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辞别吏治崎岖的父老乡亲，与仆人王安一路风尘仆仆来到燕京城。在家休息三日之后，便赴国史部担任国史编修官。燕京，地势形胜，是辽国五京中的南京，它始建于辽国皇帝耶律德光的会同元年。以前叫幽州，是燕云十六州的中心部位，距辽宋分界线白沟一百二十公里，其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其间，辽国在唐朝旧城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历经三年时间，周长三十六里，高三丈宽一丈五尺的城墙围起一座新城。它东有安东门、迎春门，南面有开阳门、丹凤门，西面有安西门、清晋门，北面有通天门、拱辰门。筑城之时，又从玉泉山引水出来，沟通城外泡子河、大榆河、潮河、白河等大大小小十几条水脉，形成丰沛的水资源。在城外，这水流是护城河，经西边暗渠注入城内，又自西向东成为天津河，连接起太液池、瑶池、西华潭、玉渊潭等湖泊，真个是碧水萦带，水汽纵横。修葺一新的燕京城越发显得雄峻高大，各个城门飞檐斗拱，在日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燕京城外，楼宇鳞次栉比，经济实体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出生命的力量。天下客商，熙来攘往，商品也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随着地区纷争不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女真部落首领完颜阿骨打因不满辽廷对女真人的歧视与残酷压榨，遂与各地区生女真熟女真达成统一战线，便揭竿而起，意图推翻辽国政权。公元1115年，阿骨打率众建立大金王朝。金国的建立，源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一说：辽国以镔铁为国号，取其坚，可是镔铁也有生锈变质的时候，而金则不然，烈火见真金，可见只有真金不变不坏。再说，金子色白正是完颜不属白号之姓，通过“白”这个共性，便在族姓与国号之间建起了文化属性上的密切联系。还有一种对国号“金”的含义进行解释：“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出于此，故名金源，新中国成立之号，盖取诸此。”
有学者进行了考辨，按出虎产金，故而为金发源地，是以金之国号取义按出虎水。当时，金太祖阿骨打带领将士们披坚执锐，一鼓作气拿下燕京城。曾经的辽朝国都，富丽堂皇的宫殿，缤纷如云的官员侍女，随着秦晋王耶律淳与萧太后人去楼空，不得不作鸟兽散。时过境迁，王若虚赴京从政，编修国史。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甫一上任，王若虚便召开国史部会议，由大学士元好问主持。王若虚站在台上，面对公差人员，扳着手指头，一一分析如何提纲挈领，如何相与论文，如何推广身体力行，躬耕田间地头，搜集颇有价值的珍贵资料。他环顾一下会场，严肃地说道：“编修国史，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大事件，容不得丝毫侥幸与麻痹，有一说一，是编修国史的基本要义，希望各位细心甄别一丝不苟。”
大学士元好问插话道：“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意志。”
任务布置下去以后，许多工作人员案牍劳形，蛛丝马迹也不放过，一个个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就这样，以前的疑问卷悬案等案牍，堆似山状，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告完工。在王若虚大力整顿下，金国国史部官员们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斐然成绩，深得金章宗的嘉奖。当初，金国文化以女真为主，随着其疆土的不断扩大。尤其在完颜阿骨打打败辽国，占领燕云十六州等汉民土地后，为了加强统治与统一，便采用肱骨之臣的建议，推广普及汉字与契丹文。即便如此，金国政权统治阶级对汉文化仍然保持一种矛盾心态，深怕自身民族特质消失。推行学习汉族人儒学、科举取士等政策，就好像一只斑斓猛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束缚，而失去野性似的。因此，金代统治者责令政府内必须倡导学习女真族的民族语言，禁止取用汉名政策等，主旨意在维护与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一旦政策有了松动，有了吸收外族文化的空间，便如空气般迅速地融合进来，其实如汤汤河水不可阻挡。到了海陵王时代，他的不足之处便是弑杀篡位，杀人如麻，为了巩固政权，他率众到燕京建都，与汉族人有了肌肤之亲。他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他身先士卒运用汉语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歌，并迅速得到传播。他在《书壁述怀》一诗中写道：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蛤蟆作混合。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诗句通俗易懂，诗意与他的人格魅力一样，充满壮志凌云，开天辟地之伟大情怀。海陵王另一代表作《鹊桥仙·待月》，文中写道：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捻断，星眸睁裂，唯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他的隐忍与振翅凛凛欲飞的神态，描写得淋漓尽致。海陵王作为完颜阿骨打孙子，作为金国第四代朝廷，他不遗余力，积极推广学习汉民族文化。在他的感召下，金国文坛相继出现了文学巨匠党怀英、赵秉文等国家栋梁之材。单说党怀英与辛弃疾，两位大才子在选择道路方面，却没有达成一致。党怀英劝辛弃疾：“宋室大厦已倾，帝王昏庸无能，不妨留下来迎接新政府的成立。”
党怀英推心置腹，比如宋徽宗，在治理国家方面是个门外汉，德不配位。可这个人在才学方面成绩卓著，他既是书法高手，又是丹青大咖。辛弃疾面对好友一番开导，不为所动，他坚持自己立场，从一而终。“人各有志，不能强挽。”
辛弃疾直言不讳，“党兄，一朝君子一朝臣，这朝不用那朝人，我希望你我一道服务于宋国社稷。”
双方各持成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党怀英闪着智慧的光芒，对辛弃疾说：“新生事物一定胜于腐朽旧世界，这就像大河之水一样，总是后浪推着前浪，前浪被拍在沙滩上。”
辛弃疾听到党怀英褒彼贬此，不由地心中火苗腾升起来，且渐渐炽热着。“党兄不该厚此薄彼，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后会有期！”
辛弃疾愤愤不平道。面对抉择，党辛二人背道而驰，即便在政治观点上相左，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可在文学创作上，二人依然珠联璧合不分伯仲。随后，党怀英问辛弃疾：“贤弟到了宋国你想做什么？”
辛弃疾掷地有声说：“我要参军作战，收复祖国失地，还我大好河山。”
接着辛弃疾反问党怀英：“党兄到了金国想做什么？”
党怀英一本正经道：“持文服务社稷，为黎民百姓营造一个祥和文明的新国家。”
二人分别的那一天，二人各骑一匹马，一匹是红鬃烈马，一匹是过隙白马。二人扼腕壮别，为了不同的目标，他俩各奔南北。一个南下直奔宋国京城临安，一个北上径驰金国燕京。党怀英 ，字世杰，号竹溪。故宋太尉党进十一代孙，冯翊人。父纯睦，泰安军录事参军，卒官，妻子不能归，因家焉。少颖悟，日诵千余言。与辛尚书弃疾少同舍属。师于亳州刘瞻，能诗文，时号"辛党"。大定十年，中进士第，调莒州军事判官，累除汝阴县令、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国史。党怀英能属文，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怀英诗文兼擅，尤长诗。性乐山水，诗文碑记不尚虚饰，因事遣词，通达流畅，平易自然，格调冲淡。著有《竹溪集》三十卷，惜久佚。怀英工书法，世称"独步金代"，尤爱玉箸篆书。泰和四年，书"泰和重宝"，铸于钱币之上，是为"金泰和"。是时，章宗初即位，好尚文辞，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谓宰臣曰:"翰林阙人如之何?"张汝霖奏曰:"郝俣能属文，宦业亦佳。"上曰:"近日制诏惟党怀英最善。"明昌元年，怀英再迁国子祭酒。二年，迁侍讲学士。三年，议开边防濠堑，怀英等十六人请罢其役，诏从之。迁翰林学士，摄中书侍郎。时增修曲阜宣圣庙，敕令:"党怀英撰碑文，朕将亲行释奠之礼。"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宁军节度使，为政宽简不严，而人自服化。三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久之，致仕。金国著名文学家赵秉文云:"公之文似欧阳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谢，奄有魏晋;篆籀入神，李阳冰之后，一人而已。古人各一艺，公独兼之，可谓全矣。"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为辛弃疾的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因而他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后来，叛徒张安国当街游行示众被砍头。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 。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就这样，在历史变迁更迭岁月里，在山东出现的两个不同凡响的历史人物，一个是金国文坛领袖，集文学家政治家于一身的党怀英，一个是宋国长短句大咖及智勇双全的辛稼轩。在儒学文化领域，颇有建树之意的著名学者莫若是赵秉文。赵秉文，字周臣，号闲闲居士，晚号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赵秉文博闻强识，才智卓尔不凡。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安塞主簿。历平定州刺史，为政宽简，自奉如寒士，未尝一日废书。他在关于儒家思想的一篇论文中阐释：“大中”是超越一切物质的形而上的精神，人应该通过修养使人的性情与“大中”相吻合。他是诗人，又是书法家，还是一位思想家。他比王若虚大了快二十岁，是金国文坛上的领军人物，与杨云翼共执文坛牛耳，时称“杨赵”。他一生著述颇丰，后起之秀元好问称他"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他为官清廉，累拜礼部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