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和丈夫是大学同学，婚后育有一女，伉俪情深。

死者于生前带着孩子去学校时，遇见了两辆货车发生车祸，其中一辆货车发生侧翻，车厢里的数十吨煤好巧不巧地照着两母女的头顶倾泻下来。

千钧一发之际，死者将女儿推了出去，女儿只是受到了一点擦伤和惊吓，她自己却永远的失去了生命。

丈夫悲痛万分，却也不得不强打精神照顾女儿，并为妻子操办后事。

为了让妻子走得体面，并且考虑到她还非常年轻，丈夫也就没有像对待老人一样，给她穿死气沉沉的寿衣，而是拿了一套死者生前最喜欢的裙子，给她换上。

甚至还特意要求化妆师务必给死者化一个美美的妆，并告诉化妆师，他在第二天尸体火化之前会去检查妻子的妆容。

谁知道第二天一大清早，跑过来和妻子作最后道别的丈夫，就看到了眼前令他感到无比震惊和气愤的这一幕。

于是，肺都快气炸的丈夫就找到殡仪馆馆长，让他给自己自己一个交代，并且要求馆长调出监控，寻找罪魁祸首。

馆长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却不愿意给死者丈夫调取监控，并且波澜不惊，似乎对此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声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希望死者丈夫不要因为一个死人太过于计较，赶快让死者火化才是正事。

当然，馆长也表示可以适当给予死者丈夫一定的经济赔偿。

对于馆长这种对死人毫不在意，毫不尊重的态度，丈夫十分不满意，更实在没法容忍自己的妻子死了以后所遭受的侮辱。

于是，丈夫一气之下就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案后也十分震惊，一时之间实在想不通怎么会有人对尸体做出这种事，甚至还怀疑报案人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但不管是真是假，他们都得出警。

当警察来了以后，馆长无法推托，只能调取监控。同时，警方还提取了尸体隐私部位和卫生纸上的白色液体。

根据监控显示，在案发之前的凌晨，化妆师从死者遗体所停留的房间出来十几分钟以后，一名戴着帽子的男人，手里提着一个工具箱，进入到这个房间，大概过了将近半个小时，该男子才从房间出来。

但他紧接着却又进入另一个房间，并在此房间内再次停留长达二十几分钟，最后神色匆匆地离开。

由于嫌犯戴了帽子，监控视频没有拍下他的正脸，但他手里的工具箱和着装特征，还是让馆里的工作人员一眼就认出是水电工刘建仁。

刘建仁面对警方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对尸体有过犯罪行为，只说自己提着工具箱是挨个进停尸房检查电路，这是他的工作。他似乎认为警方没有证据，只要自己不承认，警方就拿他没办法。

这个文盲，居然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dna这种东西。

当dna检测对比结果出来以后，证实卫生纸和尸体体内的dna和刘建仁一致时，警方费劲唾沫才让刘建仁一知半解地了解了dna是个啥玩意儿。

这时，他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同时，结合监控视频显示刘建仁曾于犯案结束后去过另一间停尸房，还有馆长的态度，以及火化工反应，时常会发现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尸，莫名其妙地就会出现“衣衫不整”等情况，警方认为刘建仁应该不是初犯。

在警方的逼问下，刘建仁这才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频繁作案。

“你不害怕吗？”据说，警方曾这样问过刘建仁为何选择女性尸体为目标。

刘建仁的答案却非常简单：“她们不会反抗，更不会报警，没什么可怕的……会反抗、打人的活人才可怕。”

三人又回了一趟殡仪馆，但从其他工作人员嘴里并未得到更多其他有效信息，因而决定直接去监狱向刘建仁了解李海东的相关情况。

刘建仁一听狱警说只要配合好完成警方的这次问话就能加分，顿时就来了精神，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监狱的犯人最在意的就是分数，因为在监狱无论什么事情都和“加减分”挂钩，并且凑满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减刑。这些分数对于犯人们来说就等同于时间和生命。

比如，犯人入监后要写认罪书，有些犯人没读过什么书，基本属于文盲，不会写字，就要由别人代写，这个代写的人就能以“帮助同犯”为由得到0.5分的奖励；出个黑板报奖励2分；监狱广播站和监狱报刊录用一篇投稿奖励3分等等。

从这里不难看出来，加分的分值存在差异。

那些分高又相对轻松的活谁都想去干，派谁去的决定权则在监狱的“四犯”手里。

监狱里的干警不多，并且没法做到和犯人“同吃同睡，掌握每个人的一举一动”，因此每个小队长就会在自己带的几十个犯人里挑选有能力，并且服从管理的犯人来担任一些职务。这些犯人统称为“四犯”，分别为管纪律的、管生产的、管生活的、管学习的。

“四犯”的来源极其复杂，但通常以知识分子居多。只要成为“四犯”之一，就相当于进入了管理层，不但和狱警的关系可以处理得很好，而且还有小小的特权。上述对可以加分的工作的分配权，就是这小小的特权之一。

有特权就有了竞争，就有了“江湖”，更何况是在监狱这种“小社会”。

一些家里经济条件好的，会在监狱内部超市买东西送给“四犯”，这样就容易得到一些特殊的待遇，被安排去做既轻松，分值又高的活儿。

最苦的是那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咋样，本身还没什么文化的犯人，如果再加上性格内向，不会溜须拍马，那就只会彻底沦为监狱的“底层”。

不会说不会写，平时累死累活，一个月就拿那么一点可怜的分数，还要天天被人当成出气筒骂来骂去。想想都觉得可怜。

这样的犯人总是委屈巴巴地说，以后出去了就算卖房卖地、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大学，要不然没文化连坐牢都要吃亏。

当然，任何群体当中总有一些“特殊”的存在。

在监狱“加减分”这一管理制度下的犯人，也有一些可以对此毫不在乎的“特殊”的犯人，他们就是短刑犯，刑期在3年以下的那种。

一般情况下，每一名犯人在法院正式宣判自己的罪行和刑期之前，都会首先在看守所呆个一年半载等待法院宣判。因此，这类短刑犯被转到监狱后，往往都只剩下不到两年的刑期，而监狱从争取到减刑是两年一轮。所以，三年以下的短刑犯基本都没法获得减刑。

由此，不得不说“无欲则刚”这个成语用在他们身上再合适不过。没有减刑，分数对于这些人来说可有可无。同时，只要不在监狱再次触犯刑法，犯人的刑期就不会往上加。所以，他们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反正争着干活的人多得要死。

欠产了？没关系，扣分就是了。

监狱规定不允许串监，可他们就偏要串。被发现了怎么办？扣我分啊。

狱警上班他们就起床，狱警下班他们想干嘛就干嘛，看谁不顺眼就骂，遇上不服气的就打，反正监狱规定吵架打架各打五十大板，蓄意挑衅者扣的分数重点，还嘴还手的扣的轻点，我扣多少分我压根儿就不在乎，你扣的分数即便少一点，可你扣得起吗？完美诠释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嘴脸。

这就是差别、悬殊和苦难。

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家庭经济条件差、没文化、不会说话、刑期在3年以上，这些决定犯人会不会沦为“底层”的要素，很不幸地被刘建仁占全了。

更要命的是，刘建仁犯的还是“猥亵尸体罪”，这让其他犯人对他充满鄙视和歧视。他们实在无法想象一个活人怎么会有兴趣对着一具尸体干出那种事，因此对刘建仁的各种为难和孤立也就在所难免，甚至不乏有意欺负之举。

如同蹲在火坑里的刘建仁也就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能早点出狱，分数于他而言也就尤为珍贵。

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建仁面对老刘等人的态度自然就显得毕恭毕敬。

但老刘提起“李腼腆”这个绰号时，刘建仁却突然脸色一变：“这王八蛋，我就是被他害的。”

老刘一愣，随即就问：“他怎么害的你？”

“韩毅荣明明和‘李娘娘’说过，他会在第二天刘文丽的尸体被火化前，会再来‘见一见’刘文丽，所以问‘李娘娘’馆里几点上班，他如果一大早要去停尸房的话该找谁，还开玩笑说到时候会检查‘李娘娘’给他老婆化的妆到底行不行。”

刘文丽就是让刘建仁“猥亵尸体”东窗事发的那一名女死者，韩荣毅则是刘文丽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