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战国时代”在夏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一时期大规模战争已经成为常态。以江汉平原发掘的遗址为例，数十万公里的范围内考古发掘的1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遗址多达十数个，另外还有诸多5万平方米以下的小型聚落，这种人口密度也足以佐证，当时的人口是可以支撑起频繁的部落大战的。夏朝古鄂州之地的苗蛮各部落、部落联盟之间的征战由部落内部的青壮年男子负担，夏建立后，中原形成了统一的部落共同体，并出现了国家机构，因此专职战斗的队伍的建立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夏朝开国之战时，古鄂州之地的苗蛮与禹其所统领的军队为“济济有众”，并严厉告诫命令部属按照一定的作战位置努力战斗("左攻于左，右攻于右，御其马之正。")，并规定"用命，赏于祖"(认真执行战斗命令的，便在祖庙祭祀中给予奖赏）。对勇敢作战、执行命令的人给予奖励，反之则予以惩罚。《尚书·甘誓》记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足见当时已有强大的军队，且已经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了。由于夏朝时期的古鄂州之地的苗蛮处在阶级社会早期，生产力还不是很发达，因而当时的军队数量虽然都是以联盟制存在的，但人数也不是很多。例如，在和夏五世国王少康作战时，堂堂一国之主逃亡时，只有 500 部属。且在军事领导体制上也是以宗族为主的性质，由于血缘纽带的残留，当时的"族"的规模很大，这些古鄂州之地苗蛮时本家族族长外，同时又苗蛮贵族力量，他们往往凭借自己的雄厚人力、物力、自行组织军队，这就是族军，类似于后来所说的地方武装，他们分为其统治者自己的卫队式常备武装和兵民合一的民兵。这些人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战时按地域组成军队随王出征。军队的组织模式"寓兵于农"的特点，表现在军队的各级将领身上，就是"寓将于卿"，文武不分职。有史书记载，当时方圆十里称为一成，有耕地六十四井，可容纳五百七十六耕夫，战时可征召 500 人组成一“旅”的军队。意思就是说贵族官僚在平时管理庶务，战时即兴兵典戎。《尚书.甘誓》说："大战于甘，乃召六卿"中的"六卿"，即属此例。兵种也主要是步兵为主，步兵是最为传统的兵种，在战车出现以前作战方式也是以步战为主，但是到了后期出现了畜力战车和车战。作战中，兵车在前，徒兵紧随其后，即所谓"车驰、卒奔"。战车上一般乘坐甲士三人，《尚书.甘誓》："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意思战车上三人，左人执弓主射，右人执矛或戈，主刺，中间者负责御马驾车，并设有"车正"一职来管理，表明当时车的产量已有一定规模。至于每辆战车配置多少徒兵以随其后，则无从得知。同时伴随青铜器的出现，金属兵器也得以发明并广泛使用。这种作战方式较之单纯的徒兵作战，无疑战斗力大为提高，因而是一个进步。《司马法》中将古鄂州之地苗蛮的战车称为钩车，随着青铜冶铸的发展，戈、矛、镞、刀、戚（类似斧的一种兵器）、钺等杀伤性武器和消耗量大的远射程武器也开始用铜制作，也出现了皮制甲、胄(头盔）、盾等防护性护具。特别是到了孔甲时期，古鄂州之地的苗蛮军队的武器装备以远射程的弓矢和戈矛等长兵器为主。据今所见夏朝时期的铜镞有的和石、骨、蚌镞相似，如堰师二里头遗址出有扁叶形和断面梯形、三棱尖戈也是新型的兵器。目前从鄂州境内的古遗迹中考古发现的兵器最常见的是箭头，基本都是石镞、骨镞的型制很多，有柳叶形、扁圆形，而更多的是骸身作三棱、扁三棱、四棱或圆体三棱锋，多数磨制较精，棱角锋利，有短铤，以便插入箭杆，少数无铤扁三角形或燕尾形的，也多磨出侧刃。城址的出现，必然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结构达到深层次变化后的产物。在任何时候，修筑包括城垣在内的军事防御设施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段1000米周长的城垣，至少需要数万至数十万立方米不等的土石，修筑复杂军事防御设施的难度和所需动用的庞大人力、物力可想而知，这还不包括城垣外围的护城壕沟所需的土石体量。古鄂州之地的苗蛮距离我们今天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因为年代太久远加上史料的匮乏，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很多历史事件只能靠着古遗迹中文物凭空猜测。