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没有想到这个三大五粗的汉子嘴里竟然能说出这么理性有序又深有研究的专家话语来，他不禁呆了。顾不上身体的疼痛，他向身边望去，除了前川，其他人也和他一样，呆呆地望着郑炫。郑炫不以为意，他点起一根烟，然后摇了摇手中的火柴，等火焰熄灭，柔和的美人裙裾一般的烟雾升起，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继续说道：“近代泰国的大门打开后，泰国不仅没有完成自身的原始资本积累，反而成为国外发达国家积累原始资本的来源地。泰国城市化模式的大突破，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依靠农业部门为泰国的工业化提供积累的模式已难以为继。1966年，曼谷率先改变了原有的土地交易模式模式，逐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土地流转市场。1967年11月8日，他威瓦他那区首次公开拍卖了一个面积为3528平方米的地块，敲响了土地拍卖的‘第一槌’。第二年，宪法修正案在第5条中加入‘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城市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获得了宪法依据。从此，泰国开创了一条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独特道路。这就是现在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1976年的税制改革，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却将当时规模还很小的土地收入划给了地方政府，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随着1978年住房制度改革和1983年土地招拍挂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土地财政’不断完善。税收分成大减的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迅速暴富。急剧膨胀的‘土地财政’帮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原始资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逐步还清欠账，甚至还有部分超前，比如高铁、机场、行政中心等等。成百上千的城市，日新月异地崛起。无论是城市化速度还是城市化规模，都超过了制度设计者改革之初最大胆的想象。从人类历史的角度观察，这样的高速增长，只能用惊叹来描述。的确，没有‘土地财政’，今天泰国经济的很多问题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泰国城市的高速发展。泰国城市化伟大成就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创造性地发展出一套将土地作为信用基础的制度——‘土地财政’。为何泰国能走这条路而其他诸如缅甸、老挝、柬埔寨他们不行？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所建立的城市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土地集体化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1966年，城市化运动开始之初，政府通过赎买收购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并通过各种方法将农民个人土地转变为集体土地。这就形成了国有为主、集体与私有土地并存的格局，城市超过90%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土地财政’的作用，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将这笔隐匿的财富转化为启动泰国城市化的巨大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