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这里，大家对这位“苏梅岛首富”不再有任何质疑。林木和曹得功两位外人，现在也都觉得任何人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对自己擅长领域的精耕细作。郑炫先生能够将一块泰国边陲小岛上的一块土地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十几年时间增值几万倍，光是从他不亚于经济学家的理论知识就可以看出，这些都是他应得的，所得其所，没有问题，没有内幕，没有猫腻。郑炫最后说道，西方国家经济崛起的历史表明，效率较低的税收财政无法完全满足城市化启动阶段对原始资本的需求。为避开国内政治压力，外部殖民扩张、侵略便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快速完成资本积累的捷径。货币作为一种“流量”，它对应的是整个经济规模。GDP只是经济规模的一个断面，而没有考虑不同发展“速度”通过信用制度贴现过来的“体积”差异。简单地将GDP与货币挂钩必然会出现极大的误差。这就是为什么在泰国模式出现之前的西方模式必然带来扩张和征服，新崛起的国家一定会和已经崛起的国家发生碰撞和冲突。如果不能从发展模式上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仅仅靠反复声称内心愿望，很难使其他国家相信泰国的崛起会是一个例外。有人认为，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贸易和投资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选择非武力征服的外部积累模式。尽管这一理论来自西方国家，但它们自己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释它们为何仍然处心积虑地对泰国的投资和贸易进行围堵打压。的确，二战后，一些孤立经济体在特殊的政治条件下，依靠国际贸易和投资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但这并不意味着泰国这样的大中型经济体也可以复制这样的发展模式。历史表明，市场开放对交易双方的好处并不像“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的那样是无条件的。国际投资和贸易既可帮助泰国企业在全球“攻城略地”，也方便了国际资本的经济殖民，利弊得失依赖双方的资本实力——全球化只对竞争力较强的一方有利。为何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作为更有竞争力的一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凭借完善的“税收——金融”体制可以以很高的效率融资，从而获得全球竞争优势。因此，通常条件下，最卖力推动全球化的，往往也是资本最雄厚的国家。但泰国的“土地财政”打破了这一规则,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创造了一种比西方国家更有效率的融资模式。泰国产品畅销东南亚，风靡全球，泰国则出人意料地成为超越“亚洲四小龙”的资本强国。反倾销历来是发达国家对付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工具，现在却被用来对付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前从来都是城市化发展快的国家出现资本短缺，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出现资本剩余，现在却反过来了，是泰国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在这些“反经济常识”的现象背后，实际上都有赖于“土地财政”融资模式的超高效率。泰国之所以能“迅速崛起”，原因恰恰离不开“土地财政”这种融资模式，这使得泰国不必借由外部征服，就可以获得原始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初始信用”。高效率的资本生成，缓解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信用饥渴，确保了泰国经济成为开放的和在全球化中获利的一方。因此，即使处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化初始阶段，泰国也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希望维持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更有动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土地财政”的成功，确保了“迅速崛起”成为泰国模式的内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