战斗。

有一回，部队和日军遭遇上了，他挥舞马刀，一口气刀劈日寇数人，被传为一时佳话。

1942年，我父亲调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工作。

这时，政治让他厌倦，无休无止的厮杀也使他觉得心力交瘁，他全身的重伤达七处之多。

从此，他不进官场进武场，终日习武练功，研究国术。

这既是他一生的爱好，又可以躲开世事，寄寓拳足。

就在这个时候，他在重庆结识了不少著名的国术家，如杜心武、张之江、万籁声等等。

杜心武是孙中山的镖师，自然门的掌门人，万籁声是杜的徒弟。

张之江是当时中央国术馆的馆长。自然门与筋经功有密切关系。

父亲和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互相交流，在振兴武术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事。

1944年，家父彻底离开军队，回到剑阁老家，开始了他不问世事一心向武的归隐生活。解放后，他曾是地区政协的负责人之一。

于1951年病逝。

父亲的为人处世，对我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身材高大，有着一米八四的个头，浓眉大眼，完全是一副标准的“武夫”形象。

他深受传统武林的影响，一生从不相信鬼神，只相信拳头和刀枪，对武术、气功痴迷极深。

他的个性同他的外貌是一致的，刚烈正直，倔强粗暴，见不得半点不平事，但处理方法比较简单。

还记得我小时候亲眼见到的一件事。

有一次，县上一个姓胡的袍哥大爷调戏一位卖唱的女子，这事让我父亲知道了，派我哥哥去解救，没想到我哥哥反而被胡大爷的弟兄包围起来。

我父亲勃然大怒，便一个人赤手空拳跑去找姓胡的兴师问罪。

当地人都知道我父亲武功的厉害，胡大爷也不敢得罪他，不仅放了我哥哥，也放了那位卖唱的女子。

我父亲气尤未消，大声武气地教训那个胡大爷：“你白披了张人皮，做人就要象个人的样子！”他一生好抱打不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眼里容不得丁点儿沙子！”当然，他一生也为这个好打不平吃了不少亏。

他性格虽好胜好强，但知道错了，他从不掩饰，不原谅自己。

我小时候在私塾读书，老师让我背《幼学琼林》，我因为淘气不好好背。

那个时候教私塾的老师极重师道尊严，手中随时拿着鞭子。

见我不好好背书，顺手就给我一鞭，我回嘴反抗，他就把我的帽子扔到火盆里烧掉。

碰巧我父亲见到了这一幕，觉得老师打学生可以，烧帽子就太过分了，便说了一句不太高兴的话。

老师听见了，也没直接和我父亲冲突，只是反复在嘴里嘀咕：“尧舜天子，桀纣天子……”我父亲听见这话忽然改变态度，向老师承认错误，还当着老师的面打了我。

当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老师一说“尧舜天子，桀纣天子”就使父亲转变了态度。

长大以后才明白那是老师拐了弯的话：“你儿子就是个天子，如果教得好是尧舜，教得不好就要成桀纣。

”反正是说不教不行。由此事可见我父亲这人性格之耿直，知错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